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cending to the Throne After Winning the Horse 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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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邸旧臣与宋孝宗朝政治

潜邸旧臣是宋孝宗朝的一支重要政治势力,由孝宗未即位前建国公、普安郡王、建王时期的老师、属官、随从组成。作为皇帝的潜邸旧臣,孝宗即位后对这一群体十分信任并加以重用。这一群体在对金关系的处理中逐渐形成了主战派和主守派两个派别,对孝宗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在这一潜邸旧臣群体中,部分人并未真正具备政治才能,仅仗着孝宗的宠幸而得以取得高位,从而导致了孝宗朝期间佞幸政治的蔓延。

明前期皇帝的即位诏——从洪武到正统

即位诏书是帝制时代政策阶段性继替、关联的重要资料。文章将洪武至正统六位皇帝的即位诏书加以排比分析后提出如下判断:所有这些即位诏书都以申明新君即位合法性为要旨,并皆宣布大赦、新政条款,可见皇帝政治仍须取得与民心、普遍文化价值的契合,并非造成既成事实即可;建文帝即位诏表露出从威猛严苛转向文治宽仁的政策意向;明初诸帝中朱棣即位合法性最成问题;洪熙即位诏与建文政令相通,以宽仁休息为核心,朱棣、朱高炽父子之间的确存在重大政见分歧;宣德以后基本维系洪熙政令大轨,可见建文时期社会政策基本精神在洪熙、宣德时期得到部分体现;赋役沉重、军民逃离、司法严苛是整个明前期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政策难题;杨士奇在明前期政策基调转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洪熙到正统初年可能是士大夫群体在国家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一个重要时期。

达延汗生卒年、即位年及本名考辨

达延汗四岁丧父、七岁即位 ,其父孛罗忽吉囊于成化十二年 ( 1 4 76年 )被杀 ;成化十六年 ( 1 4 80年 )二月 ,明将王越曾在威宁海子边奇袭“虏营”,险些使达延汗丧命。根据蒙汉文史书的这些记载 ,可以确定达延汗的生年、即位年和卒年分别为公元 1 4 73年、1 4 79年和 1 5 1 6年。达延汗本名为把秃猛可 ,其父孛罗忽吉囊名伯颜猛可。

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

扬雄长安初期的生平事迹 ,如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 ,众说纷纭。本文论证扬雄写奏《甘泉》、《河东》二赋的时间应在汉成帝永始四年 ,并由此推断 :扬雄至京的年龄 ,今传《汉书》本传“赞”文说“四十余”确实错了 ,应是“三十余” ;先为王音门下史 ,后得王音和杨庄举荐 ,于永始二年或三年待诏 ;由于受到日蚀影响 ,永始元年即复的甘泉、河东郊祠 ,迟至永始四年方始实行。扬雄除为黄门侍郎 ,应在此年末奏《羽猎赋》和元延二年上《长杨赋》之间的元延元年。

关于周文王的即位与称王——读清华简《保训》札记

根据传世文献,至迟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称号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改元。是否改元,并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可寻。清华简《保训》如果确为周文王遗嘱,其中"惟王五十年"一语,可以证明周文王生前已经称王,但不足以证明他从即位之年就已经称王了。

悟真于大中五年的奉使入奏及其对长安佛寺的巡礼

本文着重探讨了悟真大中五年奉使入奏及巡礼长安佛寺、与京城高僧唱和交往的大致情形。认为悟真所率使团是张议潮夺得政权后第二个到达长安的沙州使团，其出发时间应比当年二月到朝的高进达使团晚得多，规格也要高得多。曾亲身参与起义、精通佛门教义、儒学功底亦深的悟真积极与长安学问僧交友往来，向长安佛教界文化界展示了敦煌风采，其人其行堪称文化使者宗教外交，为后续最为正式的张议潭使团最终争取到归义军的建立和节度使的旌节在人际关系等方面做了良好铺垫。

嘉靖革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嘉靖革新是明代历史上一次真正的变革活动。不了解这一革新 ,就不可能客观地认识“张居正改革”或“隆万大改革”。总结笔者的研究所得 ,可以认为 :明代改革应描述为“嘉隆万改革” ,其中核心是嘉靖革新 ,其余波延至万历前期。

楚王践祚易名相关问题研究

披读楚史,不难发现楚王践祚后有易名的习俗。考察此习俗,其源头可上溯至西周后期的楚君熊延;再详考《春秋》楚十三君,可知并非所有楚王在践祚后皆要易名。楚王易名之举一般发生在两种情况之下:其一,楚王非顺位继承者践祚后易名;其二,幼冲为君者待至成年亦改名。二种不同情况下的易名,在时间的选择上有所区别。楚王易名不仅是称谓的改变,且具有特殊的政治内涵。此一习俗延续至战国,由于王位继承制度的完善而消亡。

试说西汉刘贺“废帝”称号

近来研究多称刘贺为"废帝",但检讨发现,称刘贺为"废帝"并不具有正当性。对照西汉废黜少帝及预谋废黜昭帝、宣帝的文献中"废帝"类用语,刘贺被废则称"废王"等,未见用"废帝"类词语,表明刘贺身份不同于皇帝。汉代继体即位礼仪由即天子位和即皇帝位二阶段组成,参照文帝即位仪式流程,刘贺"受玺"是"即天子位"仪式,并未完成"即皇帝位谒高庙"仪式,不具有皇帝身份。因此,在皇太后与霍光等大臣眼中还是"王"的身份,故称刘贺为"废帝"一说有误。

三方唐代墓志所补唐肃宗灵武登基史实考述

《唐代墓志汇编》收录的《大唐法律禅师墓志》《唐故鸿胪少卿贬明州司马北平阳府君墓志铭并序》《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郎寿春郡开国公黎公墓志铭并序》三方墓志,分别记述了平凉高僧为太子李亨提供军备、唐肃宗通过控制江淮漕运枢纽粉碎永王李璘割据图谋的相关史实,不但丰富了唐肃宗灵武登基前后的历史细节,而且反映了其为巩固权力而作出的政治努力。

楚简《武王践阼》劄记

上博简《武王践阼》篇,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武王践阼》的最早传本。文章通过释读以及字形分析后,就简中几处字形隶定或注释提出了商榷意见。

武则天与佛教

武则天崇尚佛教 ,从小受佛教思想影响。佛教贯穿于她一生的命运之中 ,成为她登基和巩固统治的舆论工具与精神支柱。佛教在武则天的一生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五帝”及帝挚、帝禹生卒、帝位年考——兼论“五帝”时期帝制

此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汉代之前的史料为考证之本,以近些年的出土资料和学术成果为流,以尧和舜的生卒和及帝、退帝年考为突破,以《夏王朝世系表》中夏朝开始的时间为时间基点,通过对帝位接替顺序的顺向考证和及帝、退帝时间逆向追溯的方法,对“五帝”和帝挚、帝禹七位帝王的生卒年、及帝和退帝年进行了考证,并且以此为基础,对“五帝”时期“禅让”、帝位接替等帝制和“服丧三年”等方面的丧制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清初医家马印麟对三年化疫理论的创见

《素问遗篇》的三年化疫理论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清初医家马印麟对三年化疫理论的创见。通过对《瘟疫发源》及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马印麟剔除了《素问遗篇》补入的"天地二甲子""五疠"等概念,转从六气升降失常的角度重构三年化疫理论,从而实现了《素问遗篇》与《素问》运气七篇学术体系的融合;马印麟还应用三年化疫理论阐释明末清初的疫病流行情况,并依据该理论配以五瘟丹、连翘解毒饮等7首药方治疫获效,被刘奎等温病名家所借鉴。马印麟对三年化疫理论的创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深入发掘研究。

陈梦雷二次被流放及其相关问题

发生在康雍之交的陈梦雷案,以康熙朝后期储位之争为缘起,以案主杜撰天降"大位之牌"神话,偕术士进行祈禳、镇魇等活动为主要内容,又因案主将供奉"大位之牌"事通达雍正帝而发露。它为揭示清前期统治集团内部利益角逐之怪谲残酷,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江苏苏州新发现的姚广孝碑刻两通考释

苏州原妙智庵内新发现了两块姚广孝碑刻,碑中所记载的有关姚广孝四则原始资料,虽已见于文献记载,但作为碑刻却是首次发现。刻碑很可能是明初宣德元年前后由其嗣子姚继统一摹刻而成的,具有独特的文物考古价值与史料意义。

子凭母贵与辽代继位三案

辽代后族地位显赫,是影响辽代政治走向的一支重要力量。本文结合契丹小字墓志材料梳理了辽前期的后族世系,并以此为据对辽太宗、世宗、穆宗继位三案予以分析,揭示出辽前期特有的凭借后族之力夺取皇位的'子凭母贵'现象,并指出其背后实为辽代两大后族的权力之争,即旧有契丹后族拔里氏支持下的东丹系,与新兴契丹化的回鹘后族述律氏支持下的太宗系之间的皇权之争。

上博七补说二则

本文参照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对《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两篇简文中的部分字词进行新的解释。将《武王践阼》"■"读为"程",训为法、式;将《君人者何必安哉》"薾"读为"队""坠",与简文"云(陨)"为同义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