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盛唐和日本奈良时代两国女性婚恋观比较研究——以《敦煌歌辞总编》和《万叶集》为例

中国封建王朝最为鼎盛的唐代,妇女拥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中国的邻邦日本当时正逐渐受到中国唐文化的影响,生活在日本奈良时代的妇女也拥有与唐朝较为相似的生活环境,但是女性地位却有所不同。该研究以中国盛唐时期和日本奈良时代两国社会的婚姻制度为背景,采用比较研究法与归纳总结法,通过对任中敏先生编著的《敦煌歌辞总编》和日本第一部和歌集《万叶集》进行对比释读,将其中有关妇女婚恋观的作品进行归纳和分析,剖析同一时期妇女对婚恋的态度以及在婚姻和社会中的地位,以期为研究该时期两国社会的婚恋状况以及女性的婚恋观提供新的视角。

从南唐史到唐宋史:任爽先生“唐宋连续观”的研究与教学

先后任教于黑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辽宁大学的任爽先生作为唐宋史领域的知名学者,在唐宋礼制史、五代十国制度史、南唐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学界至今仍然参考的对象。同时,任爽先生常年指导研究生进行五代十国制度史和唐宋史研究,其中许多学生已经成长为唐宋史学界的中坚力量。在研究与教学的基础上,任爽先生不仅实现了从南唐史研究到唐宋史研究的跨越,更是提出了“唐宋连续观”这一历史认识理论。在这一理论下,唐宋时期社会制度的连续性得到强调,从而有别于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

治官·治民·治天下:《唐律》中的法律秩序观

法典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具体展现,法典内容与形制影响法律秩序观的建构,亦是“治理天下万民”概念的延伸。文章讨论《唐律》十二篇顺序展现的法律秩序观,分析其所呈现的国家统治理念。《唐律》各篇的顺序安排,可分为国家制度的运作、国力与国防安全、一般犯罪行为、司法审判四个层面,这除了体现皇权统治的轻重之分,也展现了唐代维护皇权与官民之治的特点。

唐宋时期敦煌社会的宗教消费观研究

唐宋时期敦煌社会的宗教氛围浓厚,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及本土道教盛行,社会民众的宗教消费是其消费活动的重要部分。依据敦煌遗书及石窟资料,可以看出唐宋时期敦煌社会宗教消费观兼具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强烈的世俗需求双重特征,其内在地整合了宗教与政治、经济、艺术的统一协调发展,而不同于中原地区宗教消费给社会带来的弊端。唐宋时期敦煌社会的宗教消费观研究,有助于古代敦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乃至军事领域的深入研究,亦助于拓展中国古代宗教社会史研究领域的维度。

论唐代百戏观演生态之发展

唐代百戏作为“俗”的艺术形式,相关资料的辑录并不完善,尤其是百戏观演生态之发展需详细考辨《全唐诗》、两唐书、敦煌文书等相关古籍,才可见这些散落在史料中的史证,探明盛世戏乐发展。就唐代百戏观演场所而言,可从空间活动上分为宫廷观演场所、宗教庙宇观演场所、市井商业观演场所等,其中运作呈现由皇室贵族垄断管制下移至市井参与的特点。基于此,融合百戏观演运作和唐时社会风貌,将观演场所流变和乐伎与活动管理模式作为整体辨析,旨在厘清百戏观演生态之发展。

政治困境与文治思想:论金末元初文学“宗唐”观

“宗唐”是元代重要的文学观念,其背后有着复杂的话语机制。北方士人“宗唐”各有目的。金末士人渴望复兴金朝,希冀通过“宗唐”复古的途径,吸收唐宋文脉所重视的“风雅”“仁义”的儒家思想,达到风上化下的文治目的,重建“小尧舜”之荣光。元好问作为金元之际的重要士人,前承其师赵秉文,后启元初士人。元氏为了延续中原文化,他围绕儒家之“诚”建构文学“宗唐”观,认为“唐”文学是儒家六经思想的后继者,唐以后之士人可通过文学“宗唐”往古追寻圣人精神思想。元初士人希冀于蒙元朝中建立起以传统儒家为主导思想的国家,推动蒙元文治建设,把“王道”等儒家思想作为“宗唐”观之内核,视文学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重要一环。

道教对唐朝正统史观与礼制的影响——也谈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

唐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深受道教的影响,在祭祀对象、祭品、祭祀地点三个方面都明显区别于其他时代的同类祭礼。祭祀对象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为开端,是用道教古史观重构中华正统脉络的历史起点,与道祖老子皇室始祖的身份相配合,共同彰显唐朝统治权的神圣性。祭品“洁诚”而不用传统的牲牢,采用了道教醮仪中的祭品要求。将“历代帝王肇迹之处”作为祭祀地点,与“自古得道升仙之处”相对应,是将先代帝王与道教神仙等同看待的结果。总之,在天宝年间崇奉道教的历史背景下,先代帝王祭礼集中体现了唐朝正统史观与国家礼制中的道教因素。

亡灵忆往:唐宋传奇的一种历史观照方式(下)

亡灵忆往是唐宋传奇作家采取的一种独特的观照历史的叙事模式。真实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以鬼神的面貌出现,充当着历史当事人和讲述人的角色。通过生人和亡灵的对话,用零距离叙事切入历史,对历史作出评价和批判,探寻治乱之道,并展开历史抒情,表达伤时怀古的兴亡盛衰之感、身世家国之感。作家的历史目光主要投向乱世,投向妇女,尤其是后妃宫人等,表达了对她们的和王朝命运紧密相连的个人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怀。

亡灵忆往:唐宋传奇的一种历史观照方式(上)

亡灵忆往是唐宋传奇作家采取的一种独特的观照历史的叙事模式。真实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以鬼神的面貌出现,充当着历史当事人和讲述人的角色。通过生人和亡灵的对话,用零距离叙事切入历史,对历史作出评价和批判,探寻治乱之道,并展开历史抒情,表达伤时怀古的兴亡盛衰之感、身世家国之感。作家的历史目光主要投向乱世,投向妇女,尤其是后妃宫人等,表达了对她们的和王朝命运紧密相连的个人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怀。

论唐代佛教的世俗化及对女性婚姻家庭观的影响

唐代佛教的世俗化是唐代佛教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佛教世俗化对唐代女性婚姻家庭观的形成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是择偶打破世俗门第观念,相信婚姻缔结乃系缘分;二是违背封建家庭伦理,死后不与丈夫合葬;三是出家为尼,不忘家庭责任,且与本家保持密切联系;四是居家事父母,以持戒祈福为行孝方式等。这些影响既含有增强唐代女性自主独立意识的积极方面;同时也存在着以"宿命论"制约女性正确认识外部世界能力的消极方面。

唐代人物审美观的嬗变及其文学观照

中晚唐以纤瘦为美,这与初盛唐以丰腴为美的审美观迥异。初盛唐的审美观源于唐初实行的"关中本位"政策以及胡风的影响。"武周革命"使"关中本位"政策土崩瓦解,安史之乱又使中唐士人开始"尊王攘夷",把矛头指向胡风,唐人审美观亦随之变迁。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文化日益突出,进士科所试诗歌依南朝齐梁体格,导致中晚唐人物审美观向南朝回归,以纤瘦为美之风兴起。这种审美观的嬗变在唐代文学中得到充分反映。

陈寅恪先生“胡化”、“汉化”说的启示

陈寅恪先生把胡化、汉化的问题视为中国中古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他抓住这一关键环节，解释了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胡化”、“汉化”说，是陈先生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中古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甚至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这一学说在５０年代曾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今天重新学习、研究他这一学说，吸取其精华，对于我们匡正形而上学。教条主义、浅薄浮躁的学风，尤有特别的意义。

说闻一多“诗唐”说

闻一多"诗唐"说的含义要从唐诗的创作、流布和欣赏以及诗人的社会地位等诸多环节去诠释。唐人创作诗歌,处于一种完全自觉、"不写诗,无以言"的状态。而唐诗的流布和欣赏则是社会化了的,在此基础上,诗人为全社会所拥戴。"诗唐"说有巨大的理论启示意义,其一就是促使我们重新评估晚唐诗。以"诗唐"的观点,初唐是诗歌由齐梁到唐的过渡期,盛唐是诗歌的全盛期,中唐是诗歌的中兴期,而晚唐则是"诗唐",即唐诗社会化的完成期。

唐代贵族妇女婚姻家庭观念研究

在唐代,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时期,唐代贵族妇女的地位相对提高。她们敢想敢 做,旷达不羁,向儒家礼教进行了大胆地冲击,昂扬地追求个性解放,婚姻家庭观念变得清新、率真而自然,其放达 程度在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极致。

从新见墓志挽歌看唐五代泽潞地区民间的生死观念

挽歌是古代丧葬礼仪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哀挽文学的一种特定体裁。近年来刻有挽歌的墓志全部发现于唐五代的泽潞地区,这些挽歌材料表现了当时的人们为了获得来世的幸福和永生,融合儒、道、释等各种观念形成朴素的生死信仰。同时,这种情况也和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唐代丧葬制度和礼仪习俗的变化息息相关。

独尊儒术与重继道统——汉、唐儒学文化观的个案比较研究

董仲舒和韩愈的儒学文化观具有不同的特色。董仲舒需要整合百家之学,而韩愈面对三教合流的历史趋势;董仲舒主张尊孔,韩愈提倡尊孟;董仲舒侧重于立道,而韩愈侧重道统的弘传;董仲舒重视天人关系,韩愈关注心性问题;董仲舒对汉代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韩愈与宋代理学亦有内在的思想连接。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汉、唐儒学的基本特征及其思想史意义。

唐代的家族、地域与国家认同——唐代“归葬”现象考察

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出现了较多的归葬现象:从唐帝国的边缘地区归葬于国家的中心长安、洛阳。唐代国家观念中的天下观与家国观,蕴含着地域观念和家族观念:地域上是对天下中心的王朝核心区的归属与认同,家族上以忠孝方式表达对家国的忠诚。这为分析唐代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理路。迁葬或归葬这种耗资巨大的行为仪式即唐代士大夫阶层朴素的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分析唐人的国家认同与唐代社会的互动,有助于吸取历史养分,理解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促进现代的国家认同。

白居易的科考及科举观

白居易是唐代科举制度的实践者、探索者,曾有过"十年之间,三登科第"的壮举,先后以进士科、书判拔萃科和制科登第。白居易于试前苦节备战,有的放矢针对试项拟制私试、自难自砺。他试前拟作的赋、判、策成为科场士子追捧的范本。白居易赞成踏实勤奋的应试态度而反对浮躁请托之风,并从惟才是举的观念出发要求打破常限,不拘身份延揽人才。因深知科场艰辛不易并秉持宽怀息事的态度,白居易对科场弊案中的参试举子及涉事考官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同情理解、体恤宽恕。

从贞元士人财富观的变化看唐宋变革

唐宋文化的差异是中外学者的共识,但学界尚未对变革发生的大致时段和差异的具体表现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分析认为,唐宋变革在贞元时期比较明显。此期文人的创作透露出了诸多变革气息:1、义利不再是截然对立的两种价值;2、官商界限不再分明,新型的士商关系出现;3、写作成为重要的谋生手段等。这些现象均说明在贞元时期,"士"的构成、价值观念以及人生追求均与之前有比较大的差异而与宋代有许多相似。由此推论,唐宋变革在唐德宗贞元时期表现得比较突出。

论唐代“女主”现象的终结

初盛唐胡风盛行,传统礼乐制度遭到破坏,由此带来女性地位的大幅提升,"武周革命"更是将女性地位推向巅峰。中唐时期,代表传统礼法的山东士族全面崛起。出自山东士族的妇女多守礼法,她们讲孝道、守贞节、重母仪,对唐代皇室和民间妇女观带来重要的影响,是武周时期"女主"现象得以终结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