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

从感物到性灵:阳明心学与传统诗文观的嬗变

“感物说”与“性灵说”作为我国传统诗文创作的两种重要的理论来源,是作家创作的一种审美体验。“感物说”历经了一个以物为先,以物为重到心、物并举的审美体验过程。“性灵说”则在此基础上,强调以心为主,顺应心性的审美创作过程。“性灵说”强调心之主体意识的突出性、重要性与功能性。从“感物说”到“性灵说”的创作审美体验过程中,王阳明致良知的学说对性灵文学观的发展,具有关键的主导性作用。王阳明强调“心”在诗文创作中的关键性作用,他以心学理论指引诗文创作,转变了传统“感物说”的创作理念,使诗文创作沿着“性灵说”的方向发展与演变。王阳明的心学观在明代文学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对后世诗文作家的性灵文学书写风格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

唐代追和虎丘清远道士诗考论

虎丘有清远道士诗及唐人颜真卿、李德裕等人的追和诗,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考证可知:清远道士就是南朝的道士,沈恭子就是沈炯,而“一公”乃是东晋高僧竺道一。且清远道士之诗题不当有“寺”字。唐人的追和诗不仅受虎丘山水美景之触发,亦反映了魏晋隐士风度和道教文化对文人心态和诗歌创作的重要影响。

泰戈尔论诗歌

在诗歌创作论方面,泰戈尔特别关注诗与诗人的关系,认为诗歌是诗人人格的表现而不是诗人生活的再现,同时强调诗人要用自己的感情体验人类的感情,诗人的心灵应该响应世界的呼唤。在文体论方面,他早期比较重视诗的格律形式,后期对韵律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认为韵律不仅是诗歌的一种形式因素,而且是艺术家手中的创造力。在诗的形式方面他更倾向于自由与自然之美,提倡散文诗和自由体诗。

意境、情韵与神味:林纾散文学的新色彩

长期以来中国散文学都是以文道、义法为主流,这从根本上规定了散文学的发展方向,限制了审美论的发展。林纾虽然以古文的衣钵继承人自居,但并没有坚守"文道""义法"传统,而是以情性为散文之本,这就使他在散文审美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其中,"意境"、"情韵"与"神味"三说最具代表性,突出地体现了林纾散文学的诗性特质。它们的出现为散文学增添了一抹新的色彩,也为近现代散文学的发展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散文学领域里提出"意境"、"情韵"、"神味"诸说,对于源于诗国的这些美学范畴,也是一种丰富和发展。

以《诗》观赋与引《诗》入赋——两汉《诗》学史札记之一

汉人以《诗》观赋、以《诗》论赋 ,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此一历史阶段之经学化了的《诗》学观。从汉赋中的一批引《诗》资料看 ,很多是藉称《诗》以宣讲儒道、张扬经学 ,但却有一部分则重在援引古诗原有的蕴义和诗文本身 ,或援用诗典 ,或化用诗意 ,或引用诗句 ,客观上已经具有了文学借鉴的意义。《诗》三百一经流传 ,就不断产生双向的影响 :既是政治的、经学的 ,也是诗学的、文学的 ;汉人以《诗》观赋与引《诗》入赋 ,又于此提供了新的例证。

重解废名的新诗观

废名的诗和诗论的独特性已为研究界所公认,且近年来获得了较为充分的论述。本文从废名的诗与诗论的文本出发,着眼于废名诗学观念对新诗本质理解的可能意义,结合废名的诗作及三十年代的诗学氛围,对废名的新诗观重新作出了申说。本文认为,废名关于新诗诗质的要求体现为两点:一是诗的“当下”性,一是诗的“完全”性,他的讲稿和诗作印证了这两个特点;而废名更为可贵的贡献在于,他充分地觉识到了新诗语言的“散文化”特性,指出应该依据这种语言的特性来建构新诗的形式,这对新诗本质的理解与未来发展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论江右文化对虞集的影响

虞集的青年和晚年均在江西崇仁度过,其文学思想、学术主张乃至人格的锻炼,都深受江右文化的濡染。他接续了欧阳修、曾巩等人开创的散文传统,诗歌则主张"宗唐得古",不满江西末流崇怪尚奇的倾向,力倡平易雅正的诗文风气。虞集的学术思想主张"会和朱陆",融汇诸家学说,此亦深受元初江右理学特别是乃师吴澄的影响。此外,他还与江西籍的玄教中人交往甚密,对道教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培育了冲淡舂融的品格。

中国古代诗韵论的发展及其特征

我国古代诗韵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5个阶段,即:魏晋南北朝为孕育期,唐代为确立期,宋代为发展期,明代为深化期,清代为完善期;古代诗韵论的特征则主要体现在称名的扩张性、内涵的多样性、阐说的展开性三个方面。

六朝诗赋观考辨——以《文赋》、《文章流别论》、《文选》、《文心雕龙》为中心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辨析这一命题的理论内涵,考察其来龙去脉,既可以追溯诗赋观的源流,又可以厘清六朝人与汉人诗赋观的异同,还可以初步勾勒这两个时期诗赋辨体的情状。

崔融对唐诗的三大影响

初唐诗人崔融,至今还没有任何论著对他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他对唐诗有三个方面突出的影响:完全合律的七言排律是初唐时期独一无二的作品,这样复杂的诗体也完全合律,可说明很多问题;编选《珠英学士集》体现了兼收并蓄的审美倾向,开启了唐诗选本的一个时代;代表国家所作的《唐朝新定诗体》,对格律诗的最终定型有规范的理论指导作用。

曾国藩的诗文理论观念及其近代意义

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冲击转换、社会时局动荡不安背景下的曾国藩的诗文理论内容相当丰富,主要包括强调文学与世变相因、提倡"经济"之学,继承发展古文阳刚与阴柔学说并将其与文章风格类型、变化发展观念相结合,关注古文文体功能特征、主张骈散相济、奇偶结合,关注公文及其他应用文体的形态功能,主张在积理极富的基础上追求修辞立诚、强调创新自立,强调诗文声调和谐之美、以诵读传达情韵等方面。这种思想观念一方面表现出传承与维护正统的理论倾向,另一方面表现出适当变革和求真务实以挽救文风、适应时代需求的近代意识,反映了曾国藩及其同道者在继承传统诗文理论基础上进行适度变革转换的稳健姿态,也透露出中国近代文学理论发生内在变革和寻求理论出路的时代信息。

楚骚与汉代抒情赋

先秦的抒情作品严格说只有《诗经》和楚辞 ,研究汉代的抒情赋 ,沟通两个时代血缘关系相近的抒情文学体裁 ,可以认识抒情主体的思想变化和对抒情体裁的继承与发展。汉代抒情赋体现出作者在新的封建政权统治下的心路历程、人格变化和主动向道家思想的追求 ;体现出伴随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于女性形态美的欣赏和汉代士人的婚姻观念 ;在表现形式上 ,继承并发展了楚辞纪行、写景抒情的手法 ,使之更加自觉、细腻 ,和文人五言诗一样 。

秦汉时期太湖与东南地区学术发展趋向研究

秦汉时期的太湖与东南学术整体上属于边缘性的学术 ,但却富有特色。东南学者传承《楚辞》 ,并开创汉大赋传统 ,形成汉代的辞赋之学。东南地区的楚化是汉代 ,尤其是西汉的主流。在儒学神学化的大背景下 ,东南的学者并未随波逐流 ,王充著《论衡》予以尖锐批判 ,表现出理性主义精神。在史学流域 ,班马大师均出西北 ,东南的学者这次奋起捍卫地方文化精神 ,《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两部地方史书的完成 ,标志着东南吴越文化传统的回归。同时 。

从《佳人》诗看杜甫对屈赋女神形象的拓展

杜甫《佳人》诗刻画了一位女性的形象。她在形象、命运、性格和品德上均与屈赋中的湘夫人有契合处。这告诉我们,佳人的形象具有一定的神学品格。然而,在佳人和湘夫人间也存在歧异处。佳人的形象具有一定的神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妇女的神圣品格。湘夫人具有明确的神性,其根本原因在于道教的庞大神系。佳人生活在人间,湘夫人生活在神域。在杜诗中《佳人》诗具有其对偶极《幽人》诗。在屈赋中《湘夫人》篇具有其对偶极《湘君》篇。在同一诗人的众多作品中存在着呈现对偶状态分布的作品,这说明其创作经过了诗人的刻意经营。只有在诗人神思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才能创作出呈对偶状态分布的作品来。《湘夫人》的创作路径是由人到神,这决定于轴心时期人们的普遍追求。《佳人》的创作路径是由神到人,这反映了杜甫对屈赋的继承和发展。

南朝诸家玄言诗批评发微

南朝玄言诗批评有别于两晋之时提出的"韵灵旨清"的审美标准。檀道鸾、沈约、江淹、刘勰、钟嵘等人物的批评,并非从其审美标准而言,而渐有以宗《诗》的儒家诗学标准评价玄言诗,且梁代前后稍有不同。

翁方纲“肌理说”成因探析

翁方纲“肌理说”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清代汉宋调和的学术文化是肌理说形成的深层原因;宋诗是肌理说形成的创作依据;桐城文论是肌理说的理论直接来源。

钟嵘“滋味”说的理论内涵辨析和释疑

钟嵘提出“滋味”说 ,是中国诗味论发生的重要开端 ,一方面承接了孔子的乐味论 ,另一方面开启了司空图的辨味论。“滋味”的理论内涵包括形象性、情性 ,“赋比兴”和自然性 ,与其他理论构成整体系统。这对于释解“滋味”与道家思想文化的关系 。

日本及港台学者视野中的赋

日本及港台学者对中国赋体文学的研究比较深入,他们大都是从赋与诗的关系入手来谈对赋的认识和界定问题,但在具体论述赋与诗的关系上又各持己见。或从“不歌而诵”的角度认识赋;或从赋为诗之“六义”之一的角度来论赋;或从赋为有韵文的角度来论赋。但很少把赋与诗之讽谏作用联系起来,表现出与一些大陆学者不同的研究特点,这种角度有利于对赋体产生的过程进行探讨,为我们的赋学研究打开另一面窗口。

试论江淹诗赋的“爱奇尚异”

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并序),是一篇独特的五言诗专论,《别赋》与《恨赋》,亦为抒情小赋中的“创格”。江淹在藻饰方面比前人愈加追求新奇。佛经中多姿多彩的神幻素材,为江淹的作品也平添一份奇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