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宗族关系现状及其原因分析——湖北省黄陂县平峰村宗族关系现状调查

通过对平峰村宗族关系状况的调查发现,宗族状况因经济、政治、历史等原因而表现出较强的地区差异。平峰村宗族关系纽带日渐松散,但宗族观念在村民日常生活中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解读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家族现象,必须客观地分析其正面和负面的作用,并加以合理地疏导,进而平稳地实现心理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的转变与更新,以适应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要求。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生村庄秩序

在中国传统社会,为解决大国家与弱国家条件下的乡村社会秩序问题,国家借重两种力量,一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私的力量,一是以宗族为基础的带有半公性质的力量。较小的家庭规模,无法解决传统农业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秩序。传统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自治,是以相对自主的地方性规范及相对自主的地方自治组织的强有力存在为前提的。这构成了我们继续讨论传统中国农民行动逻辑的基础。

农村宗族与村民选举的关系分析——对赣、晋两省56个村选举的跟踪观察和研究

作为对村选举状况的跟踪调查,本文分析表明,与首次村民直选相比,第二次村民直选的质量并没有提升,相反在江西两县还有下降。其中,既有选举程序与规则安排的影响,也有自治绩效和宏观体制等因素的影响。这表明,村民选举的质量并不一定会随着届期而直线上升,基层民主建设需要长期的艰苦努力。此外,选举对宗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族际关系的变化。宗族在选举中的影响依然常见,但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选民投票的宗族取向。不过,与影响选举的其他组织因素相比,宗族因素依然微不足道,并未成为足以左右选举的主要因素,其影响的性质既有正面性也有负面性。

宗族在村治权力分配与运行中的影响分析

在 1 999年直选前 ,村干部的选任虽然通过乡政“任命”或“指选”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完成 ,但还有另一只“看不见的脚”在起作用 :宗族通过实力原则、裙带传承、亲缘网络等方式影响村治权力的分配。由于宗族背景的不同 ,村干部所享有的权力分量及其工作方式与方法也受到影响。因此 ,宗族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基础性权力资源 ,它正在以新的机制和方式影响着村治权力的分配与运行 。

湘南宗族性村落的面子观

生儿子、给儿子建房子以及为儿子娶媳妇,是主导湘南宗族性村落社会生活和其他各个层面的中心面子,其他的面子因它而获得意义和价值。对中心面子的竞争与维护不仅是为了个人、家庭乃至家族当下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宗族性村落人们的“历史感”与“当地感”,它要回应的是整个家庭、家族或宗族的历史和未来,一个成年男子及其家庭一生都在为着这个三位一体的面子观而折腾。

宁都县石上村“割鸡、担灯”民俗研究

宁都县石上镇石上村人创造并保存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割鸡、担灯”。这一活动至今已经流传几百年,其历史内涵十分丰富。它的形成和延续是强烈的宗族延续观念、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传统习俗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浅论土家族宗族村社制在生态维护中的价值

宗族村社制是土家族社区传统的社区组织,宗族村社制中的族规家训和习惯法,不仅维护土家族宗族社区内的稳定,而且在生态环境维护和生态灾变的救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其加以调适利用,就能更好地维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从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宗族、信仰与老年人状况——湘南宗族性村落老年人调查

湘南宗族性村落因为传统的宗族观念和宗族认同还比较强烈,老年人作为传统的纽带和象征仍然受到普遍的尊重,社会地位、威望较高,物质生活和精神寄托相对充裕。但同时,宗族内部的生死观念、信仰、理念及与此相关的村落伦理却又排斥部分老年人,致使他们处于村落社会的最底层,过着卑微、孤楚的生活。

宗族、宗教与乡村社会治理——基于广西桂林市草坪回族乡潜经村的个案考察

广西桂林市草坪回族乡潜经村居民半数以上为回族,同属清初迁入的白氏祖先后裔。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潜经村的白氏回族形成了自己的宗法制度,修建了宗祠,制定了宗约,并由最初的4个宗支发展到如今的12个宗支。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改造,潜经村白氏回族的宗法制度和宗教信仰历经冲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在地方精英的努力下,潜经村的宗教信仰逐步得到复兴,具有庞大势力的白氏宗族也在村庄事务中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潜经村的个案说明,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中,既要了解宗族、宗教等传统文化因素在乡村社会治理的功能和作用,也要注意化解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引导其与社会发展的潮流相适应。

家父长与氏族:韦伯“传统型支配”概念的分析与批评

韦伯的“传统型支配”概念是以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核心研究对象“印欧人的家父长制度”为经验基础的。韦伯和所有的社会学家一样承认世界上存在各种类型的亲属制度,但只有印欧人的家父长制度才将亲属制度和法权结合在一起,成为更大规模的政治结构的法权基础。“传统型支配”的另外一个经验基础是作为军事组织的氏族制度与防卫共同体,其中氏族制度是家父长制度之外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基本单位。韦伯认为领主制即起源于氏族长分配土地的权力。在西方之外没有家父长制度的文明当中,氏族及领主制度成为国家法的基础。由此,中国是韦伯眼中最为典型的氏族国家,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家产制帝国。

民族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唯物史观的贡献——以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研究为例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主要建立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基础之上,缺少对西方以外的社会,即东方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原始社会的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民族学学者们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通过对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社会,特别是有关原始公社制和原始社会末期发展阶段以及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清代河南西北部地方事务中的国家、村落和宗族

本文利用多年田野调查资料,通过对清代河南西北部怀庆府一带的村落组织、地方政府、宗族在赋税征解和差役应付、灌溉水利、地方治安、民间信仰等地方事务中角色表现的研究指出,村落组织、地方政府在清代地方事务中发挥着经常性和主导性的作用,而血缘性的宗族力量只是配角和补充。

浙江畲族宗法制度初探

浙江畲族宗法制度独具特色,表现为畲族妇女在宗族、家庭中的地位较高,畲族家法族规以训诫为主、惩罚为辅,畲族婚姻礼仪中保留了古代婚俗的特点。它既存在着维持畲族的生存和繁衍,维护畲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畲族经济发展,有利于畲族村民自治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消极的作用。

村治变迁中的宗族命运——以普宁南阳山区的四个村庄为例

对于当前宗族的影响力状况, 学术界有“复兴”论和“衰落”论两种不同看法。对南阳山区四个村庄的调查情况显示, 该地区的宗族认同感尚存并能发挥一定的凝聚功能, 但其影响力极其有限。所谓的宗族的“复兴”应该只是物质层面的宗族即宗族形式的复兴, “衰落”却是精神层面的宗族即宗族内核的衰落。

乡村宗族道德权威的治理影响：一项修谱案例研究

宗族信仰传统作为一种治理秩序,长期以来在乡土社会里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以宗族精英的道德实践为联结宗族信仰与治理权力之间的中介桥梁,结合对华南山区的一个乡村宗族修谱事件的分析,讨论这一内在于宗族修谱传统中的道德信仰实践在当今乡村社会具体情境下的公共治理意义。认为由于现实中传统宗族精英难以同代表正式权力的村干部之间建立一种权力分享与治理沟通的制度性联结机制,从而影响宗族道德权威治理价值的发挥。

浙江畲族宗法制度研究

浙江畲族宗法制度表现为宗族家族的组织结构、宗法性婚姻形态、宗法性的继承制度,具有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族规以训诫为主、惩罚为辅,婚姻礼仪中保留着古代婚俗等特点。文章认为,畲族宗法制度维护了畲族的生存和繁衍,增强了本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本民族地区的村民自治。

关于中日“自治传统”的比较分析

近代中日两国在实行地方自治前,都存在着一定的“自治传统。”这种传统在日本曰村落共同体,在中国曰宗族自治、乡绅自治。但是虽然同为“自治”,实际上有着很大差别。这种差别也可谓是导致两国实行近代地方自治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对中日“自治传统”在地方公选议会、地方公共财政的运营和地方公共团体法人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总结出中日“自治传统”具有的不同的特质。

风土组织与形制修复——风土组织文化视角下历史村镇建筑保护实践策略解析

以"风土组织——空间形制"合一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村镇建筑保护策略的各个流程。通过对以宗法制度为核心要素的血缘性组织、以自然地理环境为主导限定的地缘性组织、以行俗文化为主体特征的业缘性组织下的历史建筑保护实践的考察,强调贯穿于历史村镇建筑保护流程中的"形制修复"概念,同时探讨不同风土组织文化作用下历史村镇建筑保护策略的差异性,并指出历史村镇建筑保护策略的普适性只存在于特定风土组织文化之中。

人类学视野中山东省巨野县前王庄民居营造

为了探究前王庄民居的实质营造特征,即影响其位置和形状,材料和构造,结构和工艺的要素,课题组运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建筑学的测绘方法对该村的自然,社会、建筑状况进行研究。在梳理工匠、屋主口述资料和典型院落测绘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民居术语的梳理,总结了典型院落在营造方法和日常、庆典时期的用法,最后将营造规律和建筑遗存进行比对。结论:从聚落视角看:院落布局受出路方向和基地大小限定,北屋、西屋、南屋均可为主房,以北屋为主房最常见。从社会视角看:院落空间组织是以宗庙为本位,即主导空间是由轴线上的明间、院落和过道等组成的仪式空间,而辅助空间是由位于边缘和填充位置的卧室、厨房、贮藏、厕所等组成的生活空间。营造上,有定性不定量特征。从个体角度看:人体尺度及由其延伸出的家具尺度和营造尺是影响民居空间的重要因素。

广西侗族聚落的创新探索

现在许多原生态的聚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城乡风貌日渐趋同,传统的地域个性逐渐淡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镇化的特色。该文通过探索广西侗族聚落的文化内涵和技术本质,旨在推动侗族聚落的保护、发展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