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兼论安大简《诗经》的版本问题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二国风当确指“魏风”与“唐风”(晋诗),其命名之所以异于传世本《毛诗》,可能是由于该本之祖本采用了根据采诗或献诗时魏国实际政治中心所在(“霍”,即“侯”)与晋诗的实际采取之地(“晋国之魏邑”)命名的方式。从“侯六”“魏九”命名的原生态化,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安大简《诗经》的祖本应该是早于儒家诗教本的一个两周官学的初编本,楚国学官出于对本国礼乐祭祀文化的保护目的,在此初编本的基础上进行了节选,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无《雅》《颂》和《国风》不全的安大简《诗经》的面貌;而从安大简《诗经》中异体字大量出现于同篇的特点来看,该选本可能同时兼有“识字辨义”的教育功用,是教授楚国官学之“国子”的初级教本。

《大武》卒章论——以宋版《春秋经传集解》及王家嘴楚简为线索

《大武》乐章的篇数、篇目、篇序等问题,历来聚讼纷纭。如关于《武》在《大武》中的次序,大抵有首章说、次章说、卒章说三种观点。部分持首章说和次章说的学者认为今本《左传》所记楚子语“其卒章”有误,今本与宋版存在出入。然验之现存宋版《春秋经传集解》,朱熹刊定《诗集传》时,当时所流传的宋版《左传》所记楚子语确作“其卒章”。新出土的王家嘴楚简《诗经》亦进一步证明,《武》当是《大武》卒章。

蒋悌生《毛诗序》接受的汉学取向及其学术史意义

作为汉儒通过对儒家经典《诗经》的阐释构建的政教性诗学话语体系,《毛诗序》正式确立了儒家诗学的相关原则,在古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自汉代至清代的《诗序》存废之争接受史,实际上乃为不同时期士人为维护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所依从或构建的汉学与宋学之经典解释范式之争。作为明初学者,蒋悌生对汉宋学派《诗序》存废之争所涉及的《诗序》作者、内容等问题加以裁断,表现出偏于《诗序》的汉学倾向。蒋悌生在朱子学独尊的明初学风下力倡《诗序》,为明中后期汉学复兴之先声,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以诗注礼,以礼笺诗:郑玄对《诗》义之解析

郑玄注《诗》与三礼时,采用诗、礼互证的方式,为诗、礼之间建立了联系。郑玄以诗注礼,是指注礼时引诗以证,对所引诗句的诠释是其对礼的义解所在。以礼笺诗,即援引三礼笺注诗句,注诗时对礼制的引证蕴含其对《诗》义的理解。诗礼互证既形成了郑玄注经的特色,也造成了诸多不可避免的偏差和误读。这些注解为今人观察理解先秦礼乐之制与《诗》之义解提供了依据和参照。

古籍注本异文在中学诗歌教学中的应用与价值——以杜诗注本为例

中学诗歌教学承载着培养学生语文素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古籍注本作为原文典籍,对诗歌教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以选入统编版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杜诗为例,辨析教材与古籍注本异文的含义,结合课堂教学环节,发挥异文研究在教学中的作用,可促进师生全方位、多角度解读古典诗歌.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

《孔夫子》：最初西文翻译的儒家经典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经典翻译扮演了很突出的角色。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把大量西方科学、哲学、宗教经典译成中文。同时,他们还把中国哲学经典翻译成西文。儒家经典在西方的第一个译本是《孔夫子》,文章第一部分简略地介绍文本翻译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传教士对《四书》的特别定义,第三部分试图考察耶稣会士的译文与新儒家对《四书》的诠释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是对全文所作的一个总结。另外,文章对西方传教士所做的诠释选择跟他们本身思想和传教策略的联系,也给予了适当的关注。

《毛诗》美、刺与唐代谏诤精神

美、刺思想是《毛诗》的重要特征之一,《诗序》在确立这一对概念的同时,强调以《诗》"谲"谏,郑玄完整地继承了这一观点。但在唐代,孔颖达则极力突出"直"谏的价值。这一变化既是唐代政治现实的反映,又对唐代的谏诤精神产生了强大而持久的影响。贞观群臣乐以直谏议政,太宗亦颇能接受,他们将《诗序》、《郑笺》所倡导的谲谏转变为直谏,这一精神在唐代中后期的政治生活中仍有广泛影响。《毛诗》的美、刺以及由此衍生的直谏思想,是整个唐代文化精神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南宋古文评点缘起发覆——兼论古文评点的文章学意义

始于北宋末的科举策论、经义的程式化,是南宋评点兴起的历史契机,而诗赋程式、“江西诗派”诗文论则是评点家的参照模式和评论方法。南宋的古文评点有着重要的文章学意义,它所揭示的文章技法的精华部分,就是在今天也不过时。

汉初《诗经》传播与四家诗的形成

汉初《诗》学的最大贡献在于"经典复原"的成功。经师们靠记忆口头传授,一人不能独尽其经,阜阳诗简之所以《雅》《颂》阙如,即是证明。《毛诗》则为藏于隐密而得以幸存的《诗经》全本。在经典复原过程中,《诗》学传播呈现出了无序状态。随着大师的出现,始有了齐、韩、鲁、赵《诗》学传播的区域性特点。政治力量的介入,使《诗》学传播由无序走向有序,逐渐形成了四家《诗》派系。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诗毛氏传疏》训诂“刻意求新”析论

《诗毛氏传疏》是陈奂最重要的《诗经》研究著作,其全面发明古文毛诗的历史贡献至今为训诂学界所称道。但如果站在当今训诂学的立场上来审视,其丰富的训诂实践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刻意求新"即是其中之一。"刻意求新"的不足表明,对注释书训诂的基本特点、重要原则等重要问题,陈奂都缺乏完整、深入的认识,而这些问题又与乾嘉学派对注释书训诂的总体认识水平密切相关,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乾嘉学派共有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剖析《传疏》"刻意求新"的不足,对于我们全面、准确地把握乾嘉学派的训诂学成就具有重大意义。

清代“诗经学”流派述略

有清一代诗经研究略分八派,兹逐一论述其得失,以时间为序,大致勾勒曼殊十朝“诗经学”之成就。

解读《毛诗序》

对历史上有关《毛诗序》的观点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毛诗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强分出大小,各首诗前面的阐释文字,既可以整体指称《毛诗序》,也可以单独指称每篇诗的序;《毛诗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成于众手,而以孔子、子夏传授为主流,同时兼收后学观点的集体性著作;《毛诗序》的产生与先秦赋诗言志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它由孔子加以搜集整理并传授给弟子,而且一直在儒家学派中流传,并进而成为《诗》的正式内容,被后人视为与诗句同样重要的经典。

孟子与两汉《诗》学

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传经的一大功臣 ,他的诗学思想对汉代诗学有深远影响。孟子的某些观点为汉儒所继承或发挥 ,四家诗皆与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而孟子的诗论则初步限定了汉代《诗经》学体系的框架 ,奠定了汉儒说《诗》的规范 ,至此 ,“仁义”理念成为诗学的焦点与亮点。

欧阳修《诗本义》辨正毛传、郑笺蠡测

欧阳修《诗本义》旨在辨正毛传、郑笺得失和归纳诗篇本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毛、郑所代表的《诗经》阐释传统,对宋代《诗经》学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熹“《诗》教”思想的发展历程

朱熹的“《诗》教”思想,经历了从广泛学习前人成说,到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并不断加以琢磨、深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将朱熹“《诗》教”思想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博采众说、删繁从简、以诗说《诗》、不断深化这样四个阶段,从而从一个学者、教育家的成长历程的角度,来把握朱熹“《诗》教”思想的基本特征。

许慎之《诗经》学

《说文解字》征引《诗经》四百多次,引文有三种方式,体例精严,反映出许慎对《诗经》素有研究,这与楚地的文化传统有关。《说文》引用的毛诗文字并不尽同于毛诗原本,对此要区别对待。许慎会通今古文诗学,沟通今文三家诗学,在《诗经》学术史上意义非同一般。

汉儒经学、纬学诗论述要

汉儒诗学源于春秋诸子诗学,主要是围绕着《诗经》经典化解读而展开。四家诗在诗学上具有同源的关系。毛诗之外,齐、鲁、韩三家诗中,鲁诗之传承,最为渊源有自,流行并取重于世似乎也早于齐、韩两家。三家诗齐诗近玄,鲁诗与韩诗近史。齐诗与毛诗都以性情论诗,但宗旨不同。四家诗都以言志为基本宗旨,以分别美刺为基本的说诗方法,对于具体诗篇的美刺,看法上有同有异。

两汉文献中的经籍传注——《两汉全书》编纂杂识之一

在全部两汉文献中，为前代或当世古籍所作的各种“传”、“注”、“解”、“说” 、“笺”、“诂训”、“章句”等，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经籍传注是基于对一定专书整体考察而作出的系统注解，与此前散见的训诂资料有所不同，已具有一定的学术个性，是一批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学术著作。它们的应时产生，是经学繁盛的直接结果，也反映了经学发展对一般古籍研究的影响，以及经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汉代社会之多元文化的发展。《孟子章句》与《楚辞章句》是一直为后世所重的两种章句体传注，前者推崇孟子、后者赞颂屈原，曾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