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美好生活体育需要”:内涵解读、深刻依据与重要保障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体育需要”是新时代新征程促进体育高质量发展、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目标所在。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认为“人民美好生活体育需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体育发展样态的丰富而持续拓展,具有深刻的学理基础和广泛的实践需求,既以丰富多样的物质性体育需要为基础,又以社会层面的精神性体育需要为提升。满足“人民美好生活体育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体育学说的价值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体育观的初心体现,是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本质体现,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目标体现,需要以立足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为基础,以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为支撑,以打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依托,以实现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为导向。

反思“提取公因式”:论法典总则的建构方法

“提取公因式”方法单方面强调总则内容对既有部门法实践的依赖,忽视了我国语境下总则内容的体系性、多元性和理想性特征,因而是有缺陷的。我国法典化实践所期待的法典总则本质上是关于既有部门法实践的解释性理论,意在建构部门法实践所隐含的独特实践形式及其内在价值目的。作为解释性理论的法典总则包含监管性内容和操作性内容两个部分,监管性内容旨在为法律官员的立法和司法适用提供指引和约束,操作性内容旨在与分则内容相互配合直接作为裁判依据评价公民行为。总则制定应当采取建构性解释的方法,首先为既有部门法实践赋予相匹配且道德最佳的内在价值目的,以之作为监管性内容的核心;然后根据该内在价值确定操作性内容的基本概念框架,并结合立法者试图贯彻的其他社会性价值和法治价值确定操作性内容的具体内涵。

朱熹复原理解论系统之重构——两种“以意逆志”理解实践和阐述的结合

由于不满汉儒断章取义的解诗传统,朱熹不仅提出了“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四重维度的学诗法。在更高的理論层次上,这一学诗法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双层次“以意逆志”的复原理解论。第一层次是开展章句训诂,舍弃对文辞实指的穿凿释义,同时又进行摆脱理念说教的动态结构分析,其中特别强调通过“兴”去把握诗篇文本的空隙,从而复原诗之本义。第二层次是超文本层面的理解,即在把握诗篇结构、文本之意的基础上,反复熟读涵泳,以求感通圣人之志。这两种紧密关联的“以意逆志”理解活动,使文本理解的实与虚贯通条畅,且从基本文意的理解上升到超文本层次的精神升华。朱熹这个四维度、双层次的理解论,可谓将孟子“以意逆志”说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实乃集古代文学理解论体系之大成。

常识主义刑法解释观的学理诠释与实践面向

近年来的刑法教义学研究存在“去经验化”的危险倾向,而常识主义刑法解释观的提出正是对深陷规范“泥潭”的教义学的补偏救弊。当前理论上对常识主义刑法解释观的批判建立在错误理解之上,因而不能成立。“将常识判断寓于法律解释”不仅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之义,也契合解释过程中的主、客观互构关系,更是满足了法教义学面向功能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合法性、合理性及合目的性构成了常识主义刑法解释观在方法论意义上的三个实践向度,即要求解释结论不得超越实定法的有效范畴;从刑法文本到案件事实的涵摄过程不得悖离基本的逻辑要求;对条文的解释应当符合规范目的,并满足社会公众的合理期待。

常识、诗意与革命的复调——试析老舍的《离婚》

老舍小说《离婚》的第一重调性体现为张大哥所代表的常识与老李所代表的诗意,前者周旋于人情世故,后者则要求保有理想主义的追求。没有危机时,常识的生活庸俗但温情,诗意反而显得空幻;危机一旦发生,常识的生活便暴露出弊病,而诗意的生活则呈现出革命性。但诗意的革命性根源于虚无,切实改善现实则需要决断与行动,从而出现了第二重调性,即诗意的革命与行动的革命。《离婚》中的“革命青年”马克同与边缘人丁二爷,前者自诩革命者而不革命,后者不符合革命者形象却做出了真正的革命行动。但《离婚》并没有止步于此,老李与丁二爷隐遁乡村成了第三重调性,构成了对前两种调性的否定。在重重否定中,《离婚》以诙谐的语调勾勒了悲凉的精神群像。

以象言说与律诗诗法之关系

以象言说为律诗重要的言说方式。这一言说方式给律诗诗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深远影响,体现在律诗诗法的各个层面。由于以象言说追求以象尽意,因而其句法不再追求表述的完整,而转向以言尽象,这使得律诗句法颠倒、以核心词连缀成句、语义跳跃成为律诗重要的句法特征。由于以言尽象、以象尽意成为律诗的追求,律诗的章法自然会以意为枢纽,而关涉起承转合,以言意为基础,以诗意为旨归。律诗的尚意追求,又使得诗歌整体上追求味外之味的意境混成,神完气足的境界的巧妙营构。正是以象言说方式对律诗诗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才造就了律诗尤其是唐人律诗兴寄高远、气象浑然、惟在妙悟的独特风神。

New Criticism and Poetry Interpretation

New Criticism is a dominant trend in literary criticism of the mid twentieth century.New Criticism,focusing on the text and emphasizing close reading,finds its excellence in poetry interpretation.This essay introduces the theoretical basis,the ap proach-close reading,and terms of New Criticism.The essay analyzes the metaphysical poem"Virtue"written by George Her bert by the use of New Criticism.

共同内群体认同促进民族心理融合:积极解释偏向的中介作用

从解释偏向视角探讨共同内群体认同促进民族心理融合的认知加工过程。实验1和实验2设置群体情境(竞争/非竞争),分别考察即时解释偏向(包含自动解释偏向、迭代解释偏向)和延时解释偏向在共同内群体认同与民族心理融合关系中的作用。结果发现,在竞争和非竞争情境下,共同内群体认同能够促进民族心理融合,其促进作用发生在自动积极解释偏向和延时积极解释偏向阶段。研究从认知加工的视角拓展了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并完善了解释偏向阶段模型。

苏轼民族共同意识的形成契机及其精神内核

苏轼民族共同意识的形成与他自身经历密切相关。被贬黄州、惠州与儋州是苏轼民族共同意识产生与形成的关键节点。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生活困顿与精神创伤使他的思想变得多元,并兼容三教。苏轼沉沦下僚的坎坷仕途让他有机会接触少数民族百姓,作于黄州、惠州的诗文可反映其不断融入当地生活、以他乡作故乡的豁达情怀。被贬海南是苏轼民族共同意识产生的天然契机,他与黎族百姓比邻而居,相识相知,互相扶持,最终形成了汉黎一家、华夷同合的民族共同意识。在贬谪生涯中,苏轼与黎族人民平等交流,互相认可、彼此接纳、互相融合,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苏轼的民族共同意识。此外,苏轼在被贬三州内所作的和陶诗及编写的经典传著为其民族共同意识的形成注入了精神内核。这些创作表明了苏轼在精神上逐步隐逸田园,谦恭克己,爱民护民,自觉地与他们结为命运共同体。透过诗文我们已然可以看到苏轼真诚待民的高尚人格,而这种朴素的民本主义情结恰恰也是对民族共同意识最形象、最直观的演绎。

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

清代经学兴盛,经学文本对文学创作的话语阐释极大地丰富了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清代文坛以《诗经》为理论基础,结合传统儒家的思想内旨与艺术审美,为女性文学建构了一套系统完善的批评模式。他们从女性文学创作的合法性出发,通过言德关系、性情论的探讨综合把握女性文学中的思想旨意、情感表达以及审美精神等多方面要求,形成了以《诗》解诗论诗的批评方式。在经学传统的阐释下,清代女性文学崇尚温柔敦厚、贞静幽闲的诗教大义,喜好独抒性灵、真切自然的情感抒露,重视兼具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的文学本色。这类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既包括了对经学早期含义的理解认同,也容纳了经学传统背后新意义的生成,正是儒家学说在后世的经典化过程,对于女性文学主体价值与个性精神的认识与开拓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水江文书》俗语词考释六则

文章结合传世文献,对《清水江文书》(黎平卷)中出现的“断价”“断字”“清白字”“理讲”“承典”“银主”六个俗语词进行具体考释。根据贵州地区方言演变,尝试探析以上六个俗语词的释义,以期对《清水江文书》的辑录整理有所裨益,以及补充《汉语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辞源(第三版)》《近代汉语词典》等大型辞书未收词条或义项,提前滞后书证。

基于辑佚的苏轼《论语说》研究——苏轼“海南三书”论之二

今传苏轼《论语说》为后人辑佚所得。苏轼的《论语》解读,多对孔子思想的格言式表达作了较细的剖析,体现了自己亲仁好仁而不违仁的基本思想、因循孔子兴礼乐行中庸的主张,在不乡原非中庸时选择狂狷,并在说《诗》时以无思无为为“思无邪”的至境,以口手相应的平易表达为辞达的至境。

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与测度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准确把握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以及中国共同富裕程度现状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从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出发,聚焦于区域差距,在解读共同富裕内涵的基础上从“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构建囊括物质财富、生活保障、公共服务、共享程度在内的区域共同富裕测度框架并综合研究了中国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研究发现:中国总体富裕程度呈现上升趋势;共享程度上升速度不及富裕程度,而富裕程度差异的来源主要是省份间差异;综合分析发现中国经历了“共同贫穷”到“差别富裕”,如今迈向“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大部分东部地区省份共同富裕程度较高,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程度较低;国家中心城市已是城市区域富裕中心,发挥出了先富带动作用,而在当前的城市群规划中过于突出“强强联合”,不利于发挥城市群的先富带动作用。本文从整体和地区两个视角对中国富裕程度和共享程度进行研究并刻画时空动态分布特征,综合分析中国共同富裕实现程度以及国家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先富带动作用,为新发展阶段正确认识和促进中国共同富裕实现程度提供决策参考。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论渊源、内涵解读及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内在追求,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智慧结晶,是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环节。从理论渊源看,新时代共同富裕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理论的合理完善和创新发展;从科学内涵看,新时代共同富裕表现为物质富足与精神充盈的统一,全体富裕与全面富裕的统一,长期规划与短期目标的统一,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呈现出科学而丰富的内涵体系;从实现路径看,需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夯实政治根基,始终坚持健全体制机制提供制度保障,始终坚持创造财富分配财富夯实物质基础,始终坚持不懈奋斗提供精神动力,使中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不懈奋斗。

古典诗词多元阐释的可能与限度

古典诗词的多元阐释,从诗人、文本、读者方面都能找到根据。诗人“言外之意”的追求,诗词用语的多义性、句法的特殊性、表达的婉曲性,读者的个性差异和不同的阐释方法,使得诗词具有阐释的无限可能性。读者在阐释过程中,应该发掘文本的多种可能意义,但也要尽量避免有意或无意的过度阐释。诗词多元阐释旨在通过综合比较,择出较为合理的观点,从而更好地理解与鉴赏古典诗词。

朱熹“思无邪”的哲学底蕴——兼论中国哲学中的“思”“行”关系

朱熹创造性阐释“思无邪”,不仅赋予“思”以实义,而且认为“思”为“事”“言”“行”之先。这一创造性阐释使得朱子的“思无邪”内涵丰富驳杂,甚至相互龃龉,需要整体把握。概括而言,朱子的“思无邪”至少具有三种涵义,即《诗》之情感丰富真挚皆“无邪”、学《诗》者之“思”应“无邪”、《诗》之功能在于能矫正学者之“思”至于“无邪”。朱熹对于“思无邪”的阐释,尤其是对于《诗》之情皆“无邪”的阐释彰显了其对情感的重视,但实际上他的“情”是其“天理”的一部分,包含在其哲学体系中,而并非如“知情意”系统中独立的“情”。朱熹论“思无邪”的三种内涵不同程度上皆与朱子之哲学思想及宋代理学密切相关,又与传统的诗教思想存在巨大差异,侧面预示了理学发展的空间与走向。朱子“思无邪”重“思”的特征与宋代理学重“内求”的倾向密切相关,是中国哲学“思”“行”关系发展的重要一环,为明代理学转入“渺茫”留下空间。

陈师道常用词调研究

宋代词人陈师道曾自谓“不减秦七黄九”,其词作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目前学界研究极少。分析陈师道常用词调,发现其在用调取向上具有偏爱流行词调、喜用小令、恪守正体的特点,其用调在题材上表现为多延续传统题材内容或追随流行题材,但首创《卜算子》调咏梅题材。其用调在声情上表现为多选用缜密、清新、盘旋的韵部,选用相对单一的句式,选择表情范围广、作者发挥空间大的词调,其常用词调声情总体上具有于平淡之中可曲折变化的特点。

论吴梯和李黼平对杜诗的解读及其影响

杜甫诗歌的“经典性”是通过后人的阅读、阐释与传播建构起来的。相同的杜诗文本经由不同读者的解读,会产生相同或相异的结果。清代中期岭南人吴梯和李黼平对杜诗进行了解读,并撰写了“读杜笔记”。这些笔记的写作时间、写作动机、写作体例和写作内容均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但吴梯的解读视野要比李黼平更加宽广。二人不仅对前人的杜诗解读提出了商榷意见,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杜诗;还传承了人所公认的“经典”杜诗,并对某些原本没有被人熟知的杜诗进行了深刻、细致的剖析。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徂徕先醒杜律考》考论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藏抄本《徂徕先醒杜律考》是日本江户时代大思想家、蘐园学派创始人荻生徂徕以《杜律集解》为底本,注解杜甫律诗的抄录本。因书前有“杜律集解序”以及书末有“杜律集解卷之下终”等字样,被国立国会图书馆误作《杜律集解》,以致湮没无闻。以往学界论述杜诗在江户诗坛的传播和接受,也较少涉及到蘐园学派对杜诗的论述。此书参考《杜律集解》及其他杜诗注本,考校优劣,并提出不少新的见解,既可使我们了解徂徕早年注诗的风格及思想变化,也能够弥补蘐园学派杜诗接受方面文献上的不足,对日本杜诗研究有补遗之功,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杨慎“诗非史”观与中国古代诗歌阐释传统--以《升庵诗话》为中心

杨慎历来被认为是明代“诗非史”观的重镇,实际上,他反对的是宋以来根据杜诗开创的愈演愈误的小传统。在辨明“诗”“史”二体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含蓄蕴藉的诗歌叙事标准,将其融通于诗歌缘情的本质。同时,他又秉持辩证复古的观念、字有来处的知识主义、文献考据的史证意识,最终回到了中国古代诗歌阐释的“诗史”大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