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一”论大义诠

在“一”与“道”的关系上,荀子提出道出乎一、体常尽变的天道论。在“一”与“多”的关系上,荀子以知通统类进行归纳与把握,认为礼归大一,对人道论进行了理论说明。在“一”与“壹”(专)的关系上,荀子提出了并一不二、虚壹而静,实现了认识论的突破。在“一”与“微”的关系上,荀子提出了执一行微、积微而圣的工夫论。荀子“一”论大义涵摄了天道论、人道论、认识论与工夫论,标示着兼容并包、批判熔铸的鲜明理论特色。

融摄与对话:《周易》哲学对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影响发微

中国传统武术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和哲学基础,《周易》哲学所特有的话语样式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武术文化谱系。面对休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好地传承和保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彰显当代社会价值,已成为民族传统体育领域无法推卸的现实责任。基于此,在阐述《周易》哲学思想内涵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基础上,从易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武术的技击、技法、技理所蕴含的文化与哲理进行梳理。研究认为,《周易》哲学承认事物的相互转化,体现了事物的运动变化规律,确立了"天人之学"、"阴阳学说"、"变易理论"的哲学思想体系,提出了"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哲学命题。《周易》哲学与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融摄与对话形成了以静制动、柔化刚打、避实击虚、后发制人、行云流水、变化多端、快而不乱的技击风格,内外合一、形神兼备、内外兼修的技法特点,动静、刚柔、虚实、变化、进退的传统武术文化哲学,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尚武精神。

从“诠释学”到“诠释之道”——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依据与发展方向

依据中国学术的一贯传统,所谓"诠释学"实际上就是"诠释之道",有古今之别,更有中西之异。据此,不仅可从根本上阐明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厘清中西诠释传统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能获得中国诠释学研究在"后西方"时代的自我定位和发展方向。中国诠释学研究所要努力探索和建构的,乃是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它将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诠释传统,自成一体而又具有充分的开放性、涵摄性和普适性。

如何理解和筹建中国现代诠释学

中国现代诠释学应从根本上理解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它将以中国古典诠释学即传统的诠释之道为基础,充分吸收与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同时包含存在论、实践智慧和方法论等多个层面,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既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又具有普遍性和现代性。我们应当开始尝试中国现代诠释学的理论建构,自觉地从诠释学角度回应我国当前的"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

老子之道的基本特性及其生态解读

"道"是老子生态智慧的本体论基础。"道"的本源性、自然性、虚无性、整体性、无私性、回复性以及实践性等基本特性,蕴含的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平等价值观和内在价值论。道的本源性揭示了生态价值的本体依据,自然性展现了生态世界的存在方式,虚无性表明了生态价值的非功利性,整体性说明了生态世界的多样统一,无私性体现了生态价值的平等性质,回复性蕴涵了生态世界的存在之道,实践性展示了生态智慧的深远功效。

《道德经》在德国的传播和接受

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著作中,《道德经》在德国广泛传播,印迹深厚。《道德经》在德国的传播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德国学者对它的诠释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从19世纪的基督文化框架内的诠释,到20世纪早中期西方文化语视角下的诠释,再到20世纪七十年代至今立足于中国文化的诠释。随着德国学者对《道德经》认识的深化,《道德经》不再是依附于西方基督文化的宗教典籍,而是彰显中国道家思想和智慧的哲学著作,并对西方文明产生深远的厘革作用。

论韩国的第一首“和陶辞”——兼及李仁老对陶渊明形象的解读

李仁老对陶渊明形象的解读呈现由误读到理解再到成熟和深化这样一个基本的轨迹。最终在他的笔下陶渊明被解读为能够引起或激发其情感和想象力的人物,即体现人格完美与个体意志自足的高洁儒雅的归隐形象。尽管带有一定意义的形而上的追求倾向,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儒家伦理本位精神的阐释。其代表作《和归去来辞》对韩国文坛有着深刻的影响,追随之作竟多达400余篇。

工具之技和通道之技——庄子技术观及其生态解读

道是庄子技术观的哲学基础,在道的意义上,技可分为工具之技和体道之技,庄子反对和厌恶工具之技,却提倡和欣赏体道之技。庄子的技术观为人们深入认识现代工具技术的危害、揭示现代技术危机的实质以及对技术的真正出路即生态技术的思考提供了深广的理论空间。

从“道生”与“神说”看中西经典诠释思想之异同——以《道德经》和《圣经》为例

在西方诠释传统中,《圣经》作为一种神圣文本是中世纪诠释学的焦点所在,对神圣文本的理解与解释具有代表性意义;而中国古代《道德经》中的诠释思想则是中国诠释传统的典型。以《圣经》中的"神说"与《道德经》中的"道生"作为两部经典中的核心线索,对比分析两者的相通性和差异性,进而揭示中西经典诠释思想的异同,有助于厘清中西诠释思想不同的发展方向。

汲取《道德经》的廉政智慧 深化廉政文化建设

老子的廉政思想集中体现在《道德经》里面。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传统人文精神一度消弭、功利性的物质欲望不断强化、公民信仰认知系统存在偏差等现象。我们要学习和吸纳《道德经》"清心寡欲"的人生修为、"知足不辱"的处世原则、"尚俭戒奢"的生活信条、善待百姓的爱民之心等精神内核;并充分认识《道德经》的当代价值,吸取其廉政智慧来营造廉政文化信仰氛围,创新廉政文化信仰体系和培育廉政文化信仰理念。

“道”与“行大道”之解读

"道"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与灵魂。从现代认识论与科学观看,"道"是人们对宇宙世界中"万物"之"性"、"万事"之"理"、"万变"之"律则"深刻认知的高度综合与概括,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与运行法则,是人类社会生活与一切实践活动的合理性依据。"大道精神"是此核心与灵魂的结晶。复兴与弘扬大道精神,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务去陈言”与“归本大中”——论韩柳古文“明道”方式的差异

韩愈与柳宗元古文的“明道”方式存在明显差异,韩文追求以不落陈俗、特立无匹的精神艺术个性来发明儒道,其所标举的“陈言务去”,并非仅仅体现于语言的创新,而是反映了其古文创作追求鲜明艺术个性的基本旨趣;柳宗元的古文并不刻意追求自异于众的艺术个性,而是以兼容众长、归本大中的旨趣发明儒道。“明道”方式的差异使韩柳在如何学习前代艺术,如何对待骈俪之文等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态度。韩柳的分歧源于其“道”论的差异,韩愈着力从开启主体道德自觉与智慧的角度发明儒道,他深刻地继承了孔子仁学注重主体之开启的理论追求,柳宗元则更多地关注对儒道之普遍性原则的探索。明道方式的差异在韩柳的古文艺术中有丰富的呈现,韩文善于以丰富的情事和生动独创的语言与艺术手法发明儒家的人伦之道,较少在义理上探幽入微;柳文则更富于思辨性。

熔铸“知识公器”和闪耀“文化灵光”--德育理论研究的两种功能视角

新时代的德育研究需要深刻反思自身的研究范式和功能,并加以方法论层面的优化。"知识生产"的视角发人深思,但其暗含的对差异性和原创性的追求,可能会把德育理论研究带往一条"知性"路线和碎片化的境地。寻找其他可兹补充的视角或功能描述,从而形成整全的视域,就成为值得探索的问题。先秦时期的"文化"意涵以及当代中国鲁洁教授等学者的德育研究,都启迪了一种新的"文化"视角的可能性。本文将区别于"知识生产"视角而反映"文化"传递路径的视角,概括为"文化诠释",其强调的内容,既有根植于人类文明基础的宏大视野和境界本根之论,也有直指人心、精微灵动之"文光"。"知识生产"与"文化诠释"这两种视角相映成趣,对其来源、目标、相关隐喻、功能、评价标准等的对照比较可以将这两种视角的特点和价值阐释得更为清楚。这两种视角也反映了德育理论研究的两种功能或取向需要相互关联和彼此圆融。

论米歇尔《道德经》译本对道家之“道”的当代阐释

米歇尔的《道德经》译本体现了他从西方文化角度审视东方,强调道家观点与西方文化相异之处,其文本诠释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道"之本源性的理解,二是对概念、逻辑推理等理性思维的否定,三是对"本我"的强调,四是主张因任自然的"道"性生活。这种对文本的诠释体现了西方文化对"道"的欣赏。

西方国家对《道德经》的解读

老子的《道德经》是道家思想的经典著作,不仅对中国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对西方现代文明有着深刻的精神革新作用。从19世纪末期至今,西方学者不断地翻译和注释《道德经》,他们对《道德经》的解读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从早期的基督化解读到哲学解读、再到后来的大众化解读,道家思想逐渐被西方接受,并成为影响西方文明的主要思想之一。《道德经》在西方的传播推动了中西方文明的相互对话,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

陶渊明诗歌中典型意义的文化解读

文学实践本身就是表意行为,但文学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必然会带上不同的文化色彩,形成具有文化特点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文学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解读陶渊明诗歌中的典型意义,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在他那里呈现出一种整合交融的态势。他的文化心理蕴含着深邃的文化哲学,这是他对传统文化独到的发挥。

论乐语“六体”及其文献意义

"乐"构成古代最早的教育内容,乐教包括乐德、乐语及乐舞,乐语是结合诗乐而进行的言语应答、阐释训练。乐语"六体"之"兴"是一种联想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与运用都是围绕《诗》而展开。道是讲述"乐"所包含的史事,即以事释诗。讽与诵是诗歌朗读的两种方式,体现在乐语中,就是教授国子如何掌握讽与诵的技巧。言语在于学会如何运用诗来交流,"言"侧重于用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愿望,而"语"侧重于用诗来回答他人的问题。因此,乐语六体大致可以划分为赋诗、释诗两个层面,由此也形成赋诗文献、释诗文献两类文献。

胡锦涛对和谐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实践诠释

胡锦涛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对于和谐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实践诠释,更新了发展理念,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理论,明晰了实践诠释和谐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第一要义、基本出发点、根本要求和根本方法。

戴震的“通经”与“明道”

戴震的学术宗旨是"通经以明道",并在义理、考据和文章这三种学问之途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他对这三种学问之途所作出的那种高下、本末之分的治学态度却常常为时人学者们所诟病。考察他这种治学方法上的利弊得失对于我们矫正清代"经学"之弊以重开当代"经学"之新风气方面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译之道,释之道——《道德经》第五章英译发微

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差异,能衍生出千差万别的译本,但对一部作品的理解始终摆脱不了"真实性"的宿命。理解之道,在于尽量从差异中寻求真实。《道德经》第五章的不同译本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恰当适度的理解,即"释",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