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钱币的宗教神权特征——兼论“天圆地方”形制的大一统政治学意义

传统钱币的“天圆地方”形制一直有“经济说”和“政治说”两种说法。本文在赞同后者的基础上 ,依据近年来考古学和文化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追根溯源地梳理出这种货币形制的上古神权渊源及其大一统政治学内涵 ,指出这一宗教神权特征的发展演变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背景 ,认为这一延续了数千年的币制形态 ,其神权政治的象征意义大于商品交换的经济意义。

王阳明与马丁·路德比较研究

马丁·路德与王阳明均弱化或消解了外在权威对人的束缚,高扬了个体主义与主体性精神,这与前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相一致。二者的思想差异有三:一是权威主义良心与人道主义良心之别;二是性恶论与性善论之别;三是冲击教权与弱化王权之别。

政治形态历史演变的经济分析

本文力图提供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一般性解释体系,并以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创造和支撑相应的政治形态为论证视角。这一解释体系和论证视角为:人类社会自文明化以来,依次经历了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相应历史地形成了神权政治、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受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差异的决定与制约,上述依次递进的政治形态在各个文明群落或国家的滞留时间和作用方式存在差异。

从日本神国思想看天皇制的军国主义之本质

天皇制经历了古代天皇制、幕府傀儡天皇制、近代天皇制、战后象征天皇制四个发展阶段,四阶段虽外形各异本质灵魂却一致,均以“万世一系”之“神皇一统”的“惟神之道”的“神国”思想为共同本质精髓,天皇制之根本亦在于天皇的宗教“神性”与“神威”。这就决定各时期的天皇制及其神国思想均无不饱含着“天祖皇祖肇国”的“神武”尚武的军国主义精神与必然要素,因而不仅在近代,自古伊始,国家神道式的神国军国主义侵略思想就已源远流长,天皇制亦早就是军国主义的源泉与温床。

中国古代成文法起源探讨--兼论王权与神权之冲突和妥协

梁启超将是否“成文”作为成文法与习惯法的区别,是对西方成文法概念的误读。依据成文法、习惯法的相关定义,二者的区别在于法律效力的产生方式,由此战国时期的“铸刑书”“铸刑鼎”“造竹刑”等不能算作是成文法。盘庚在迁都过程中试图改变殷商早期所延续的习惯法,因而至少在盘庚时期便出现了成文法的萌芽。成文法的产生是王权不断扩大的结果,这一过程并不是取代习惯法的过程,习惯法依旧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古代等级制度的起源与发展(下)

殷周等级制度根植于服制,人皆有服被认为是无须解说的神示,堪称无理之礼。孔子是等级制理论的开创者,荀子是等级制理论的奠基人,董学、汉制使等级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走向成熟,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全部政治进程。对古代等级制度的历史合理性应予肯定,对等级制度恶的本质和近代以来所起的负面作用必须予以批判。平等才是政府政策的主要目标。

清朝乾隆时期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与中央集权

本文从统治权的层面分析政教合一制内僧俗两大系统的构成和权力的实施,以及僧俗官吏的特点。清中央集权解决政教合一制内僧俗权力之争,以削弱控制宗教的俗官势力,扩大达赖与驻藏大臣的职权,加强清朝对西藏的直接管理,完善政教合一制。

不负如来不负卿——仓央嘉措的佛性与诗心

仓央嘉措作为藏族历史上尊贵的人间之神,以他超出凡俗的行动和瑰丽的诗歌想象刺破神的光环;作为一名浪漫的歌者,他的诗歌创作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成为人们心中不朽的王。由于藏传佛教独特的政教合一形式,铸就了藏传佛教的辉煌;也酿造了仓央嘉措个人的悲剧。仓央嘉措的一生,对于无常和死亡,常常在观想;对于门隅的春天也从不曾忘记。佛性与诗心,契合在俗世之王身上。

从夏商到春秋时期法律思想的嬗变

我国早期法律思想从夏商时期的"神权至上"、"天命天罚"的神权法思想,经过西周的"以德配天"、神人互补,发展到春秋时期的"以人为本"的政治法律思想。这种发展变化使我国古代法律很少受宗教的影响。而春秋时期的"以人为本"的政治法律思想又使法律与伦理道德结合,礼与法结合,人无法真正地独立。法律思想的这种发展变化对我国古代法律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基督教国家”的理念和现实基础

基督教在由“出世”倾向朝“入世”倾向转变的过程中 ,提出了神权统治的思想体系。利用中世纪初期西欧政治秩序的混乱 ,基督教会凭借其经济、文化和社会势能 ,实现了其政治理念 ,把中世纪的欧洲锻造成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 ,即所谓的“基督教国家’。这个进程充分反映了宗教意识形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影响。

马基雅维利政治及其激进溢出——《权力的游戏》与政治哲学

《权力的游戏》是晚近几年横扫各类影视奖项、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极高人气的美国电视剧。在高成本的精良制作与奇幻架构的外衣之下,该剧具有政治哲学的丰富内蕴,它标识出了现代性政治的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去道德化的马基雅维利式政治,在这个视野下,政治问题被转化(简化)成了技术问题,它构成了现代性政治的支配性模式;而对它的激进溢出,便构成了该剧的后两个政治哲学维度,它们分别是:(1)世俗秩序中的神学政治,其吊诡之处在于,激进原教旨主义恰恰是以极端世俗秩序作为其温床;(2)打碎旧秩序的革命政治,其挑战在于"革命的第二天",即如何保证真正的解放。作为奇幻剧情剧的《权力的游戏》,实际上恰恰构成了当下政治世界的一个"(超)真实再现"。

试论西藏政教合一体制下相关法律框架及其特点与启示

民主改革前,西藏的法律表现了地方法律和中央王朝立法两套并行的特点,随着中央政权对藏政策和立法的逐步成熟和深入,最终对西藏的官员任命、管理体制、活佛转世等进行了详细规定,从而实现了中央政权对西藏的统一立法。文章认为,梳理并总结这些法律制定的经过、内容、特点及启示,在今天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对有效处理涉藏问题及宗教问题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元朝西藏建筑艺术综述

元代西藏建筑艺术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在元代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它所带来的新样式,尤其是经堂建筑模式,对后来的西藏经院式建筑艺术模式有着直接的奠基作用;二是一种新型的"喇让"建筑类型的出现,作为萨迦地方政府的官衙或法王的府邸,它显然体现了西藏早期政教合一制度在建筑上的物化,因而这种建筑样式在西藏的建筑史中也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藏族“赔命价”习惯法运作之基础及其批判

长期固定不变的藏族社会组织结构(尤其是部落组织)、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和藏传佛教的宗教文化决定了藏区社会秩序的控制和维持方式,它们在藏区社会控制中表现出极其有效的勾连关系,是藏族"赔命价"习惯法的基因,决定着"赔命价"习惯法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命运。自社会主义民主改革以来,"赔命价"习惯法立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高寒地区艰难的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和靠天养畜的脆弱生存环境,仍然使得部落这种人类早期社会的基层组织在国家制定法确立的基层组织之外发挥着类似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功能,并且它仍将长期存在,因而与此相联系的"赔命价"习惯法的纠纷解决方式就凸显出其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赔命价"习惯法将长期存在,抑或变换形式存在。

论西周青铜铭文蕴含的文化精神

铭文是西周礼制的载录,更担负着礼乐精神的确证,铭文所担负起的礼乐精神早已是作器者自觉的赋予。青铜器用于西周社会的各种礼仪场合,它所载录的铭文或记录册命,或叙述战争,或呈现诚心,或宣誓盟约,这些铭文侧重点虽然有别,但都在强调一种神圣的权力。青铜铭文蕴含着强烈的文化精神,它是神权的象征、西周礼制的固定化和符号化,体现着家族意识和历史意识。

元明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与“活佛转世”制度

政教合一,并非西藏自古就有,而是蒙古征服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元世祖与萨迦派帝师八思巴结盟联手的权宜选择。旨在建立蒙元皇帝与萨迦教派共同凌驾于西藏诸部之上的新统治体制,对结束分裂局面和西藏进入中国版图具有特定功用。活佛转世,也不是古来就有。自元后期噶玛噶举黑帽系率先实施,明中叶格鲁派被迫效仿推广,活佛转世又成为化解教派领袖继承纷争的通行办法。它与佛教追求来世的基本教义照应,在供奉释迦牟尼之外,增设了另一个独立的"活佛"崇拜系统。政教合一与活佛转世的偶然结合,构成了相互支撑、俱荣俱损的西藏神权政体的两大支柱。

试论商周神权政治的构建与整合 ——兼论商周时期的日神与天神崇拜

商周时期是神权政治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判断神权政治的核心原则即是宗教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我国先秦时期宗教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本文从殷商贵族对日神和天神的高度崇拜入手,探索商代神权政治的初步建构;并论证西周贵族对神权政治新理念的形成与神权政治体系的重新整合。

中国考古学中“古国”“方国”“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

中国五位顶尖考古学家苏秉琦、严文明、张忠培、李伯谦、王巍在运用考古学材料进行国家起源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建树。由于新材料层出不穷,故而应不断仔细观察和检测材料,反复比较不同的个案,对深思熟虑得到的结论,进行坦诚直率的讨论,才能切实推进到一个新水平。考古材料作为社会发展的物化表现,在认识和理解上有相当多的客观困难。因而,应重视已有材料的片断性和残存性;努力在年代上求得一致的看法;充分估计不同自然环境、不同文化传统下,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水平会有不同的物化表现;在比较不同的考古案例时应参照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逐步细化。应进一步加强推动国家动力的研究。

藏传佛教信仰体系与神权政治特质

从整体看,藏传佛教不仅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基本教义,还保留了原始苯教中的许多重要思想,从而在民间传说、伦理风俗、信仰体系、宗教仪轨等诸多层面带有雪域高原的鲜明印记,成为最具地缘特征和神权政治特质的宗教文化体系。

论西周早期燕侯墓出土青铜面饰的功用

出土了青铜面饰的西周早期燕侯墓位于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墓号为1193号,该墓随葬的青铜面饰有4件人面饰与5件兽面饰,该墓还出土了青铜重器克罍、克盉,其上面都发现了重要的铭文。这些青铜面饰曾被认为是用做盾饰,该说法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该墓地出土的同类青铜面饰的考察,并结合边疆民族学调查资料来论证该西周早期燕侯墓所出土青铜面饰实际是用做面具的,应是墓主生前主持祭祀礼仪所使用。周初最高统治集团的迷信程度十分严重,甚至直到春秋时期,祭祀仍为国家的重要规制。西周早期燕侯墓随葬的青铜面具既是艺术珍品,也是神权之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