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夏曲传统制作工艺沿革探讨

该文对半夏曲传统制作工艺的沿革进行了探讨。宋代半夏曲的制作方法包括半夏姜汁制饼与制饼后发酵两种,以半夏姜汁制饼为主流。金元时沿袭宋代工艺,半夏曲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明代医家对半夏曲的炮制机理进行了阐发,认为“片则刀峻,曲则力柔。”明代李时珍对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混淆问题进行了澄清,韩懋的《韩氏医通》收载了5首半夏曲方,对半夏曲配方的扩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清代医家在继承《韩氏医通》半夏曲方的基础上,总结为韩飞霞制曲十法;当时的半夏曲与神曲的制作工艺相互影响。建国后,半夏曲的地方炮制经验深受清代影响,地方炮制规范逐渐趋同。该文同时对半夏曲炮制工艺中的“半夏”与“曲”孰重孰轻、半夏的前期处理、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概念区分、面粉用量与添加时机、神曲粉的加入、白矾在半夏曲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思考。

破与立:王若虚的唐宋诗观

金代为唐宋诗概念形成期,王若虚则是金代诗学由宗宋向宗唐转变的关键人物之一。“国朝文派”谋求金诗的自立,贞祐南渡后又进一步破除了诗坛的不良习气。王若虚立足于金代诗坛百年“破”“立”场中,肯定宋人之立,激烈批评江西诗派,以求破除金南渡后浮靡尖新的诗风。同时他超越北宋诗学传统,宗尚唐代,剥离黄庭坚与杜甫的师承关系,对宋人多有贬抑的白诗表露出强烈偏爱。无论是对宋诗贬中有褒的态度,还是开始有意识地宗唐抑宋,都表现出王若虚对金代诗风急需破弊除陋的超越意识。

“生生之理”与“一体之仁”——基于程颢生命智慧的研究

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者之一,程颢对“理”与“仁”的理解独具特色:“理”被赋予“生生”的内涵,挺立为“即活动即存有”的本体;“仁”与“生”关联,挺立为“万物一体”之仁体。在一本上下圆融的思想体系中,“理”“仁”皆为生生不已的道体,且关涉着生命存在的本然状态。“生生之理”造就了“生命延续体”,突破了个体生命之死生局限;“一体之仁”造就了“天地大身体”,超越了个体生命的私己之执。“理”与“仁”的融合为德性生命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乐感意识,接续了先秦儒家关注生命存在的文化慧命,呈现出纵横时间长河与生命广幅的充满爱与责任的生命图谱。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黄宏荃《英译宋代词选》中的“心译”法解析

作为一名被遮蔽的翻译家,黄宏荃的代表性译作《英译宋代词选》还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论文旨在探讨黄宏荃在《英译宋代词选》中提出的“心译”法,结合书中的大量译例,分析其具体表现,主要包括:(1)撰写导言与注释,为译文读者提供解读语境;(2)添加具体词汇,烘托原作的情感氛围;(3)充分利用英语形合特征,打造地道译文;(4)采用各种变通手段,译出原作的精神与韵味。黄宏荃的“心译”法对中国古典诗词以及整个文学翻译不无启发,译者唯有全身心地投入翻译,方能产出精品译文。

中国盛唐和日本奈良时代两国女性婚恋观比较研究——以《敦煌歌辞总编》和《万叶集》为例

中国封建王朝最为鼎盛的唐代,妇女拥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中国的邻邦日本当时正逐渐受到中国唐文化的影响,生活在日本奈良时代的妇女也拥有与唐朝较为相似的生活环境,但是女性地位却有所不同。该研究以中国盛唐时期和日本奈良时代两国社会的婚姻制度为背景,采用比较研究法与归纳总结法,通过对任中敏先生编著的《敦煌歌辞总编》和日本第一部和歌集《万叶集》进行对比释读,将其中有关妇女婚恋观的作品进行归纳和分析,剖析同一时期妇女对婚恋的态度以及在婚姻和社会中的地位,以期为研究该时期两国社会的婚恋状况以及女性的婚恋观提供新的视角。

亡灵忆往:唐宋传奇的一种历史观照方式(上)

亡灵忆往是唐宋传奇作家采取的一种独特的观照历史的叙事模式。真实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以鬼神的面貌出现,充当着历史当事人和讲述人的角色。通过生人和亡灵的对话,用零距离叙事切入历史,对历史作出评价和批判,探寻治乱之道,并展开历史抒情,表达伤时怀古的兴亡盛衰之感、身世家国之感。作家的历史目光主要投向乱世,投向妇女,尤其是后妃宫人等,表达了对她们的和王朝命运紧密相连的个人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怀。

亡灵忆往:唐宋传奇的一种历史观照方式(下)

亡灵忆往是唐宋传奇作家采取的一种独特的观照历史的叙事模式。真实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以鬼神的面貌出现,充当着历史当事人和讲述人的角色。通过生人和亡灵的对话,用零距离叙事切入历史,对历史作出评价和批判,探寻治乱之道,并展开历史抒情,表达伤时怀古的兴亡盛衰之感、身世家国之感。作家的历史目光主要投向乱世,投向妇女,尤其是后妃宫人等,表达了对她们的和王朝命运紧密相连的个人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怀。

论宋代士大夫贞淫观对妇女改嫁的影响及原因

宋代人的贞淫观较为宽泛,宋代士大夫身体力行反对妇女空守节义,宋代妇女改嫁极其普遍,涉及妇女各个阶层,宋代法律也允许妇女改嫁。另一方面理学家和统治者又极力想把封建枷锁套在妇女身上,反对妇女再嫁,但在当时实际上影响并不大。南宋以后直至元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贞节观的进一步提倡,妇女再嫁才成为可耻的事。

林希逸的佛教观

南宋末期理学名儒林希逸,在宋代士大夫参禅的背景下,与佛门缘分稠密,他既与多位僧人多层次往来,又热心佛事,大量引佛禅入诗文,思想上有深深的佛禅思想烙印。但是,他坚守艾轩学派第三代传人的身份,明确表示不崇信佛学,他将自己的思想根基明确定位为儒学。这种矛盾既体现了士大夫对平衡心理的诉求,也是对当时政治现实的超越。

宋代文人艺术新的形意观

宋代,作为精神领袖的宋代文人士大夫,引领了时代的文化艺术风尚。文人艺术摆脱前朝的思想束缚与审美观念,逐渐形成了新的形意观",得意忘形"的审美取向、诗书画"逸格"的品评以及逸笔戏墨的创作理念都是宋代文人士大夫创新思想的体现。随着高坐具的完备和文人士大夫雅玩之风的兴起,新的形意观给宋代工艺美术增添了新气象。

冯梦龙“情教”思想建构语境探微——兼谈其在先秦至晚明“情”、“理”关系认知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冯梦龙"情教"思想,有其产生的特殊语境。在探寻救世良方的普遍人文关怀中,冯梦龙既不同意"异端之学"的"欲人鳏旷以求清净",也不赞同宋明理学思潮的"从道理上做者"、"理为情之范"伦理实践观,同时也否定了"主情"文化思潮对"情"之非完满状态认识的不足。在冯梦龙看来,"生在而情在","情为理之维",只有以"情"为本,慎待人"情","情"、"理"兼容,才能最终实现救世的人文关怀。从先秦至晚明"情"、"理"关系认知发展过程来看,冯梦龙"情教"思想建构既体现了对久已断绝的重"情"文化精神的接续,对"理为情之范"伦理实践观的纠偏,对"情"之偏至发展的积极校正,也标志着秦汉以来长期分裂、二元对立的"情"、"理"关系认知,在新的时代情势下出现了融合的迹象。

论宋明理学的经学观

以己意说经,不受旧注疏的约束,这体现了宋明理学各派经学观的共性。在此基础上,程朱重视"由经穷理"、我注"四书",陆王强调以经书为吾心的注脚,但就形式与解经的目的即理学家的思想实质而言,理学各派均是把经学形式与性理学内涵相结合,说经的目的在于阐发自己的性理、心性之学,而不是为解经而解经。

诗史与命名:刘克庄“诗祖”论及其他

刘克庄是晚宋诗坛杰出的诗人和富有创见的诗论家。他运用诗作、诗话、诗选及序跋题记等形式,提出"诗祖""派家""家数"等一系列典范命名和诗学范畴,为宋诗的演进、宋代诗人的经典化作了重要的理论总结,形成自成体系的宋诗史观。与张戒《岁寒堂诗话》、严羽《沧浪诗话》扬唐抑宋的诗学倾向相比,刘克庄排除了狭隘的门户之见和"影响的焦虑",提出宋代文学全面超越唐人的论断,对两宋诗坛主要诗人、不同风格和派别给予全面而客观的品鉴、阐释、评价,表现了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自觉的"本朝"文学史观,凸显了当代视野。

从贞元士人财富观的变化看唐宋变革

唐宋文化的差异是中外学者的共识,但学界尚未对变革发生的大致时段和差异的具体表现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分析认为,唐宋变革在贞元时期比较明显。此期文人的创作透露出了诸多变革气息:1、义利不再是截然对立的两种价值;2、官商界限不再分明,新型的士商关系出现;3、写作成为重要的谋生手段等。这些现象均说明在贞元时期,"士"的构成、价值观念以及人生追求均与之前有比较大的差异而与宋代有许多相似。由此推论,唐宋变革在唐德宗贞元时期表现得比较突出。

试论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

宋代,伴随着商贾势力的壮大,以及士大夫“言利”异质文化思潮的兴起,士大夫的本末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仅对商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其价值视线已游离和摆脱了封建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冲破了君子耻于言利的精神堤防,纷纷投身于商贾行列。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和文人士大夫对农工商业社会功能与地位的认识发展过程,以及对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自觉适应。

《文苑英华》编者的乐府观

《文苑英华》所收录之20卷"乐府"与20卷"歌行"的实况,充分反映了李昉、宋白等人乐府认识观的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对乐府诗的编录与整理;二是认为"歌行"即新题乐府;三是既注重唐人的古乐府,更注重唐人的新乐府。这些认识,对于周紫芝《竹坡诗话》于"本朝乐府"的评价、郭茂倩《乐府诗集》于"新乐府辞"的收录等,均产生了不同程度之影响。

论朱程理学对宋代丝织工艺的影响

朱程理学不仅制约着宋人的思想与行为,它的核心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宋代丝织工艺的创作,使得宋代丝织艺术一改唐人的浪漫气质与诗意华章的美学追求,转而走上了文质彬彬的道路,强调的是一种典雅秀丽、理性文静的美。理学不仅影响了宋人着装观念的转变,而且也促进了宋代丝织工艺的改革与创新,比如缂丝、刺绣与织锦工艺等。宋代缂丝创新了掼戗、构戗、结戗、搭棱、子母经、长短戗、包心戗,以及参和戗等一些新技法。而刺绣工艺在宋代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亦能做到"格物致知"的艺术境界。

“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现代启示——重评朱熹的理欲观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人们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片面批判,给中国哲学史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今天我们重新研究朱熹的思想就会发现,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对于我们反腐倡廉、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膨胀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曾巩的历史观和史学思维初探

曾巩的史学思维从追慕尧、舜以来的“先王之德”、追寻“先贤之迹”开始,并与历史兴替、王统治乱、人心向背紧密结合在一起。他的历史观充满深厚的人文精神和通透的哲学思维。注重史德,是曾巩史学认知的基础;感慨“圣君之难得,士人之不易”,是曾巩史学思想中最令人难忘的千载之叹。

“两宋”婴戏文物的“体育活动”辨析

在传世文献中对"两宋"时期儿童体育活动描述和记载较少,但大量出土和传世文物却记录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儿童体育活动。主要有蹴鞠、捶丸、角力、骑竹马、放纸鸢、弈棋、垂钓等。在对"两宋"文物分类整理基础上,把儿童体育活动分为五个类别进行分析,并探讨了出现该现象的原因:"两宋"时期对儿童教育的重视;"两宋"时期体育活动空前繁荣;"两宋"时期体育活动的平民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