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The Greatest Truth of War

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is a classic in American literature, which exert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war novels afterwards. Inthis novel, instead of depicting war as something heroic or glorious, Stephen Crane describe the war in an alarming way, thus uncoveringthe truth of war and highlighting its anti-war theme.

文化回译视角下抗战文学汉译研究——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例

文化回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现象,旨在将用A国语言描写B国文化的跨国文学作品译为B国语言并使其回归B国文化。从文化回译视角出发,综合运用文献法、归纳法、案例分析法来研究《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汉译本,根据谭载喜提出的“还原式”和“建构/重构式”文化回译理论,归纳并阐释回译本中涉及专有名词、专业术语、文化负载词的语言回译和涉及信息缺失表达、解释性表达、误读表达的文化回译所采取的翻译方法与策略,以期指导抗战文学的回译实践,推动中国“红色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

抗战时期新疆学院传承红色基因铸魂育人的实践探析

抗战时期,由于主政新疆的盛世才实行亲苏联共政策,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邀请共产党人来新疆协助工作,为新疆学院传承红色基因铸魂育人实践提供了可能。新疆学院传承红色基因铸魂育人实践在俞秀松任院长期间开启序幕,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发展,随后在林基路主持院务工作期间得以深化,又在杜重远任院长期间进一步完善,经历了一个从开启序幕到深化完善的递进式发展过程。抗战时期的新疆学院经过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不懈奋斗,在建设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持续探寻红色育人理念、丰富红色育人内容和创新红色育人方法,积极宣传马列主义、传播先进文化和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开创了新疆学院马列主义传播新局面,谱写了新疆学院传承红色基因铸魂育人的辉煌实践篇章,为培养新疆各民族爱国进步青年、推动新疆社会启蒙和加强新疆各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代韩国学者论朝鲜时代的苏轼传播与接受

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朝鲜时代历时五百余年(1392-1910)。当代韩国学者在本土发表的论朝鲜时代苏轼传播与接受的论著,主要涉及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轼的接受、朝鲜时代《赤壁赋》的接受与“赤壁船游”研究、朝鲜时代的苏轼著述版本考证几个方面。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轼的接受研究,发轫于1964年,2010年以降形成高潮。其中,曹圭百和柳素真分别着眼于文人群体和文人个体的苏轼接受,贡献尤为突出。对于《赤壁赋》接受以及“赤壁船游”的研究,始于1975年,2010年以来渐入佳境,因“赤壁船游”而产生的一些重要的唱和诗文集,如《壬戌泛月录》《蚕头录》等,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韩国现存的苏轼作品集为数不少,大部分为朝鲜时代刊印,或直接从明清两朝引进。1985年以来,零零星星地出现了一些版本介绍或文献考证的论文;2009年后,成果数量有较大增长,但始终未能形成较大规模,研究主题也较为分散。

《蚕头录》与朝鲜时代的“赤壁船游”

苏轼对朝鲜半岛文坛的影响极为深远,其《赤壁赋》更是广为流传,备受朝鲜文人喜爱。朝鲜中期文人朴訚、李荇、南衮重新演绎了苏轼赤壁船游的场景,并将当时唱和的诗作汇集成《蚕头录》一书。他们仿效苏轼赤壁船游的目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苏轼进行跨越时空的心灵交流以排解心中的困扰,二是通过诗歌创作与同道展开文学交流。《蚕头录》的结集问世,不仅推进了赤壁船游在朝鲜时代文人中的普及,还将原本可能散落的作品保存至今,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珍贵的史料价值。

“我辈复登临”:吴门赤壁登临图的叙事反叛及其意义世界

吴门画派的赤壁登临图不仅呼应着苏轼的《后赤壁赋》书写,而且触通着自魏晋以来绵延不绝的登临文化传统。不同于此前受乔仲常、文徵明形塑的图像叙事方式,朱朗、钱榖、蒋乾、文嘉、张瑞图、吴士冠等人的赤壁登临图探索了“环形空间叙事”的新范式,并非前人认定的僵化与衰落;其图像表现,亦非对行旅经验的直接搬摹,而是来自对生命本质状态的体认。在艺术史与艺术哲学的双重视野中,本文重估此前未受重视的吴门赤壁登临图,以期阐明其图像来源、叙事创新及体现着中国文化之延续性的人文意识。

变异、虚空与元图像:关于雅克·林纳德静物画所绘“东坡游赤壁”纹青花瓷碗的阐释

17世纪的法国画家雅克·林纳德在其跨越十三年的三幅静物画中,反复表现了一种或一只产自中国景德镇的“东坡游赤壁”纹青花瓷碗,使之成为其所绘“五感”或“虚空”主题静物画中的象征符号。因为中西方文化艺术的差异,雅克·林纳德静物画中的青花瓷碗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功能错位;“东坡游赤壁”主题的文字纹则变异为无实际意义的点线组合符号纹;而图像纹除了表现内容的变异,还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寓意。另一方面,这种变异也使“东坡游赤壁”图摆脱了苏轼“赤壁”二赋或改编故事的束缚,以纯粹的“图像”身份独立呈现。雅克·林纳德的三幅静物画尤其是《中国瓷器与鲜花》,因此也展示出更加明显的“元图像”或“元绘画”的特征。

17-18世纪中国赤壁赋瓷图像的欧洲传播与变异

明代中晚期出现一类绘东坡夜游赤壁图像并题写长篇《赤壁赋》文字的日用瓷,这类为本土市场烧制的瓷器进入了外销欧洲及世界各地的商品序列。本文将赤壁赋瓷及其图像置于跨文化交流语境中,结合存世器物、书籍插图、考古报告、收藏机构著录等,讨论17—18世纪赤壁赋瓷图像传播与变异的路径,尤其关注这些传播与变异发生的历史语境,并揭示文化交流的想象与误读。

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歌曲及其传播特征

考察红色歌曲研究领域的既有成果可以得出,学界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歌曲及其传播特征还较少关注,而特定时期音乐艺术成果的传播及其价值是当代创新发展音乐艺术的重要借鉴和参考。因此,基于抗战时期红色歌曲的产生背景和音乐艺术成果,阐述分析此一时期红色歌曲的主要成果及其庄严的政治主题,从思想和艺术方面,总结揭示了抗战时期红歌传播所体现出的吹起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集结号角、擂响全民同仇敌忾走向杀敌前线的战鼓、成为全民抗战的战略指导、造就中国近现代音乐艺术珍品等意义。与此同时,归纳概括了这一历史时期红色歌曲传播过程中所体现的即时性、阶段性、普及性,以及演唱形式多样和持久性等传播特征。

从中观学看《前赤壁赋》中的苏轼哲学思想

《前赤壁赋》中既流转着庄子哲学逍遥任纵,也蕴含着儒家思想,更有佛学旨趣显现。作为赋文核心也是转捩点的“水月譬喻”则渗透着大乘佛学义理,揭示出苏轼对中观般若的内化与运用;其背后思想符应着僧肇的“物不迁论”,在即动而求静的中观思维观照下,苏轼通二为一以“不变”超脱“无常”;在苏轼的哲学体系中,他以中道空观的哲学思维调和儒、道两家,展现出“吾生如寄”的审美人生态度与旷达豁然的生命哲学。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服饰及其价值谱系

红军服饰作为革命文物镌刻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其历史沿革记录着人民军队苦难辉煌的建军之路。基于红色文物、口述史及文献的角度,追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服饰的质料、款式、色彩、装饰,分析其形制特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战士经历了从有什么穿什么到换装制式服饰的过程,红军制式服饰诞生前以红领巾和红袖章寓意红色的队伍,制式的红军服饰以红五角星和红领章为最显著标志。红军服饰筹措渠道多元化,从而造成款式、面料、色彩上的多样性,难以做到服饰形制上完全统一。苏区物质供应困难,粗布中山装、红领章、红五星、八角帽、绑腿、草布鞋、斗笠、牛皮带构成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形象的时代痕迹,其展现了红军官兵艰苦奋斗、同甘共苦的精神风貌。严谨地还原红军制式服饰装备和人民军队初创时的服饰审美,规避文化宣传中对其形制的误导。从服饰象征意义出发,分析红军服饰延展的内涵价值,建构人民军队军服的红色价值谱系,弘扬红色革命文化。

《晋察冀画刊》与解放区红色影像风格的形成

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解放区出版的《晋察冀画刊》是确立中国共产党红色影像风格的重要画报。从题材来看,画刊面向连队,围绕战争展开报道;从英雄人物的报道来看,画刊大量采用肖像或合影形式;从影像风格来看,在解放战争的政治背景下,画刊中大量出现的“模式照片”已经固化为模式化影像风格,成为红色影像风格的重要特征。

抗美援朝档案资源叙事化开发研究——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

档案叙事是档案资源开发的创新形式,顺应了讲好红色故事、赓续红色血脉的时代潮流。将叙事理论融入抗美援朝档案资源开发,能够增强国家认同感、构建抗美援朝记忆、传承抗美援朝精神。文章从叙事视角、叙事内容、叙事方式、叙事结构四个方面出发,探讨抗美援朝档案叙事化开发的维度,进而提出优化叙事成果、利用多元媒介传播成果、将叙事成果应用于课程思政建设的开发路径,以期为抗美援朝档案学术研究以及红色档案资源开发提供借鉴。

国家翻译实践视阈下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再考察

国家翻译实践是国家意志外显为国家话语行为的实现形式。文章引入“国家翻译实践”的研究视阈,从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的必要性、翻译主体、实践属性与制度化沿革等方面对延安翻译活动作再考察,探寻在其中萌生发展的国家翻译实践形式,发现延安翻译活动的主体是“高-中-低”三位一体的延安政权、翻译机构与个体译者的复合体,其翻译活动表现了延安政权抗日救国的意志,在思想政治与意识形态、军事作战、内外宣传、军事外交与统一战线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国家翻译实践的视阈下再考察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可为展示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拓展中国话语空间以及建构中国国家话语体系提供借鉴。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在常德地区的慈善救护

中国红十字会是抗战时期战地救护的一支重要力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红十字会及其组建的救护总队在常德地区转运与救治了大量伤病兵员,并积极开展疫病防治,协助防控鼠疫蔓延。常德会战期间,其第6、第9大队又配合作战部队需要,调配相关区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战地救护。中国红十字会在常德地区开展的这些慈善救护,有力地保障了中国军队的后援补给,为赢得湖南战场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迪化文化书店:抗战时期新疆的红色出版中心

迪化文化书店是抗战时期由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筹建的具有一定知名度和规模的书刊发行机构,它秉承着“供应全疆精神食粮,为新疆文化教育提供教材和书籍”的职责,在宣传马列主义、传播先进文化、提高各民族素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文章从红色出版的视角对文化书店的出版发行活动进行梳理,分析它在经营策略和出版活动上的得失,总结它在传播先进思想、唤醒民族觉醒的经验,思考迪化文化书店的成功文化传播经验对于当代思想文化建设的启发。

红色博物馆的时空叙事与记忆场域建构——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为例

红色博物馆作为储存红色记忆的场所和载体,在红色价值传播的过程中具备重要意义,但红色博物馆作为“记忆之场”的建构路径尚待探究。文章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为研究案例,运用叙事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对淞沪抗战纪念馆的文本、场景的时空叙事以及观众发表的线上游记文本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认为,该纪念馆的物理场域由历史性叙事、创伤性叙事、成就性叙事和反思性叙事4种不同叙事类型构成,在场景时空中依据特定的逻辑进行划分、排列,同时采用多元叙事视角与隐含作者身份进行立场表达与价值生产。游客通过认知记忆、体验记忆以及重构记忆将其精神世界嵌入该红色记忆场域中,成为心理场建构的核心要素。该研究建构了红色博物馆记忆场域的概念模型,认为红色博物馆是一个建立在社会价值理念之上,以时空叙事为核心的物理场域以及以观众为主体的精神世界共同建构而成的心-物交织的场域空间。研究对红色博物馆的发展提出了管理启示,认为红色博物馆应同时注重文本与场景的时空叙事,关注游客对叙事表征的接收内化过程,强调游客的在场体验质量。

中国传统艺术主题的跨媒介属性及其哲学基础

跨媒介的中国传统艺术主题具有多样与稳定的特征,这意味着媒介形式差异与审美经验共通性之间存在“异”与“同”的张力。“艺格敷词”的意涵生成史为认识该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也暴露出西方思潮中媒介属性的固化与艺术门类分立的弊端。而“诗画一律”说使不同门类与媒介之间建立起了本质的联系,强调了人类感知经验的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这种认识有其哲学渊源。经过王弼的阐发,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将最高的审美理想赋予了艺术主题,媒介作为工具与手段有其明晰通路,即由“象”达“意”,从而引发了中国艺术批评史的广泛回应。知性的悬置超越了媒介的壁垒,为当代的媒介神话提供了反思的立场。

追寻不变者:苏轼气论与《赤壁赋》新解

苏轼《赤壁赋》提出两层说法,化解人生苦短之叹:一是万物流变中,自有不变者恒久存在;二是风声月色,足供我辈领受。这两层一脉衔接,均基于苏轼的气论而来。苏轼的气论糅合三教资源,时参己意。他所谓不变者,指作为万物质料的气;所谓声色,属于万物形之精华。前说出自《庄子》外、杂篇,后说则从佛教“六尘”概念转出。气不可见,在现象世界,形之精华最接近本体。唯有迈入君子境界,渐近自然状态方能领取。《赤壁赋》的宗旨,即在写出此一境界。

红崖天书瞿鸿锡摹本考释——明初建文帝祭祀靖难之役惨死忠良的罪己密诏与京观

贵州安顺地区的红崖天书,誉称“黔中第一奇迹”,为中国未解的神秘文字。综合明初建文帝逊国历史记载和清末瞿鸿锡摹本天书内容,经系统考证,瞿鸿锡摹本红崖天书系靖难之役后,逊位流亡的建文帝尝闻“金陵诸臣惨死事”,喟叹自己“获罪于神明”,于丙戌年(1406)在红崖山上以文字再造、字体混搭等隐秘手法书就“罪己密诏”,祭祀遭受“株十族”“瓜蔓抄”等极刑而死无葬身之地的“金陵惨死诸臣”。天书向西而立,和周围的山丘一起形成建文帝祭祀驾鹤西去惨死忠良的“京观”(纪念碑)和“京丘”(陵墓)。红崖天书的解密,展示了中国文字和书法字体的丰富发展历程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以文字铁证揭秘了明史第一悬案“建文帝下落谜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