探寻道德轨迹,传承诚信观念——近十年来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诚信观念研究综述

通过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诚信观念与儒学的价值观、新型的道德观、侠伦理以及因果报应思想等的联系,对近十年来学术界在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诚信观念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并提出了四个命题以作为对近十年来此领域研究的补充及今后研究的课题。

明代拟话本小说中的道教角色及其意义

以"三言"、"二拍"为杰出代表的明代拟话本小说,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人情世态与宗教信仰生活,但这种反映来自于其所包含的"现实因素",而并非是其题材与母题。"三言"、"二拍"以描画"尘世"为根本特性,因此其中的道教角色并不多见,并体现出非否定性、叙事功能性、仪式行为的强烈世俗性三个特点,生动展现了当时一般民众的宗教信仰生活实际,折射出中国传统社会一般信仰的核心以及十四世纪以降世俗道教的真正内涵。

中国古代女性贞节观解读——以明清拟话本小说中的贞节烈女形象为例

明清拟话本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贞节烈女形象,从这些形象,尤其是那些典型形象身上,可以透视出封建时代女性贞节观的性别特点及其对女性思想行为的支配作用。以明清拟话本小说中的贞节烈女形象为例,中国古代女性视角所理解的贞节观体现出了贞节是女人的"本分内事"、守贞具有双向性和贞节重于孝道、实利等特点。

史料搜集与中外文学观念碰撞下的文学史建构——论郑振铎宋元话本小说的研究范式

郑振铎对于宋代“小说”话本的篇目进行了梳理,认为现存的宋代“小说”话本有三十余篇;他最早对《京本通俗小说》的真伪提出了质疑,认为该书的结集可能在明代中叶,但是其作品是宋代的。对于元代刊印的《全相平话五种》,他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郑振铎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体现出史料搜集与文学史建构的统一。他的文学史建构,重视外来文化与民间文化对于文学的影响,重视插图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善于以诗化的语言描述作品的艺术风格。郑振铎的学术研究,体现出广博与专精的统一;他一生往来于京、沪两大文化中心,沟通了京沪两地的学术,团结了京沪两地的学者。

论明末救世心理对拟话本创作的影响

明朝末期,长久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受危机影响,当时的社会精英特别是文人们产生了强烈的救世心理。拟话本作家出于这种心理,非常强调小说的教化功能,注重在作品中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使拟话本创作在题材、形式、艺术水平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前期的"三言""二拍"等作品相比,思想、艺术水平都有所降低。

从“三言”看明代拟话本对人物形象的塑造

明代拟话本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较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传奇和宋元话本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情节的发展中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充分展开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描写和细腻精微的心理描写是其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形象从类型化典型到个性化典型的转变中,明代拟话本起到了推动作用。

晚明危机与白话短篇小说批判意识的增强

晚明时期,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各种弊端日益深重,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对此,许多知识分子在寻求救世良药的同时,也对造成危机的各种社会弊端、黑暗及不合理现象产生激愤痛恨的心理,从而增强了他们对现实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也表现在文学创作中,以《西湖二集》、《型世言》等为代表的晚明白话短篇小说在对最高统治者、下层官府、科举制度、社会世风等方面的批判上,较以往作品表现出鲜明而强烈的批判意识。

中国古代社会金钱势力对社会的冲击与影响——以“三言”“二拍”为中心

商贾力量的壮大以及金钱势力对社会的冲击是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主题之一。小说剖析了历史转折时期新的社会思潮对人们道德取向、价值取向以及审美情趣的影响,呈现了商贾力量的壮大以及金钱势力同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抗衡。这是历史转折时期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人们在道德的考验面前作出不同反应,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对此进行了主题鲜明的呈现。

《飞跎全传》词语选释

《飞跎全传》是根据清代说书艺人邹必显演说整理而成的一部白话小说,约四万余字。该书富有浓郁的口语色彩,保留了大量的扬州方言词汇,对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文章选取数例,略加考释。

“三言”中的茶文化略论

“三言”中虽然提及具体茶事的内容不多,但细究起来,里面包含了丰富的茶文化,而且能将传统的茶文化与小说叙事与人物塑造相结合,服务于作品整体的艺术性。“三言”中对茶文化的描写,推动了故事的发展,凸显了不同的人物形象,拓展了叙事空间。通过对“三言”中茶文化的研究,可以窥见冯梦龙在情节上的精心安排,让作品的内容更加独具一格。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寄生民歌的“吴地”色彩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的寄生民歌种类甚多,其分布也具有一定规律。总体说来,主要集中在南方,且以吴地民歌为多,这与作者大多为江南人,民众喜爱吴歌有关。小说中民歌的地域性,表现在地域语言及对地域事件、地域景观的描绘上,成为小说地域叙事的重要部分。地域个性不同,该地民歌的个性也就不同。吴歌爱言私情、喜讥刺与调侃,是吴越地域个性使然。小说家的吴地地域身份,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外地民歌的吴地化。

明代市民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白话短篇小说的编创视角

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加上王学左派一些"异端"思想的影响,市民阶层日益壮大、成熟,其主体意识有所觉醒,开始关注自我的生活,注重自我的表现;体现在文艺需求上,就是愿意看到表现他们生活、理想和趣味的东西,渴望在文艺中表达本阶层的意愿,求得自身话语的权利。明中叶以后大量出现的白话短篇小说正是顺应了市民的这一需求,将编创的视角投向了市民,表现出鲜明的市民性。

市民理想与晚明白话短篇小说的报应主题

明中叶以后,中国传统的因果报应因一定程度地适应了市民的需要而受到市民欢迎,并被注入了市民理想。这一时期的白话短篇小说也表现了这种具有市民特色的因果报应主题,即以现世报应为归宿,以自身利益为内容,以绝对公平为原则,以市民道德为准则。

“朝奉”的称呼与徽商的慕官情结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多以“朝奉”称呼徽商,这一对商人的称呼在其他地域是极少见的,体现了徽州商人特殊的文化心理,也是徽州文化延伸的一个标志。

明代拟话本中词的征引与创作——以“三言二拍”为中心

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明代拟话本小说中的词的征引与创作虽然还有诸多不成熟之处,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仍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的。拟话本小说创作中的叙述策略、明代文人的审美趣味和词学观念,以及文体之间互动的一些规律,诸如此类,都是我们从对拟话本小说中词体文学的研究中可以窥见的。

明清拟话本小说文人作者的“夹处”心态及其影响

自明末至清中叶,文人拟话本盛行一时,作者辈出。以群体的视角考察这些文人小说家,可以发现他们在身份认同、价值认同、日常生活体验等层面都面临着“夹处”的心态困境。这一困境又导致其自我认知的游移和不断进行的自我解释,从而产生了一种普遍的否定、主观与夸张的写作风格,背后则反映了文人小说家精神世界实际所处的焦虑。对其的相关辨析,有助于从新的角度理解文人作者对推动明清拟话本小说演变的意义。

从《卖油郎独占花魁》看明代拟话本小说的市井化倾向——兼与《李娃传》《人宿妓穷鬼诉嫖冤》文本的比较

以《卖油郎独占花魁》为代表的明代拟话本小说在人物选择、情节发展以及语言描写上较之同题材的唐传奇和清代拟话本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人物刻画贴近市井生活和民众心理;故事情节具有真实性并符合读者期待;市井俗言俗语的穿插更反映了市民阶层最真实的思想意识与生活状态,从而在世俗情态的描写中表现出独特的市井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