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一次宋夏战争时期宋朝的治安

第一次宋夏战争时期,随着战争的失利,宋朝的治安问题比较严重,民众赋役加重,地方兵力空虚和治安系统瘫痪。战事有所缓和后,朝廷采取增兵备盗、恢复重法和宽猛相济的措施来稳定治安。面对非常时期的国家治理难题,宋朝较好地平衡了战争与治安之间的关系,社会治安也渐趋稳定。

正统观念与宋夏和战

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最早起源于远古中原诸夏与四夷的华夷之辨,其内涵主要包括民族正统、政治正统、文化正统,这种内涵反映到史学上则产生了历史正统理论,主要包括华夏之争、大一统思想及五德终始说。宋代君臣的正统观念与西夏李氏政权的正统观念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宋夏关系。宋夏长达148年的抗衡和战争,与正统问题的处理息息相关。宋夏和战是彼此力量消长的结果,双方政治精英的思想观点也起了很大作用。

气候变化对宋夏战事的影响述论

根据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成果,利用石笋、孢粉、树轮记录对唐宋时期西北中东部气温序列进行了重建,并从横向和纵向分析了气候变化与战事的关系,同时对北宋时期气候冷暖变化和水旱灾害指数变动与宋夏战事的关联性进行了探讨,推论出宋夏战事与气温波动存在负相关关系,与水旱灾害次数和水旱指数呈正相关关系。

宋夏战争中的乡兵与堡寨

在宋夏战争史上,北宋政府为了对付西夏军队的寇掠,除了在西北沿边地区部署大量正规军外,还积极招募弓箭手、蕃兵等乡兵部队配合禁军戍防和作战。自仁宗朝始,北宋政府在西北地区大量修筑堡寨,以构建防御西夏的军事屏障。在此过程中,乡兵和堡寨的紧密结合,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北宋防御西夏的能力,并逐步扭转了长期对西夏战争的不利局面。

争霸战争中的和平运动——析春秋时期宋国主持的“弭兵”之盟

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也加剧了各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对此,饱受战争之苦的弱小国家竭力反对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宋国发起和主持了以“弭兵”为口号的和平运动。争霸战争和弭兵运动都对春秋时期的变局产生了很大影响,是推动春秋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而“弭兵”运动的促成,也反映了宋国作为弱小国家在春秋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宋国外交的巨大胜利。

定戎寨盐池与宋夏战争——兼论盐文化

食盐历来与政治和战争关系密切。宁夏海原县干盐池池盐,是汉唐时期著名的河池,宋元时期的定戎堡盐池。明代干盐池之名已约定俗成,政府在这里设有负责管理盐仓的"仓官"。宋夏之间的战争冲突在百余年间时停时起,除了其中的政治与军事等主要原因外,盐池的争夺是宋朝与西夏边界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池盐生产规模很大。金国占据西安州后,将盐池赐还给西夏,西夏人非常重视经营这里的池盐。从文化意义上看,丝绸之路穿越千年古道,与盐池同样有着密切关系,除了地理意义上的多元价值外,依赖于这里盛产的食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论北宋华池寨地望及其功能

华池寨位于今甘肃省华池县林镇乡东华池村一带,是北宋西北沿边堡寨中地位特殊的一座堡寨。它是利用市镇所改建的一座堡寨,并且紧邻同名的一座市镇——华池镇。华池寨处于环庆路防线的最南端,甚至北宋西北防线的最南端,是环庆路整体防御体系甚至西北五路整体防御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堡寨,同时也起到了为前线转运物资的作用。

和战分途:南宋初年的政治转向——以孝宗朝政策迁移为线索

南宋伊始,宋金和战问题就一直是困扰着南宋政权的时代命题。绍兴十二年缔结的宋金和议,并没有成为维系宋金长久稳定关系的基础。绍兴三十一年,金人单方面撕毁协约南侵,加之随即登基的宋孝宗锐意恢复,宋金战争一度爆发并持续到隆兴元年张浚符离兵溃。在此期间,宋孝宗选人用事并不局限于道义型主战派士大夫,对实务型主和派士大夫及主守派政治元老也多加选用;在此之后,宋孝宗迫于符离兵败的政治压力与金人议和,锐意恢复政策主张转换为内修以图恢复的长远政治谋略。宋孝宗以邪正为标准的多元用人政策,与其对金强硬的政治主张既统一又矛盾,这种复杂的政策取向既切合即时的宋金政治局势,也为南宋制定内修以图恢复的长远国策埋下了伏笔。

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中的民族政策

范仲淹曾在北宋庆历年间担任庆州知州,主持西北军务。此地多民族杂居的状况,使得能否正确处理各民族关系成为关乎宋夏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范仲淹上任后认真分析了这种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民族政策。他对待诸羌恩威并施、安抚笼络,并对其中的熟户、生户,采取不同对策以争取民心。这些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使当地民族关系逐渐走向缓和,羌民为宋所用,巩固了宋代边防,扭转了宋夏战争态势。

“诗史”观辨正及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以诗传史、以诗证史的"诗史"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传统,其发展到宋代日趋成熟,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的产物,它融铸着文人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浓郁的爱国情怀。宋夏战事诗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发于危难,记录史实;2.有史有情,忠愤沉郁;3.律切精深,意在言外。通过对宋夏战事诗"诗史"性质的考察,可以帮助我进一步去深入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并从中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

有关北宋华池寨若干问题考补

华池寨是北宋西北缘边堡寨中地位特殊的一座堡寨,它处于环庆路防线的最南端,甚至北宋西北防线的最南端,是环庆路整体防御体系乃至西北五路整体防御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堡寨;与此同时,华池寨紧邻同名的一座市镇——华池镇。关于华池寨的研究已有初步进展,但对于华池寨与华池镇的关系、华池寨在北宋西北战线中的地位还有做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宋蒙和缓期的四川战局与蜀帅夏贵的抗蒙斗争

1259年,蒙哥战死钓鱼城,蒙古内部出现了王位之争。1260年,忽必烈派遣郝经使宋,尝试与宋廷议和,虽未达成正式协议,但宋蒙战事已趋于缓和,至忽必烈下诏正式攻宋之前,双方进入长达七年的和缓期。在此期间,宋廷调夏贵为新任蜀帅。夏贵上任即对蒙军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在任期内,攻打虎啸城,两度亲自领兵攻向成都,克复广安和大良城,对宋蒙战局造成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宋军取得的战果改变了川东战区的被动形势,使蒙军“据夔灭蜀”的战略受挫,从而缓和了蒙军的进攻;另一方面,夏贵的顽强抵抗对于蒙军将战争的主战场从四川转向荆襄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宋夏战争对北宋咏史怀古词创作的影响

历经百余年的宋夏战争,激发了北宋词人的忧患意识与人格精神,这不仅孕生了"以诗为词"的创作理论,同时也促发了以古喻今、感慨兴衰的创作实践,从而将咏史怀古词的创作推向了创作高峰。通过揭示宋夏战争与北宋咏史怀古词之间的有机联系,可以深入发掘北宋词的嬗变轨迹与时代内涵,同时也印证了古代民族关系格局对文学时代风貌的深远影响。

桑乾河中流淌着的唐宋诗

桑乾河发源于山西雁北,经河北西北部,穿越北京,汇入海河,注入渤海。历史上,在桑乾河流域,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但这条河流进入诗人们的视眼,要远远晚于这里发生的征战。始于北齐,至有唐两宋时期,以桑乾河为主题的诗作才蔚为大观。这些诗歌,大多以战争为题材,也有羁旅行役之作,或朋友间的问候与思念,或讴歌和平。风格多慷慨激昂。从唐朝至有宋,流淌在桑乾河中的诗歌里,其嬗变之迹明显。

种世衡及种家将西北事迹考略

种世衡及其子孙在北宋形成了将门世家。祖孙三代的事迹伴随着北宋王朝始终。他们修城筑砦,招徕蕃部,在抵御西夏和辽金的进攻中往往能审时度势,出奇制胜,但由于北宋"崇文抑武"政策的制约,使武将总体上难以在战场中有效地发挥自己的军事战略才能。

环境冲突视野下的宋夏战争

宋夏战争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政治或经济冲突,更是一种环境冲突,这种冲突源于交战双方的环境缺陷,贸易封锁、战争掠夺、侵耕、扰耕则是这种环境冲突的具体体现。环境冲突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只有建立有效的利益调和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冲突。

降将叛臣还是名将劳臣?——南宋夏贵战事与降元史实反思

南宋淮西制置使、名将夏贵本一生戎马保宋危疆,却于德祐二年(1276)二月携淮西府二、州六、军四、县三十四降元。夏贵的贰臣之举使得世人对他的晚年活动产生诸多争议,出现一些牵强附会的批评。结合相关史实与军事地理学重新梳理,夏贵晚年败战实为军事失利,而非与元有谋。焦山之战后,南宋形势愈发危急,夏贵据地淮西沦为孤岛,辖区残破、百姓孤苦、连丧二子的隐痛以及宋廷的主动乞降,最终促使夏贵降元。从夏贵战事与降元史实中可以看出,夏贵绝非寻常意义上的“贰臣”。对夏贵个案的考察,有助于重新认识宋元之际降将的历史地位。

对四库馆臣删削《三朝北盟会编》的考察

《三朝北盟会编》是一部关于宋金和战的重要史籍,在清代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这部书遭到大量的删削。四库馆臣删削此书采取包括"删"、"改"、"删改结合"、"添"和"删改与添结合"等多种方式,体现了既要清除"违碍悖逆"的字句,又要保持书籍的"完整"面貌,做到不露删削痕迹的基本原则。这种删削的背后,隐含着多个具体的原因,因而对历史事实和文献的使用与整理造成了危害。而四库馆臣平恕、陈崇本删削此书时对抗金名将岳飞的尊崇和回护,其中蕴含的文化心态尤其值得重视和玩味。通过对四库馆臣删削此书的典型性考察,可以丰富我们对《四库全书》的认识,深化四库学研究。

西北堡寨在宋夏战争中的作用——以青涧城为例

北宋初年,西北边疆频频受到西夏军队的掠抢。为抵御西夏,北宋王朝应种世衡要求在故宽州旧地延州(今陕西延安)东北200里处建起青涧城。在种世衡率领下,在较短时间内西北边疆建起了一座抗击西夏的新屏障。青涧城历经种氏父子的经营,在西北边陲与夏交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华养生文化的历史沿革(上)

中华养生文化历经数千年,上古夏商时期食养、导引、针药养生萌芽,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道家崇尚自然、提倡返朴归真、自然无为,重视精气神调护;儒家守中庸,致中和,重视寡欲的精神调摄。《黄帝内经》为养生理论奠定基础,强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法于阴阳、天人相应、顺应四时、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形与神俱。秦汉时期养生理论初步形成,《伤寒杂病论》重视顺应四时、避邪慎养,固护脾胃、饮食调摄,未病先防、防微杜渐。《春秋繁露》进一步发展气-阴阳-五行养生观;《论衡》提出生死寿夭,延年之道,《淮南子》倡导形、气、神兼养,中国养生理论和体系初步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养生理论发展,《养生论》提出形神兼养、清虚静泰,《黄庭经》提倡积精保精、吐纳服气、存思内视,《抱朴子》重视玄道守一、积善累德、兼采众术,《养性延命录》兼融三家、认为我命在我、守静食诫,孙思邈融通各家论养生。宋金元时期养生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程朱理学、金元四大家在食养、机体不同阶段养生方面提出新的观点。明清时期养生理论日趋完善,脏腑养生突显,药物养生渐进发展,综合调摄推动养生全面发展。近现代养生理论与实践加快发展,促进养生事业日渐繁荣。通过系统梳理中华养生历史源流,体现了儒释道医四大流派养生思想及其衍化发展,以期为健康服务事业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