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说的强化与弱化:从荀子到董仲舒

孟子性善说旨在说明人性中先天具足为善的能力,理论旨趣上颇合乎康德伦理学“应当蕴含能够”这一基本原则。思想史上,该说往往被强化为这样一种观点:人于现实中必然会为善,因而礼义、王教乃至一切后天努力均为多余。荀、董二子都是基于对孟子性善说的这一“强化”解读而对其予以批评;为说明后天教化的可能性条件,二家又不得不肯定人性中包含某些有待后天进一步培养和发展的善质,清代以降的不少学者即循此思路理解孟子的性善说,但这本质上是对孟子之说的“弱化”。

宋明理学的性说

北宋王安石承继唐代韩愈彰显孟子、肯定孟子的性善说,与程颢、程颐开创的道学派学者具有共同的性论基础。与王安石、程颢强调伦理意义上的善恶只是已发阶段的概念不同,南宋朱熹依据张载的心统性情与程颐的性即理,建立性情二层构架。同时,《大学》“身有所忿懥”的身、心理解反映了道学家不同的思想特色。有关性本善与无善无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反映了理学家不同的思想重点。尤其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对立的思想史叙事不断地再生产,直至今天仍保持着生命力。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可为代表,这样的叙事非常稳妥,但也因此需要保持警惕。一方面这样的叙事容易忽略不同学者思想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即使强调“朱陆和会”的学者也不可避免地局限在朱陆对立的理论前提。

朱子人性“恶”的思想逻辑与管理警示

耙梳《朱子语录》《四书集注》等传统古籍文本,不难发觉有必要厘清朱子人性“恶”思想的理论源流及其内在逻辑。对于由何而产生人性之“恶”,在朱子看来,一念之差时,人心极易朝着人欲放纵,而产生“恶”,此为“恶”之发动机制;而且,禀气使至善的天理落实到人身上时,为人欲所蒙蔽,不能充分地展现而产生“恶”,此为“恶”之影响因素,但禀气不必然导致恶的产生;另外,“欲”是“恶”牵引机制,但“欲”也并不绝对导致“恶”,“欲”不等于“人欲”,“人欲”是做坏的“欲”,这“人欲”便是“恶”。深入分析可知,朱子哲学的人性论对人性“恶”的形成机制有过细致剖析,结合现代管理学来看,它有助于从源头上对治理管理活动中的一些难题,进而促成管理效果的提升。

孟子性善论域内人性论争的再思考——兼论人性善恶与儒家德治及法家法治的关联

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中的核心议题。哲学史上的人性论主要归结为五种:性无善恶、性善、性恶、性善恶混、性三品,但各自均存在一些问题或困境。其中,孟子的性善论是一种更全面、更深入的人性观,它内含着性本善与性向善两个面向。孟子的性善论不仅能回应性善论自身面临的困境及问题,还兼顾、会通了其他人性论并弥补其不足,且为人的生存提供精神支撑与价值指引。儒家德治与法家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其治理依据与结果完全不同。前者以人性善为依据,主张明德慎罚,表现出对人的地位和价值的尊重;后者以人性恶为依据,主张严刑峻法。

性恶论与政治秩序——对荀子人性论的分析与重释

荀子的人性论以主张性恶著称。但这种性恶论是否真的如其所称的那样完全真实?其逻辑是否自洽?从荀子的诸多论述验之以人的知、情、欲三个部分,却明显透露出并非如此。对人性既然可以“化性起为”,就要有化的动力和根据。这些根据和动力也正是荀子承认的人普遍具有的道德辨知和同情的能力。这些能力在人性中可视作善端而存在。被荀子视为性恶的欲望,主要指过度和不加节制的欲望,而非一般的生欲。那么,荀子为什么还要极力主张一种性恶论呢?这与他对一般政治秩序的捍卫紧密相关。这种对“明分使群”的捍卫正是荀子对传统道德和政治哲学的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贡献。但在特殊政治秩序方面,它和西方近代以来对人性估计不高的政治理论的主要趋势还是迥异的。

以孟子“性善论”视角看医患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自第一次医疗改革实施以来,中国对医疗体系先后进行了三次改革与完善,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不同层面的问题表现在医患关系上,医患冲突、医患矛盾成为社会聚焦的热点话题之一。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医患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医患关系朝着向好方向发展,随着“医患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医患双方共建共同体成为进一步的目标。孟子性善论与医患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相互呼应,性善论批评了经验性的人性论,强调了性善的建构性与主动性,即以存养、扩充的方式实现性善。在医患关系中,性善可为医患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思想动力,其要医患双方以坚定的信心共同努力,以不断践行的方式逐渐实现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初衷。

孟子性善论的逻辑展开及其思想意义

孟子的性善论虽是接续孔子仁学而开出,然其展开却是以人禽之辨作为逻辑起点。在人禽之分的视域下,孟子肯定了人之“性善”。由此出发,孟子以“心”而显“性”,以“心善”作为“性善”的具体表现。以此至善之“心”作为内在价值根源,孟子进而提出了他成德成治的设想。从辨分人禽之别到肯定“仁义内在,性由心显”,再到以“心”为本开出其成德论、仁政说,孟子性善论的逻辑展开大体如是。性善论的确立,高扬孔子的道德理想精神,强化了儒家的道德主体意识。

孟子教育思想及其内在逻辑

孟子作为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其教育思想日益受到教育学者的重视。孟子的教育思想以性善论为基础,以求放心为儒家教育的基本原理,仁义是其教育的总目标,五伦关系是教育的基本内容,孝悌是教育的基础课目,教育的作用则是个人的幸福与社会的和谐。经孟子加以总结的这一儒家教育思想,成为秦汉以后我国教育思想的主流。当前,教育学者对孟子的研究归纳虽然是正确的,但对孟子教育思想的内涵及其内在逻辑关系还很少进行深入的探讨。而对儒家教育思想的深入理解,是儒家教育思想运用于现代教育的前提。因而,对孟子教育思想的内在逻辑进行深入分析与论证十分必要。

荀子“性恶论”与孟子“性善论”比较研究

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表面上对立,其实可以兼容。二者对"人性"内涵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荀子将人性视为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即对物质生活的欲求,而孟子的人性则指人在亲人、他人遇到危难、横暴等事情时天生的心态,主要指精神心理的倾向性。二者都切实有据,言之成理,但都有不合逻辑之处。性善论与性恶论实际相互补充,可整合为统一的理论。

为什么说“人性本善”——刘咸炘对传统性善论的现代总结

中国传统学术以重人道而重人性,并以性善论为主流思想。晚清以降,西学东渐,性善之论日趋式微。近儒刘咸炘通古今、贯中西,对传统性善论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与发挥。他把"生"确立为绝对价值和评判善恶的根本尺度,并继承了《易传》"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思想传统,认定大自然本善,故人与万物之性皆善;而人得天地理气之粹,故拥有天地间至贵至灵的至善之性。在方法论上,刘咸炘论性善还有一重大突破,就是提出了"自当一体"之论。此论有三个要点:其一,当然(善)本于自然,是对于自然的肯定与实现,不自然者必不当然;其二,不当然(恶)是对于自然的否定与背离,不当然者必非自然;其三,善(当然)与恶(不当然)并非并存之二物,而是一物之二态,即正常之态与负变之态。明乎此,乃能知恶是非自然的,因而也是反人性的。

性善:本善与向善——孟子性善论的两种诠释进路及其当代省察

孟子性善论的本善论诠释与向善论诠释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性。前者是在本体论视域下言说孟子的性善论,而后者立论的根基则是＂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本善论诠释的理论缺陷在于其形而上的先验化诉求所导致的对生活世界中的本源性实存经验的褫夺及其对人的本真能在的遮蔽;而向善论诠释则由于过分注重经验性的内容一方面无法给予道德失败以合理说明,另一方面则是斩断了孟子性善论所蕴含的＂亲—民—物＂之间的存在论意义上的连续性。＂恻隐之心＂作为本源情感是对天地万物一体共在的本真领会。孟子性善论的真实意涵既非论证人之为人的先验善性,亦非指明生命的事实是经验性的向善过程,而是在本源情感与本真领会的基础之上提供一种指引性的哲学,进而开启一种不断超越自身旧有主体性的＂性善＂之路。

东西方基于人性善恶选择治理制度的比较

本文通过分析历史上东西方社会对人性的不同认知,解读东西方社会对治国模式的不同制度设计。西方社会基于"人性恶"的认知在治理国家的策略上采取"法治"的制度安排,而东方社会基于"人性善"的认知在治理国家的策略上采取了"人治"的治国安排。本文通过论证"法治"与"人治"的不同渊源得出结论: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法治"和"人治"是殊途同归的制度设计,然而在当代社会",法治"是更具理性与稳定性的制度安排,是和谐、繁荣的必由之路。

泛组织传播:对“孔孟”为中心的儒家传播思想考察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为在"礼崩乐坏"时代重建理想的"礼治"社会,儒家传播思想从"性善论"的逻辑前提出发,把传者和受众、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技巧、传播效果等基本的传播命题都纳入到"家国"秩序中来思考,并对此做出了种种规定,呈现出"泛组织传播"的特征。

荀子教育思想新探:以性朴论为中心

《荀子》一书中的《性恶》篇太引人注目,任何关注中国古典人性论的人都会注意到它,而该书其他篇对人性的看法则一直被忽视。本书的《劝学》《礼论》《大略》等篇都不主张人性恶,而是主张人性朴。《性恶》是荀子后学的杂言杂语,汉代刘向在编《荀子》时把它夹在《子道》《法行》之间。"性者,本始材朴"的陈述典型地体现了荀子本人对人性的看法。以性恶论来理解荀子的教育思想会严重地误解它。在性朴论视野下,荀子的教育论则可得到恰当解读。事实上,国人在教育观上受性朴论影响更大。

性与天道:荀子礼学的形上学依据

为了给自己的礼学思想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荀子从人性论与天道观两个方面对礼学的形上学依据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在人性论方面,他以“性伪之分”为逻辑起点,以“性伪合”为理论归宿,论证了礼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产生的人性根源。在天道观方面,他以“天人之分”为理论依据,论证了礼在人类社会中的核心价值,并以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性为理论依据,建立了礼的超越性和绝对性基础。

论法治国家的理念基础

人治与法治是在完全不同的理念氛围中生存的。中国社会要从人治步入法治 ,就必须实现由人治理念向法治理念的飞跃。这种飞跃是全方位的 ,其中较为根本、较为紧迫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由性善论转向性恶论 ,二是由国家优位论转向社会优位论 ,三是由恶法亦法论转向恶法非法论。唯此 ,法治国家才有其牢固的理念基础。

论孟子的德政思想

文章指出孟子以唐虞三代之盛世图景为理论参照,以性善论为心性凭借,以制产裕民为先决条件,建构起一套极具民本色彩的德政思想体系。同时,孟子还对德政模式下的社会阶层结构、人才选拔原则及德政理想的现实切入路径作了极富智慧的探讨。

我国古代人性论的心理学诠释

长时期来,对我国古代人性论思想的研究,一般是从哲学或伦理学的角度立论,其内容也局限在人性善恶的来源问题。文章则与此研究传统不一样,即改为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立论,其研究内容除保留人性善恶论外,还讨论了另外四个重要问题:一是人性地位论,通过就人贵论、人本论和天人论的考察,较充分地论证了人性的崇高地位。二是人性本质论,概括为生性论、习性论和心性论,揭示了人的自然本性、社会本性与心理本性。三是人性构成论,从类型论、因素论和结构论三个角度,对人性的构成进行了分析。四是人性发展论,归纳为气禀论、习染论、性习论与修身论四个论题,对影响人性发展的种种因素作了全面考察,扩展并提升了我国古代人性论思想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宪法价值哲学的逻辑原点——对中国宪法人性基础的反思

中国先贤关于人性假设的研究对于宪法价值哲学的逻辑探源是有借鉴意义的:性善论与宪法价值的逻辑基础是相互排斥的,性恶论与宪法价值基础的逻辑前提是不对称的,人性可塑论才是宪法价值哲学的逻辑基础。

论道家人性论的实质

学界在论述中国古代的人性论时 ,对于道家的人性论要么阙而不论 ,要么语焉不详。道家的人性论应界说为性善论 ,它是与孟子的性善论内涵有所不同的另一种性善论。这种性善论是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理论基石 ,在道家思想体系中有着重要意义。弄清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