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史《儒林传》扬州学人记载的形成

扬州学派被视为清代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研究成果较多。但学界未曾注意到,清史《儒林传》对扬州学人有系统的记载,且形成过程复杂,是该学派研究史的重要一页。本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儒林传》相关档册,从纂修层面揭示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对扬州学人的记载情况。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中,阮元将任大椿为代表的扬州学人群体载入,但该传被删除。光绪年间,清史《儒林传》第四次稿中有八位扬州学人立为正传。这些传记在扬州府呈送的《儒林刘宝楠刘文淇朱士端王念孙汪喜苟焦循凌曙江藩(江苏咨送采访册)》的同名传记基础上删改而成。国史馆纂修官重点改写并表彰了扬州诸儒在《易》《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专经研究上的成就,彰显了扬州诸人的“汉学”宗风,突出了他们的地域联系和家族特色。清史《儒林传》虽未用“扬州学派”之名,但已经记载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和地缘特色等要素,在正史中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史料基础。

论唐枢的经学思想

作为晚明时期甘泉学派的重要学者,唐枢在经学方面有颇多著述,其经学思想的核心理念可概括为“以心解经”。在他看来,六经之实质为吾性“幾神”触感而发的自然作用,六经之来源为圣人对“当世已行之迹”的誊写与记录,六经之功用为对物欲的克除与对性情的燮理。经学为唐枢的心学体系提供了文本依据,心学则为唐氏解经提供了价值取向。唐枢的经学思想对中晚明心学解经思潮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心”的领域为明代经学诠释扩展了空间。

“侯外庐学派”的经学研究

近八十年来,“侯外庐学派”的经学研究经历了批判总结、积极探索与全面发展三个阶段,并在长期的耕耘中产生了《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经学史》等在当代经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品力作。“侯外庐学派”经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第一,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横通”与“纵通”并重;第二,讲求“实事求是”、重视考证辨伪;第三,追求“独立自得”、注重阐微决疑。

理学与史学之间:宋代义理史学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结构

宋代理学家基于“体用一源”“理事体用”的理学观念,创成了义理史学,明确了“经经史纬,故分体用;经史不离,是为一源”的经史关系,彰显出“由体贯用,以理统事,义理为先,不废史传”的内在精神。按照理学“即天视人”和“即人视天”两种理论模式,义理史学形成了两种著作类型。一种是以胡宏《皇王大纪》为代表的叙述型史学,运用理学中的宇宙发生论和天道运行论,采取“化经为史”的方式,建构出整体性的上古三代史。另一种是以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评骘型史学,依据理学中的心性工夫论和政治社会论,采取“以经断史”的方式,对战国以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合理性作出评价。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推动宋代义理史学真正发展成熟。

清代经学发展的五条进路

清代经学的发展主要有五条进路:清朝肇建,刘宗周等学者反思阳明后学之弊,对它做了不少匡正工作,调和程朱陆王之说,是为进路一;也有一些儒者如陆陇其等,干脆黜弃王学,唯尊朱学,是为进路二;以颜元为代表的颜李学派,崇尚实学,并弃朱、王之学,是为进路三;乾嘉之时,考据学大兴,以惠栋、戴震、钱大昕为代表的儒者,多以古文经学为研究对象,是为进路四;而稍后而起的常州学派则重视今文经学,其代表人物有庄存与、刘逢禄等,他们不重名物训诂,力揭微言大义,最终推导出变法维新的理论,是为进路五。在这五种进路的综合影响下,清代的经学改革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钱玄同与崔适交游考

钱玄同于1911年2月拜访崔适,问学三年后开始执弟子礼。经钱玄同推荐,崔适于1914年秋季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任讲师,并由北大出版部印成了《史记探源》《春秋复始》《论语足征记》。崔适年老体弱,口才不佳,1920年失业后搬离北大,住进湖州会馆。后经钱玄同设法,崔适于1922年回北大预科上课,1923年因不能上讲台而只能改作文。1924年8月,崔适客死京城,钱玄同设法筹钱为其办理后事。钱玄同又通过参与“古史辨”运动,扩大了崔适的学术影响力。

经典诠释视域下儒学普遍意义之抉发与精神性人文主义之建构——以杜维明先生《〈中庸〉洞见》为中心

杜维明的《〈中庸〉洞见》通过对儒家经典哲学意蕴的深刻抉发,阐发了儒学的普遍意义和当代价值,建构起其独特的精神性人文主义,具有多重学术价值和方法论启示意义。《〈中庸〉洞见》把经典文本、哲学诠释、体系建构融为一体,构成一个相得益彰、互涵互摄的有机而立体的整体,生动呈现了哲学之“可爱”与经典之“可信”。既具有世界哲学、比较宗教、人类关怀的全球视野,又坚守扎根儒学、立足经典、涵养文本的儒者本色,体现了掘井及泉的哲学创造的智者之思,展现出儒家经典的诠释创新之活力,堪称经学哲学的典范之作。

中国政治哲学的产生和历史演进

中国政治哲学经过长达6000年以上的悠久孕育过程,到春秋时期由老子和孔子分别创立,此后的演进历史大致经历了理论化、经学化、理学化、现代化四个阶段。中国政治哲学理论化的结果是形成了各具个性的政治哲学体系,但它们都深切关注时代问题,积极擘画替代现实社会的理想社会,苦苦寻求济世救民的政治良方,深入探讨理想社会方案的本体论根基。中国政治哲学经学化是中国政治哲学从多元走向一元的政治化、官方化、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导致了政治文化专制主义、政治哲学停滞不前、政治哲学思维教条主义化等消极后果。中国政治哲学理学化是宋儒为振兴传统儒家政治哲学作出的最后努力,但它不可能克服先秦儒家尤其是汉儒的局限,更不可能改变皇权专制政治,相反把汉儒所确立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伦理纲常推向了极端。中国政治哲学现代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这是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中国特色现代政治哲学,其理论基础不是社会契约论,而是唯物史观,其终极追求不是理性王国,而是共产主义。

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探研

唐代前期在完成经学总结的同时,也因经义疏解的统一和解经方式的僵化而出现了经学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掀起了疑古惑经思潮。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持续时间很长,几乎与唐代历史相始终,一直处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唐代前中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刘知幾,他虽然以史学的视角质疑经书记载的部分内容,却并不否定经学思想,反而强调史著需要维护名教。唐中后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主要代表是新《春秋》学派,他们站在经学的立场上对《春秋》"三传"进行批评、质疑,重视分辨经史之别,而其注重褒贬义理的经学思想,对唐中后期史学新变乃至宋以后史学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理学的变脸与学人的变身——王阳明与书院综论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位文武双全的天才。他既是理学的代表,也是中国书院文化的象征。在王阳明身上始终充满着复杂的矛盾。他一方面探索并实践着圣人的大众化和通俗化理论,一方面他自己和门人又把他拔高到彻底超越大众的至高神位;一方面他表现出对朱熹所获得的神性般崇拜强烈不满,并且他不遗余力地从事着捣毁偶像的工作。结果是,拉下了一个上帝,自己又坐上了上帝的神位。

方宗诚与柏堂学

方宗诚是晚清时期的理学名儒,著述丰富。其学术思想主要表现在恪尊程朱理学,讲究为学之道;排斥汉学、心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实体力行三个方面。他在理学方面虽无大的创见,但却较为系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时期程朱理学的理论水平和时代特点。

回儒对话:云南伊斯兰学派个案的历史考察

中国伊斯兰学派的形成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其中,明清之际发生的“以儒诠经”文化运动、云南伊斯兰学派的“儒化”及云南学派在中国“回儒对话”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地方性知识所具有的全球意义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开展“回儒对话”的成功经验,应当成为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和平友好对话的范例。

宗朱学派的四书学思想

宋代四书学是由儒学系统内部诸多学派支持的经学活动。其中主要一家是宗本朱熹思想学说的宗朱学派。这一学派学者宗本朱学的学术践行主要是 :自觉建树朱学的承传统绪、深入发掘经典的原理精神。

论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史上的贡献

“书院”始于唐代 ,经过五代、北宋的发展 ,至南宋达到鼎盛时期。江万里肄业于白鹿洞书院 ,又入太学上舍深造。进士及第后 ,历任州、府、路和中央部院长官 ,直至左丞相兼枢密使 ,其间任过教授、国子监祭酒、侍读、侍讲和书院山长 ,对官学和书院教育有深厚的实践经验。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历史上的主要贡献是 :( 1 )以白鹿洞书院为楷模 ,创办了“白鹭洲书院”、“宗濂精舍”、“道源书院”等全国一流书院 ;( 2 )大力提倡教育兴国 ,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仅吉州继文天祥后 ,又有 1 7名学子荣登进士科状元 ,至明清共有 2 72 8名学子进士及第 ,故吉州享誉“南宋进士的摇篮”。江万里十分重视书院教育 ,并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历史借鉴 :( 1 )重视思想教育 ,是南宋书院教学的灵魂 ;( 2 )提倡学术研究 。

从“诗教”到“美育代宗教”——关于近代中国文学教育思想的嬗变与转型

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美及其美学思想的引入、生发和建构,不仅成了促进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重要催化剂和思想酵素,更是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得以更新换代的重要标志,其在中国文化意识形态场域不断掀起的理论风暴,亦不断刺激和推动着中国艺术思维和精神意识的重生与复兴。在这个过程中,蔡元培"美育代宗教"观念的提出具有标志性意味,其不仅与中西方文化交合和碰撞的特殊语境紧密相关,显示了跨文化的视野和寓意,而且承袭了中国本土文化的诗教传统--这一点在以往相关研究中尚缺乏深入探究,因而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意识的嬗变与创新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末中小学堂“读经讲经”课程设置与启示

清末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将《孝经》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列入中小学堂"读经讲经"科目,体现出时人对儒家经典价值的认同和自觉传承。细读该章程文本不难发现,中小学堂"读经讲经"课程实施中,注重"博""约"相济,避免"泛滥无实";系统设置,少读浅解,循序而渐进;善于诱导,晓之以义,慎之以罚;区分天资秉性而因材施教,明确反对"强责背诵";兼顾"中学"和"西学",实现"无一荒经之人";将修身诸科目与"读经讲经"相融通,发挥育人的综合效能。这对当代切实重视经典价值的传承,优化经典教育内容的设置,破解经典教育面临的难题,增强经典教育的可行性和实效性,都会有所启示。

宋代真理学的构件和后世的取舍

宋代真理学,实由物理之学、义理之学和性理之学三大部分为构件。宋代学者,于此三大构件或有所偏重,而不少名家往往对三者都加以探索并卓有创获。然而,从宋元明清以来,学术界存在一种将宋代真理学缩小化的运动,各有取舍,不仅排出了物理之学,而且剔出了大批探索三理富有成绩的伟大学者,往往只剩下程朱理学及其抗辩派,遂使宋代理学面貌严重不全、失真。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试图纠正这一偏失,努力发覆,从"理学"扩展到"宋学",迈出可贵的第一步。现在,需要突破这些局限,从"宋学"再拓展到"真理学",已到迈出第二步的时候了。只有全面复原匡失,建立符合宋代实际的理学体系,才能展开科学的研究,得其真蕴奥义。

理学、《四书》学与儒家文明

两宋时期的理学与《四书》学之间有着十分深刻的内在联系。在中唐儒学复兴、北宋理学奠基,南宋理集大成的过程中,《四书》的地位一步步提高,最终形成一个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有机联系的新经学体系。理学与《四书》学的结合不仅构建了一种合价值信仰、知识体系、行为准则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同时理学家们通过影响朝廷的上层路线和民间传播的下层路线,使这种新兴的思想体系发展为一种影响中国历史七八百年之久的儒家文明。

经学辩论与东汉论说文的变化

汉代的经学辩论是讲学和著述之外的又一种重要的经学学术活动,它以辨明学术是非和切磋交流、倡导学术为目的。经学辩论有力地冲击了烦琐僵化的章句之学,导致了追求义理明通和崇尚理论著述的风气。受其影响,东汉论说文在形式上多问难之体,在论证方式上形成了实证求真和思辨析理的特色。经学论辩是汉代经学通向魏晋玄学以及汉代散文通向魏晋文章的桥梁。

先秦儒家道论与汉代经学的兴起

儒家学说由先秦诸子学之一的原始儒学转变为汉代经学 ,其中有着内在的思想发展规律。考察先秦儒家道论 ,可以看出 ,孔孟之道重在日常的人伦践履 ,荀子论道更强调其作为认识论上的真理 ,《易传》则通过道、意、言的关系 ,把道与儒家经书紧密结合起来 ,突出了经书的真理性。汉代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道论 ,提出了“深察名号”的认识论和“微言大义”的经学解释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