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gal Thoughts onthe Trial Methods of Arbitral Tribunal from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Suggestions of RevisionTrends on the Article 3 9 , 40 of Chinese Arbitration Act

中国《仲裁法》颁布二十多年来,从时代演进的角度分析,现行仲裁程序的立法条款对仲裁庭仲裁权的行使已构成桎梏,亟待革新。现行《仲裁法》第3 9 条与第40 条分别是关于仲裁审理方式与仲裁不公开原则的规定,其对书面审理抑或开庭审理方式的设定未能凸显仲裁庭裁量权,而对仲裁保密性的限度未能确立保密义务人的范畴,显得僵化,无益于仲裁的灵活性与自治性优势的发挥.为提升我国仲裁的国际化,相关部门有必要重视仲裁法修订的问题.

香港第三方资助仲裁制度及其对《仲裁法》修订的启示

香港《2017年仲裁及调解(第三方资助)(修订)条例》的颁布为第三方资助仲裁的合法化扫除了障碍,《第三方资助仲裁实务守则》则详细规定了出资第三方所需遵从的常规和标准。对于第三方资助仲裁,香港地区依循的是轻度规管的路线。从内容上来看,相关规定较为全面,更好地保护了受资助方的利益,保障了第三方资助仲裁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提高香港地区作为国际仲裁中心的竞争力。与此同时,立法者也为第三方资助仲裁的未来发展预留了充分的空间。这些都对中国内地具有借鉴与启示作用。鉴于已出现第三方资助仲裁的实践,在《仲裁法》的修订中应当借鉴香港地区分阶段规管的思路,在立法上明确承认其合法地位,日后通过司法解释和仲裁规则对其予以具体化和制度化。

国际商事仲裁第三方资助制度研究

在国际贸易往来中,国际商事仲裁作为纠纷解决的重要手段之一,具有高效便捷且独立公正的特点,但不足之处是费用较为昂贵,第三方资助制度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第三方资助制度具有降低当事人仲裁成本、促进仲裁程序进行及分担商事仲裁风险的优点,世界主要的仲裁中心和仲裁机构都开始逐步将第三方资助制度纳入仲裁法与仲裁规则之中。我国作为国际上主要的贸易大国,应该在合适的时机以合理的方式引入国际商事仲裁第三方资助制度,并且研究解决该制度中存在具有争议性质的问题,如利益冲突问题、披露问题和费用问题,形成符合我国立法制度且与国际接轨的第三方资助制度,以期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仲裁市场中脱颖而出。

国际商事仲裁中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与限制

国际商事主体之间的意思自治会受到可仲裁性标准、准据法选择、仲裁争议管辖权、内国司法监督审查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与限制,这些限制从反面保障了意思自治原则适用边界的正当性。随着意思自治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国际商事仲裁应统筹兼顾意思自治从实体法到程序法的适用与限制,对强行性规范适当限缩,对意思自治更加信任,使二者在相互平衡中实现辩证统一,有效避免私法的公法化,推进国际商事活动经济秩序可持续发展。

虚假仲裁中案外人的权利救济

仲裁是我国解决平等主体民间纠纷的一种重要的权利救济方式。近年来,虚假仲裁的盛行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仲裁的效率和公信力。虚假仲裁中,案外人的权益屡屡受到侵害。目前,案外人通过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执行异议之诉等途径,均无法实现权利救济。针对案外人维权困境,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有效规制和完善。可以重新定义案外人在仲裁制度中的地位,协调不同层级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同时,还可以依托现有制度,引入案外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制度,赋予仲裁案外人损害赔偿权。

功能分析视角下仲裁第三方资助制度之取舍

在当前仲裁法修改的背景下,是否有必要在《仲裁法》中规定第三方资助,已成为广泛关注的议题。第三方资助作为一种新型融资手段,虽有助于帮助当事人接近正义,但在仲裁和金融监管方面也引发一系列负面问题。从功能分析视角审视,第三方资助在中国内地不过是一种“次优选择”,尚无需通过立法进行规制。相反,我国可通过适当变通既有制度来满足当事人的融资需求,以确保在仲裁领域维护公平和公正的原则。

仲裁案外人权益救济机制的立法展开——基于我国《仲裁法》《民事诉讼法》修订和《民事强制执行法》制定的协同考量

“虚假仲裁”等侵犯仲裁案外人权益的情形受到广泛关注。在我国,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征求意见稿)》、2021年司法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及202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分别为仲裁案外人设置不同的救济路径。不同的救济路径背后是既判力绝对效和相对效理论的争论。伴随着仲裁机构“民间性”回归和对仲裁裁决效力认识的深入,仲裁裁决既判力应当坚持相对效。因而,应摒弃构建仲裁案外人提起撤销仲裁裁决之诉、申请不予执行等专门独立型救济机制,根据“侵犯物权型”、“虚构债务型”和“减少责任财产型”这三种可能侵害仲裁案外人权益的情形,挖掘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等规定的案外人异议之诉、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撤销权之诉、确认无效之诉、侵权之诉等非专门独立型第三人救济路径。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第一案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意义

中国、欧盟等WTO成员建立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吸收借鉴了旨在回应美国对上诉机构部分“关切”的沃克方案的相关建议。哥伦比亚—冷冻薯条案是MPIA付诸实践的第一案,其不仅检验了MPIA的创新性制度安排,而且明确偏离了上诉机构针对《反倾销协定》第17.6(ii)条采取的顺次方法。该案及土耳其—药品案仲裁庭还以澄清方式偏离了上诉机构的另外两项裁决。就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而言,应积极灵活运用MPIA创新性设置的程序性和实质性措施提议机制;在先例问题上,明确偏离上诉机构裁决应遵循“强有力理由”标准,但可以谨慎通过澄清方式偏离并完善部分上诉机构裁决;此外还应优化WTO裁决的表述方式。

论《民法典》背景下真正利益第三人在仲裁中的法律地位——兼谈《仲裁法》的修改

《民法典》第522条第2款首次确立了真正利益第三人合同制度。《仲裁法》尚未确立真正利益第三人在仲裁中的法律地位,司法裁判对此也未形成统一意见,这使得真正利益第三人难以通过仲裁程序实现其对基础合同权利的主张。由于仲裁条款具有程序法契约属性,真正利益第三人对基础合同权利的承认,不能当然地涵盖仲裁条款。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是真正利益第三人的仲裁法律地位得以确立的基础。一方面,利益第三人制度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有限突破,这本身就是合同相对性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仲裁条款效力及于对合同享有请求权的特定第三人,也符合基础合同当事人订立仲裁条款的目的和期待。因此,确立利益第三人在仲裁中的法律地位并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在路径选择上,个案解释使真正利益第三人的仲裁权利成为不确定性权利,无法满足其对法律明确统一的需求。建议把握此次《仲裁法》修改契机,借鉴比较法经验并结合我国修法实践,以特别规定的形式使仲裁条款在真正利益第三人主张合同权利时对其有效。

论PPP项目合同纠纷的可仲裁性

PPP项目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近年来对于签订PPP项目的合同纠纷采取何种解决方式仍存在争论。关于PPP项目合同纠纷在国际商事中是否具有可仲裁性,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尚未明确规定,且司法实践中法院对PPP项目合同性质及纠纷类别的认定标准亦存在差异,通常会忽视该类合同纠纷的特殊性,进而造成难以执行仲裁裁决和无法保护社会资本方的利益等困境。PPP项目合同兼具民事性质和行政性质的双重属性,且因其产生的纠纷符合可仲裁性标准,即合同主体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具有平等性,合同纠纷性质具有财产性,这些符合可仲裁性的标准。

仲裁协议第三人刍议

其他国家关于仲裁第三人的立法多把进入仲裁后的第三人认定为当事人,我国仲裁法学界大多数学者则将其称为仲裁程序进行中的第三人,两种倾向均有偏颇。通过重新界定仲裁协议第三人这一主体的概念消除我国仲裁法学界因主体定位错误造成的目标主体与论据主体的冲突,揭示仲裁第三人制度的本质涵义,并定位仲裁协议第三人进入仲裁后的主体角色。

CAS仲裁法典最新发展述评

CAS仲裁法典的修订基础主要源于其经验积累和技术积累。从此次修订的主要内容看,它旨在提高CAS仲裁的效率,而其主要表现则是强化仲裁员勤勉职责,强调CAS仲裁的独立管辖和自裁管辖,明确合并仲裁,革新庭审技术。这些修订内容对我国未来体育仲裁制度的构建均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国际体育仲裁中指定仲裁员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以Alejandro Valverde兴奋剂案为视角

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是仲裁制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在三人仲裁庭中,各方当事人各自指定的仲裁员应当与首席仲裁员承担同样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义务。国际体育仲裁,相比一般仲裁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特殊性,权威体育仲裁机构所提供的符合要求的仲裁员人选大多与某些体育组织有客观联系,而这些体育组织又往往会成为体育仲裁中的一方当事人,因此这些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常常会遭到质疑,但并不能因此就对体育仲裁中的指定仲裁员苛以更加严格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标准。

论多方当事人合并仲裁的合意与技术

基于国际商业贸易的实际需要,多方当事人合并仲裁制度很有必要存在,主要的疑难问题在于,多方当事人之间基于多个合同发生的争议进行合并仲裁。在缺乏一个多方直接参与的明确仲裁协议的情况下,从仲裁立法、仲裁规则和仲裁协议层面来看,当事人合意推定基础之上的合并仲裁具有合理性。合并仲裁在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上,由仲裁机构或仲裁庭决定是否合并仲裁,并就仲裁庭的组成进行指定。当事人各方将合并仲裁的情况固定,或者由仲裁庭进行记录备案,有助于合并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代位权人介入仲裁的可行性探讨

近年来我国学者关于代位权人能否通过仲裁实现自己债权的探讨常常在一些文章中有所论及,有学者坚持代位权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有学者认为代位权人可通过仲裁方式实现债权。代位权人作为法定的合同第三人可以有条件的介入仲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商事仲裁第三方资助的制度构建

第三方资助源于英美等国,并在商事仲裁领域逐渐体现其存在价值。然而相关重要议题,如资助本身的合理性、资助者仲裁地位、资助者信息披露范围和第三方资助行业准入条件等,目前尚无定论。从维护经济弱势群体的正当权利,促进仲裁双方地位实质平等的角度出发,该制度应得到充分发展。为了避免资助者对程序的过度干预,形成对资助行为的有效监督,应采取促进资助方与受资助的当事人共担风险、确保资助方信息全面披露、科学评估合理准入条件等限制措施,从而充分发挥仲裁功能,紧贴其价值内核,合理维护仲裁意思自治。

集群企业中介式捆绑合作创新机制研究

为改善传统合作创新模式中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将第三方中介机构引入集群企业合作创新组织中,采用博弈分析方法对集群企业中介式捆绑合作创新机制进行探究。根据第三方机构不同的信息处理方式,将中介式捆绑合作创新分为信息仲裁和信息中介机制,并针对不同机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于我国体育仲裁第三人问题的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探讨体育纠纷处理中的第三人问题,并对我国体育仲裁中有关第三人问题的规定提出了几点建议。

论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开始——兼评中国仲裁机构的实践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开始,不仅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且具有法律上的多重效果:争议案件系属于仲裁庭、仲裁时效中断、索赔计算的起算点。尽管仲裁程序何时开始,各国立法与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不尽一致,但大体可分为当事人约定、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仲裁通知之日、仲裁机构收到仲裁请求之日、以仲裁员不同选定方式来确定。以上几种方式均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在仲裁程序领域的体现。考察中国仲裁机构的相关实践,仲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成为惟一标准。这种作法不但有违仲裁程序自治,且仲裁机构有越权之嫌。在未来修法或仲裁规则修订中,应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