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文”论在晚清民国的回响——兼论近代文学观念的建立

清代中期阮元及其门人对“文”观念进行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分梳,反省古文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以使文学摆脱“文以载道”的束缚,这促使了文学独立,并出现了文学史观的雏形。阮元及其门人关于“文笔”的考辨不仅在当时引发了对“文”观念的论争,而且影响了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文学观。他们对阮元及其后学的观点进行选择性吸收和转化,甚至有批评阮元之处。同时,关于“文”的论争也引起其他近代学者对文学观念的关注和探析,为民国学者进行文学史撰写提供了材料资源和观点支撑,促成了清末民初“纯文学”观念的萌发,进而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和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

论元宫词的新变

元代宫词的新变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内容与作者方面,写作内容由后宫嫔妃宫人的生活逐渐转移到宫殿文武百官的政治活动,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作者为多民族构成。二是民族特色,表现在名词事物、宗教信仰两个方面。三是创作主张,题材扩大,语言典雅,风格上要求清和雅正。四是形式上的创新,表现为宫词中出现详细自注、以宫词唱和、语言多样和形式多样等特征。

论公安派之“真”的四个层面

在公安派的诗文理论中,“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前人对于“真”这一概念虽颇有研究,但对于“真”的意义层面划分仍不够细致。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将公安派之“真”区分为人格、情感、文体、表达四个层面,并由此探讨“性灵”与“真”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性灵”和“真”其实是“体”和“用”的关系。以“真”为核心来建立公安派的文学体系,一方面颠倒了二者之间的因果位置,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其他审美风格在公安派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公安派对于“真”的追求,树立了独立自主的人格类型,实现了个人情感的自由书写,促进了晚明非正式文体的勃兴,也代表了晚明“重一己而轻外物”的时代文化精神。

岭南医家刘渊《医学纂要》中风辨治探析

清代岭南医家刘渊所撰的《医学纂要》是一本既言其验、又探其要的综合性医著。《医学纂要》对于中风的辨治既传承了张仲景与张景岳的理论与观点,又在遣方用药中体现了创新。刘渊在辨治中风时,从痰论治,调补脾肾;在仲景六经辨证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临证经验,创立了针对中风的六经证治;秉承标本分治的原则,治疗中风区分急缓,辨别急危重症。治疗中风用药时,继承张景岳“补虚不离桂附”之思路,或佐以肉桂与附子以追散失的元阳、生无根之气,或佐以桂枝与附子以通畅血脉,使寒邪自除;遣方用药多采用人参、黄芪、当归、川芎、白芍以补气养血,调补人体气血阴阳。

元前诗歌叙事传统的演进及体制特征

在从先秦以至唐宋漫长的历时变迁中,中国古代各体文学的叙事与抒情性能递经共生、分化、消长、互渗的进程。尤其是二者在经历了体制分化之后,诗歌叙事就进入分途发展演进阶段。其具体演进历程大略分三段式,首先是抒情与叙事之各体消长,其次是诗歌叙事之多体式分布,终至诗歌叙事传统之凝定成形。诗歌叙事传统一旦形成,就表征出若干体制特征:其一,常规叙事诗有较强叙事特性,而非叙事诗也蕴涵叙事成分,不论叙事诗还是抒情诗,其叙事性能均渐趋增强;其二,诗歌叙事主要体现在正文中,而其叙事性也表征于附件上,且因附件与正文相配合,而使诗歌叙事更显完善;其三,诗歌叙事既向体式内部充实,同时也向诗歌体式之外拓展,呈现为诗作跨文本组合,或为诗歌叙事之跨文类。此外,为应对诗歌叙事的创作实绩,还催生一系列诗歌叙事理论。

“十台诗”考论

十台诗是元代形成的一种新的怀古诗体,由明至清创作不断,为文坛所接受,但在当代研究中有所忽视。现所见十台诗中最早为吴师道的《十台咏怀》,诗中选取姑苏、章华、朝阳、黄金、戏马、歌风、望思、铜雀、凤凰、凌歊十台进行题咏。后人多以吴诗为正体,依序分咏十处古台,追古忆昔,咏史抒怀。十台诗的产生与发展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与时代背景,而诗人在创作中也能收获独特的体验。重新发现十台诗,有助于补充元代文学相关研究,对中国诗歌体式的特点也能有更深入的认识。

试论元代云南诗文文献的存佚及整理

元代云南诗文文献传世稀少,曾有过的云南本土文人诗文集与滇外文人咏滇诗文集均已亡佚,现仅存一些零散分布的篇章,凡诗词300余首、文150余篇。其中不少篇章在辗转流传过程中讹误严重、真伪掺杂,相关收集整理本也存在诸多缺误,这些问题在文史研究中应当注意。

元代奉使诗歌的兴起与旨趣

元代奉使诗是元诗中具有独特价值的部分,其外交功用的发挥,所记物象的新异,以及诗人前所未有的经历与情感体验,在中国诗史上独具特色。元代奉使诗题材和兴寄的多元性,对前代的继承与革新,以及在元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下所具备的独特文学价值,对于元代文学史乃至元代外交史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

浅析宋元骈散关系论的确立及骈散文法论的对垒相埒

宋前反骈言论络绎而出,但并非属意于文体是否骈、散的问题。至宋元,论者明确将骈、散并举,骈、散关系论自此确立;同时,又深入辨析骈散文法异同,使二者呈对垒相埒之势,而分歧点和相参处并非拘泥于文体,而大多指向文法。宋元时期体法双彰、骈散兼备,其骈、散文法互化,是古文运动、文体改革的必然结果,是破体为文的成功实践。显而易见,骈、散在文体上各自独立,在文法上互相渗透,在文风上相得益彰。由宋元始,骈文和散文作为文章体派的双子星座,在其文法特征融汇或分明下,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体创变的重要内容。不管是从史论发展的视角还是文论生成的过程来看,骈、散论是宋元文体论从未缺席的素材,也是历代体法之争在文章学领域的投影。

浅析五运六气与金元四大家学术观点的关系

五运六气首见于《黄帝内经》,在宋金元时期蓬勃发展。其中为代表的宋金元时期的医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被后世誉为金元四大家。他们所处时代前后相距不到300年,学术观点却寒热温凉,各有所宜。本文从金元四大家各自所处“六气大司天”背景特点的客观和其各自对运气理论阐发的主观两大角度挖掘,研究发现金元四大家学术观点寒热温凉的不同,均与各自所值“六气大司天”特点相契合;金元四大家皆推崇五运六气理论及运气思维下六气与人体经络脏腑气化密切联系的六经气化学说。本文探讨运气学说与金元四大家学术观点的关系,以冀对五运六气与各家学说研究提供一点浅见。

赵孟頫“古意”论的形成及其实质考辨

赵孟頫作为元代画坛执牛耳者,其“古意”论的提出不仅促成了元代文人画特质的形成,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人绘画史的发展与走向。通过对宋元之变的社会情境以及赵孟頫复古心理动机的考察,发现“古意”论的形成既有对南宋画风的矫正、元初世衰道微的批判,亦有对仕元矛盾内心的减缓。从风格、意蕴、法度三个层面看,“古意”论追寻高古风格,崇尚简率画意,探求中和雅正的法度。对赵孟頫《幼舆丘壑图》《红衣罗汉图》《鹊华秋色图》的绘画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可以明确看出赵孟頫取法六朝、复兴唐画、师法北宋的不同“古意”追求,而这种追求正是促使他开创一代新风并成为元代画坛领军人物的重要原因。

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利用文献综述——基于CNKI检索出的相关文献的分析与反思

通过对与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利用相关关键词的检索,在中国知网(CNKI)上共检索出171篇相关期刊文献并对其进行甄别与归纳工作。对文献所涉及到的不同学科进行分类归纳,并从文献的作者、来源以及相关机构等方面对文献前期的写作方向以及写作背景进行分析整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关键词出现频率的统计,以及相关文献中共词的提取分析,分别从价值阐释、传承体系、更新利用等方面分析“中轴线遗产保护”及“利用”的研究现状。并从历史文化发展、学科交叉研究、政策完善体系、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进行反思总结,以便为北京中轴线相关领域的后续发展提供更为详尽的资料总结。

释灵耀《随缘集》的宗教与文学世界——兼论明清释家别集整理的意义与价值

释灵耀的《随缘集》具有极高的佛教史、思想史、文学史价值,也是考察其生平的第一手资料。通过细致考察其若干文本,对了解当时佛门状况以及僧人创作的实际情况有重要意义。释灵耀的《莲花赋》等作品,即使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杰作。但释家别集的整理工作相当繁难,思想、文字等许多方面存在诸多障碍,必须认真对待。

论元代蒙汉文化融合及其对元人文学创作的影响

元代是蒙古入主中原并实现大一统的特殊时代,其时蒙汉之间在文化上存在广泛而深入的融合,具体表现在天文地理、政治制度、礼乐习俗、文化教育、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从地域上看,元代蒙汉之间的文化融合整体上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步发展的趋势,以及南北之间的不平衡。元代蒙汉文化融合熔铸了元代各民族士人的共同心血,同时,方外人士在蒙汉文化融合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文人自觉弘扬的“中州元气”,最终成为大元王朝施政的文化纲领,渐次化作那个特殊时代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思想。可见,元代蒙汉以及各民族的融合体现了胜过刀枪剑戟的中华文化的强大聚合力。同时,蒙汉文化上的融合对元人文学创作以及其中所蕴“大元气象”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元明清蒙古族汉诗研究的力作——评《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

《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是研究元明清蒙古族诗歌的新例证。该书创新点众多,主要有三:一是构建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新体系,对古代蒙古族汉诗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观照,展现了蒙汉间的民族交融和文学交融;二是丰富多元的文献搜集,对生卒行年、著作流播、交游考论进行了清晰深入的考证;三是厘清古代蒙古族诗人汉诗发展脉络,从思想史、社会史和整体历史角度揭示了元明清蒙古族诗歌的发展进程和差异产生的原因。该书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改变了研究方法,拓宽了研究范围,不仅系统地呈现出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创作的发展历程,而且揭示了元明清蒙古族与汉族在不断交融碰撞中共同书写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内涵和意义。这对于当下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借鉴和榜样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金元四大家论治乳腺癌理论浅探

乳腺癌已成为妇科最高发的恶性肿瘤,金元四大家对乳腺癌的病机认识与诊治思路各树一帜。刘完素以五运六气为基,以火热立论,开创了清热解毒治癌肿的先河;张从正从病由邪生立论,妙用“汗、吐、下”三法,因势利导,驱邪外出;李东垣从阴火学说、脾胃论治,以“甘温除热”法消虚火,祛癌瘤;朱丹溪以气血痰郁为纲,将窼囊理论与乳腺癌防治相结合,气血同调。四位医家论治乳腺癌各富特色,其学术思想进一步完善了乳腺癌的中医诊疗体系,也为其他恶性肿瘤的理论研究和临床治疗提供了学术指导及经验参考。

再论明代公案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成因——科举歧视、说唱与小说理念对叙事的影响

学界常感叹公案小说不如西方侦探小说那么引人入胜。但此类比较未能很好地结合中国文化环境,也忽略了“引人入胜”叙事方式的某些内在机制。法医学知识和细密的故事时间是破案严谨的基石。明代科举和教育体系歧视仵作,强化了文人与法医学知识的割裂。限制计时仪器的发展,因此故事时间较为模糊。说唱常渲染作案经过以强化善恶对立,史传文化按时序叙述,导致隐藏作案经过的方式散见却未成主流。拟话本的题目与入话会提前叙述后文,设置反转和悬念时易顾此失彼。虚构看似相关实则无关的线索,可强化悬念,也使重要的线索与反转更难被觉察,结局更出人意料。但明小说作者视“奇”与“通俗”为手段而非核心,所以很少虚构假线索。悬念、推理和反转多散见却未实现精致的融合。此外,中国独创的密室情节值得更多关注。

明朝之前中医骨伤科文献研究

中医骨伤科起源于远古时期;战国、秦汉时中医骨伤科解剖生理知识、创伤病因病机等基础理论基本形成;魏晋隋唐时期骨伤科诊疗技术取得了重大进步,骨折复位、固定、功能锻炼三大原则及整体观念、筋骨并重、动静结合、内外兼治治伤理念初步形成;至宋金元时期,骨伤科独立成科,不但创新了复位方法,而且对开放性损伤以及手术治疗有了进一步探索,骨伤科理论得到升华,临床经验得到总结,为明清时期骨伤科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时期以来元明两代诗文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新时期以来,元明两代的诗文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甚至有度越戏曲、小说研究之势,这是古代文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新现象。文献整理方面,《全元词》《全元文》《全元诗》《全明词》及其补编相继问世,《全明诗》《全明文》的整理也取得初步成果;元明两代的诗文研究逐渐升温,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著作将其纳入研究视野,承认其文学价值,诗歌研究相对深入,文章研究相对薄弱,词学研究与诗论研究有较大进展。今后的努力方向是:提高文献整理水平,拓宽研究范围,深挖大作家,拓宽对中小作家研究的边界,突出“文学本位”意识,加强艺术研究,注重文史哲结合,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出版文献类、研究类集成性著作。

论臧懋循元杂剧编改的“剧学”奠基意义

臧懋循出于其自觉的“剧”本体观念而非当时普遍的“曲”本体观念,对元杂剧进行了系统编改。脚色层面,参照传奇脚色体制对元杂剧脚色进行系统性重建,并深入剧作内部,从上场诗、下场诗及科白方面,对相应脚色名目作出实质性的行当化调整。关目层面,调整聚焦以增强关目紧凑性,调度人物以增强关目戏剧性。排场层面,调整分折以优化布局,利用辅场景以烘托主场。曲白协同层面,添加曲间白以形成互动对话,甚至对曲本身进行增删修改,曲白统筹安排以优化叙事效果。在古代戏曲理论偏重“曲学”的传统格局中,其对古代戏曲“剧学”理论的建构有着切实的奠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