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是否实质审查了征地案件中的公共利益?——基于2056个案例的回归分析

研究目的:探究法院在集体土地征收案件中审查“公共利益”要件的实然状态及其形成原因。研究方法:回归建模、文献分析。研究结果:法院对公共利益要件的实质审查持克制主义态度;对公共利益要件的接纳性呈现两极化;对公共利益理由的支持力度与被告行政级别呈负相关性;法院高度认可“征补协议”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联性;其他因素对法院裁判结果的影响轻微。研究结论:法院在土地征收案件中并未实质性审查公共利益,存在显著的形式化与程序性倾向。其主要原因在于诉讼机制与立法意涵的非弥合性、行政规划与公共利益的非对等性、司法审查考量因素的非法律性以及传统法院职能定位的非能动性。

司法政策论要——基于行政诉讼的考察

司法政策作为国家处理司法问题的一种导向或立场、态度,是司法机关所制定的对司法活动进行指引和规范的规则,体现了司法机关对司法活动以及司法机关的角色所表达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实际上是徘徊在法律与司法政策、政府与民众、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利益衡量、价值衡量的过程。司法政策内在本质上兼具了政治性与司法性的特质,外在表现为灵活性、平衡性、统一性、开放性、动态性。司法政策具有指引、补充、协调、创制、试验等功能。由于缺乏稳定、成熟的司法哲学作为支撑,过于强调或突出司法政策对司法实践的作用,会影响法律的权威地位,易对法治建设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制定与实施司法政策的核心命题就是要处理法律与司法政策的关系,目前已形成司法政策代替法律、司法政策改变法律、司法政策补充法律这三种模式。

赋予强制力抑或建立司法审查机制——执行和解双重救济制度的完善

执行和解制度可以充分调动当事人的协商意愿,为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之间提供缓冲余地,但双重救济模式的救济选择权和救济范围仍需进一步扩张。现行执行和解双重救济模式下,当事人的救济渠道仍不足以处理复杂的司法问题,因此是否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和是否建立司法审查机制,成为学界和司法界争论的焦点。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即赋予当事人第三条救济路径,扩大了当事人的执行和解救济选择权;而建立司法审查机制在性质上则是事前规制,主张加大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审查力度。两种完善构想都应对执行和解协议的类型和履行程度加以区分,明确不同情况下执行和解救济程序的选择,通过对救济模式的优化,最终实现当事人应有之救济权利。

基本权利保障视域下政府公共警告三阶审查模式

当代风险社会,国家对其公民有"生存照顾"之义务。政府公共警告作为政府履行"生存照顾"职能的重要手段,在维护消费者生命健康权时常常会触碰营业自由,显现基本权侵害品质。德国宪法法院通过的"基本权保障领域→干预→宪法上之正当化"三阶审查模式判断国家资讯行为对基本权侵害及法律责任。在中国,该审查模型可以转换为"受案范围→侵害构成→有责性"三阶段审查。国家资讯行为性质本身不是考量因素。资讯内容的客观真实性及发布程序的合法性是判断政府公共警告是否构成营业自由干预的重要标准。

刑事司法中检警关系模式比较与重构

从欧美国家的检警关系模式观察,主要有检警分立与检警一体两种模式,具体国家的检警关系则又有一定的差异。西方主要各国的检警关系背后有一列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支撑,我们应当把握二者的共同点,司法审查机制与检警自治是欧美国家检警关系法治化的重要背景。应当转换司法理念对我国检警关系进行改革,维护辩护方正当的诉讼权利与强化司法审查机制,在具体制度上对检警制约机制进行调整。

浅谈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目前世界各国的违宪审查模式可分为三种。从现行的宪法来看,我国基本倾向于采用权力机关违宪审查模式。这种模式与我国的国情及政治制度基本相适应,但也存在不少的缺陷与问题。所以,我国应建立一个事先由宪法委员会进行预防性立法审查和事后由违宪审查庭进行监督性司法审查相结合的双重违宪审查模式。

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模式的实证分析

新《行政诉讼法》确立了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使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审查规范性文件更加名正言顺,原告与被告也参与进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中。分析中国裁判文书网自2015年5月1日至2017年5月1日之间与"规范性文件审查"相关的74个裁判案例,原告、被告、法院在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中形成以法院为主导的职权主义审查模式。职权主义的审查模式有其可取之处,在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中应当坚持,但原告与被告的责任应当更加明晰。

论对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

我国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已经积累了对规范性文件审查的经验,但是,行政复议中的审查效果不是很好,审查的比例很低。行政诉讼中的审查是在缺乏法律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司法审查不同于行政复议,所以不能完全套用行政复议的审查模式。《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已经落后于现实且无实际意义。对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应当以具体审查为主,辅以一定条件下的抽象审查。审查的标准应当是合法性审查辅以一定的合理性审查。法院应当有权直接作出撤销判决,同时建议相关机构作出通告。

关于男同性行为的两个美国判例及其法理学和科学基础

美国最高法院对时隔17年发生的两起男同性行为上诉案,鲍尔斯诉哈德威克案(1986)和劳伦斯诉德克萨斯案(2003),引用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同一条款进行司法审查,做出完全相反的裁决,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氛围不同.在人权和自由作为重要意识形态的氛围中,非解释性司法审查理论引导着大法官将同性性行为视为美国宪法关于公民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权利.但是,几年以后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提出了关于性少数群体的基本理论框架,认为同性性行为不是单纯的个体行为,而是社会行为;它源于社会又反作用于社会,引发出具有捆绑的负性社会心理问题的群体.对男同性行为的渊源和性质进行多学科分析发现,无论其自然起源还是社会起源,都是对不良环境的消极适应性行为,蕴含着消亡性、有害性和不平等性,既不利于行为人的毕生发展,更不利于社会发展.纵观人类社会对该行为所采取的对策及其远期后果,本文建议既不需要强制性刑罚,也不需要道德规范的外部约束,而是通过跨学科研究,提高对该行为模式性质的社会认知水平,唤起行为人的主观自律.

刑事扣押决定权归属的三种模式及其批判

刑事扣押决定权的归属至少有三种模式:"侦查机关决定模式""检察院决定模式""法院决定模式"。从历史和法治的进程而言,侦查机关决定模式的行政体制弊端明显,检察机关决定扣押导致检察机关存在与公诉权、监督权等角色的冲突。只有将刑事扣押决定权赋予法院,侦查机关负责执行,检察机关归位于公诉,贯彻刑事扣押的决定权与执行权相分离,才能确立法院的审判中心地位,实现刑事扣押程序的正当化。刑事扣押决定权的归属关系到侦查制度的变革,而司法审查"法院决定模式"的配套机制,如控审分离、法官独立、程序法定、违法制裁等制度的建立需要循序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