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文学地图在高校“唐诗宋词鉴赏” 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以“唐宋文学编年地图”为例

数字文学地图将文学作品的作者、作品与地理空间相融合,全景式呈现某个时代的文学整体面貌。在“唐诗宋词鉴赏”课程中运用数字文学地图可以提高教学信息化水平,有效发展学生的文学空间思维,提高学生诗词鉴赏水平。在此背景下,以“唐宋文学编年地图”为例,考察数字文学地图在高校“唐诗宋词鉴赏”课程中的应用,阐述数字文学地图在应用中的思考与启发,促进高校诗词鉴赏教学的发展。

唐宋诗词服饰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探析

唐宋诗词中的服饰描写涉及当时的服装材质、服饰工艺、服饰样式、图案纹样、配饰装饰及着装风俗,体现了唐宋时期的服饰风格和形态,折射了当时的服饰发展状况和服饰文化内涵,展现了唐宋时期特有的审美态度,是展现中国文化的典型符号之一。唐宋诗词服饰描写中蕴含着丰富文化内涵,能否对其进行准确翻译影响到服饰文化的有效国际传播,以及诗词意境、美感的等效传递。据此,该文从社会历史、纹样内涵及东方美学的维度探讨文化因素对唐宋诗词服饰翻译的影响,并试图为国际服饰文化交流和研究提供新媒体环境下的翻译建议及参考。

叶燮诗歌与唐宋诗之争

叶燮是清初诗坛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他交游广泛,与唐宋诗派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叶燮在《原诗》中为宋诗张目,提升了宋诗之地位。另一方面,他在理论上又力求兼取唐宋。只是,他的兼取并非平等,在许多地方仍透露出其偏向宋诗的立场。这一点也反映在其诗歌创作中,使其诗歌呈现出多元却有所偏重的局面。

《御选唐宋诗醇》对白居易诗歌“诗史”价值的重新审视

作为受清高宗敕令编修的大型唐宋诗歌选集,《御选唐宋诗醇》一反清初盛行的贬白风气,予以白居易诗歌极高的评价。选评者不仅通过强调白诗的史笔之实和立意之正,首次将白诗纳入“诗史”的评价传统,更是给予白诗上承魏晋盛唐、下启苏陆的诗史定位,首倡白居易为唐诗第三家。虽然就质量而言,《御选唐宋诗醇》评语良莠混杂,部分有生搬硬套、言过其实之嫌;但其对于白诗所作出的许多结论性评价,以及评析中所采用的诸多新视角新方法,在其后的诗坛中均得到了广泛回应并影响至今。可以说,作为链接清初持“神韵”说者大肆贬白与中晚持“性灵”说者不吝褒白两阶段之间的关键选本,《御选唐宋诗醇》在清代白诗接受史上有着态度转折之关捩作用。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江南抗倭时期“唐宋派”的经世活动与海洋书写

“唐宋派”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取法唐宋以溯秦汉,反对佶屈聱牙、摹拟剽窃的复古文风,其文论思想注重“文”与“道”的并重,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嘉靖年间的江南沿海地区,海疆不靖,倭寇侵扰频繁,沿海民众深受其害。面对这“不靖的海”,“唐宋派”成员在抗倭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创作、经世实践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海洋转向”,抗倭、海洋诗文书写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十分耀眼的篇章。这种“海洋转向”为“唐宋派”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江南文人海洋诗文创作一代风气的形成。

“李诗注我”:唐宋诗歌引李白诗歌自注的生成与演变

注释数量、注释类别、注释态度、注释意义四个要素是梳理唐宋诗歌引李白诗歌自注发展历程的维度,以之作为切入点可以发现:中国古代诗歌引李诗自注始于晚唐,晚唐成为唐宋诗引李诗自注的生成期,此期的注释数量和注释类别较少,注释态度是认同,注释意义单一;北宋初至南北宋之交是唐宋诗引李诗自注的发展期,此期的注释数量和注释类别增多,注释态度是认同与否定并存,注释意义多元;注释数量和注释类别更多,注释态度是认同与否定并存的拓展,注释意义全面,标示着南宋初至宋元之交诗歌引李诗自注进入繁盛期。三个时期在继承与发展中推进了唐宋诗引李诗自注的生成与演变,其文化语境是唐宋诗人的游览经历、唱和活动、表达需要与接受态度等。

意境化与知性化:现代派新诗意象与唐宋诗词

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擅于运用唐宋诗词意象,并与西方诗歌意象相融合。这种意象意境化的追求,是吸收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意象与中国古典诗词意象的结果,也是对唐宋诗词讲究情景交融,追求“象外之象”“味外之旨”含蓄蕴藉诗风的继承与创造性转化。现代派诗人们在意象的选择与运用上始而趋同,继而分化乃至最终趋异。一部分诗人追求意象意境化,呈现出朦胧空灵之美感色彩;另一部分趋向于对玄学化、思辨化诗风的体悟与追随,并与唐宋诗的理趣美因素相融合,造成一种浓厚而独特的知性特征。

西方世界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嬗递

自1824年以来,西方世界翻译、结集并出版了十余种中国古代爱情诗选本,这些经典化的作品在异国语境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形成了中西文化、美学和思想观念的碰撞。笔者对现存的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进行竭泽而渔的搜集和整理,通过翻译、统计和分析发现,《诗经》是爱情诗翻译的首选,唐诗成为爱情诗翻译的热门,词是雅俗共赏的译本文体。据此可以了解数十年来古代爱情诗编选在西方世界的嬗递轨迹,从独特角度捕捉诗歌海外传播的客观规律,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策略提供建设性思路。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唐宋诗歌地理中的庾岭梅花

唐宋诗歌地理中的庾岭梅花,因其地理空间和形态审美特色,具有梅信之始、华夷分野、贬谪之地理时空坐标的文化意义,承载了唐宋诗人对岭南的地理文化体认和他们的历史意识、人文情怀、政治抱负、人格理想等多重文化内涵,是唐宋诗歌中重要的文化意象之一。在唐宋诗歌中,庾岭梅花不仅作为一个地景给人留下地理空间感、场景感,它更是唐宋诗人心中的某种象喻,亦是唐宋文人一朵别样的生命之花,它诗性地展现了唐宋文人别离与思归、忧国与归隐、怨愤与旷达的二元之生命情怀,以及他们家国通一之人文精神,既加深了唐宋南贬诗歌的文化内蕴,又丰富了唐宋孤山梅花所奠定的梅花意象“清”之人格意味与美学品格。其彰显的家国通一的儒家“仁”之精神,与孤山梅花彰显的自由自适之道统精神相合,在唐宋诗歌梅花意象由物色形象向人格图腾的诗性嬗变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口传艺术“楚调唐音”歌吟词的音声意韵研究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楚调唐音”歌吟是我国传统吟诵流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诗歌同体”“诗以歌传”是中国文学一个独特而又漫长的文化景观。歌吟的古雅音韵在世代传薪中建构了其特有的声音景观和审美意趣,通过以词为载体的歌吟音乐形态的分析,探寻歌吟中词的吟唱规律及其音声意韵的艺术观念,以丰富传统吟诵音乐形态的地域研究。

论夏目漱石与汉诗文的渊源

夏目漱石与汉文学,有着非常深远的渊源。在汉文学素养的基础上,再加上东方哲学和外国文学的造诣,创造性的诗情、诗意融合在一起,使夏目漱石的汉诗,产生了个性丰富的独特诗风。该文以夏目漱石与汉诗作为视点,具体通过其与正冈子规的汉诗交流、汉诗文的学习过程及与唐宋古文的关系三方面论证,诠释夏目漱石与汉诗的渊源及从汉文学中汲取的素养。夏目漱石与汉诗的渊源始于青少年时代创作的《木屑录》,终于生命弥留之时倾心创作的大量汉诗,从其过程中可以窥视汉诗不但是漱石自我表现的原点,也是其自我治愈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夏目漱石的文学是“始于汉诗,终于汉诗”。

基于古诗词文本挖掘的唐宋三峡人文景观特征及审美认知研究

三峡作为长江标志性风景带与文化带,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立先行示范区的重要选址地段。研究三峡人文景观特征,有利于彰显三峡作为中华代表性符号的特性,促进其标志性文化资源的识别保护与价值诠释。唐宋时期是三峡相关诗词数量激增、代表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关键时期。文章梳理440首唐宋三峡诗词中的景观地理信息,利用文本挖掘技术,结合ArcGIS空间分析法,实现三峡人文景观空间分布可视化和审美认知分析。结果表明:1)唐宋时期三峡人文景观在景物类型上主要由城镇景观、遗址胜迹、寺观宗祠和名人故居组成;2)在空间特征上呈沿江线性串珠式分布,并围绕奉节、巫山形成核心景观集群;3)在语义网络上形成了峡江大观、白帝古都、西陵胜景、巫山云雨等6类景观主题。文章对各主题的审美思想进行剖析,从而提出以诗词引导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三峡段空间布局和诗意场景营造的建设建议。

基于LDA-SVM算法模型对唐宋诗词分词及特征的计量分析

基于统计量化分析法对我国唐宋诗词的用词进行研究,综合运用数理统计数据处理方法和其他方法,建立了余弦相似度算法模型和隐含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模型,验证了字词能够很好地代表不同诗词的风格和主题,进一步根据LDA模型分别选取了唐宋时期各3个主题和30个关键词,证明主题和关键词对唐宋诗词分类有显著的相关性,并取得了很好的分类效果,最后运用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VM)算法模型验证了题目、风格和用词等变量对题材分类产生影响的假设,进一步验证了LDA模型结果,也为唐宋诗词的分类和本体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

基于诗词文本分析的唐宋长沙城景观形象挖掘

为再现唐宋时期长沙城的景观风貌,文章选择唐宋时期咏颂长沙城的诗词为研究对象,借助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等数字技术量化分析方法,从274篇诗词文本中总结唐宋长沙城的景观形象。结果表明:1)山峰、船只、黄鸟是唐宋长沙城的核心景观;湘江、岳麓、湘西寺是唐宋长沙城的核心景点;唐宋长沙城具有寺阁胜景、江洲夜景、麓林暮色、江岸翠景4类景观意象。2)长沙城中清雅秀绝的山水自然景观风貌在唐宋时期已形成;唐宋长沙城具有佛儒文化气息的人文景观风貌特点。

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及其影响

在中国古代,文学与音乐演唱往往融为一体同步发展。将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阐述其表现和形成原因,总结其中所蕴含的文学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相关的理论和规律,挖掘古典文学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传播的意义价值,也可为今天流行歌曲的创作和演唱提供参考和启发。

唐诗宋词的音乐演唱传播及其影响

唐诗宋词发展的繁荣期,恰好处于文学通过音乐演唱方式传播的高峰期。尤其是大部分五言、七言绝句都可配乐演唱,而《阳关曲》《杨柳枝》等还被作为词调流传后世,“旗亭画壁”故事则进一步说明部分唐诗是作为歌词供人演唱的;晚唐文学通过音乐演唱传播突出地表现在温庭筠等作家的“倚声填词”,而这些词确实都得到了广泛的音乐演唱传播。宋词最先是青楼乐坊伴乐演唱的歌词,因此宋词的音乐演唱传播更为突出。在柳永、苏轼、周邦彦、李清照等为代表的词人们的词创作过程中,一直与音乐演唱与传播融合为一。宋词因为内容与词牌曲调做到了完美结合,形成词的广为传唱。这导致两宋词人与歌伎们共同推动词这一新兴艺术形式繁荣的事实,也推进了文学与音乐演唱传播的发展。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不但形成当时的广泛传播,还深刻影响流传后世。当下许多歌曲创作和演唱词,也有与唐诗宋词融合发展的体现:或将唐诗宋词完全纳入歌词,或加以演绎,用以演唱当代故事和抒发情感。因此,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传播的现象及其历史,除当时体现出诸多文化价值意义,也为今天流行歌曲的创作和演唱提供了一定的启发和借鉴,并由此表现出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