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逻辑层次探析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借助天的至上性和权威性,来印证道德的合理性,使儒学易于被当时的统治者和百姓所接受。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有着严密的逻辑层次,它包含三个层面,即“天人感应”思想的逻辑起点——“天”具备人格内涵,“天人感应”思想的逻辑内涵——人要顺应“天”的秩序行事,“天人感应”思想的逻辑要求——人应按照“天”的精神提升修为。

“三纲五常”中的精华与糟粕

"三纲"是可变的伦理制度,"五常"是稳定的道德原则。"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即使是"三纲",也不全是提倡尊卑与服从,在《忠经》、《孝经》和《礼记》等经典中可以看到双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攻击"三纲五常"这一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是理所当然的,但新时期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尽管对传统还要批判地继承,但不能只破不立,只见糟粕,不见精华,将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

五伦五德源流

五伦五德源远流长,经历了三代春秋源起、战国秦汉之际初形、两汉完型和立法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五伦五常、三纲五常两个思想体系。这一过程是五伦五德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在这个漫长的理论演变过程中,孔子是理论奠基的代表,孟子是理论伦常化的代表,董仲舒是理论纲常化的代表,《白虎通德论》是理论完型和立法的标识。

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及其实践

在社会转型与变革期,自任以天下的宋代士大夫努力于重建社会秩序,围绕救弊图治的政治理念,就社会控制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并多付诸实践。范仲淹的吏治思想、“三苏”对礼治的推崇、王安石“大明法度”的社会思想以及朱熹“三纲五常”的社会控制思想等凸显了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的时代特点。

董仲舒的四大历史贡献

董仲舒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贡献,一是在封建国家治理上倡教化的治国理论,二是天人合一基础上的大一统理论,三是倡儒学独尊儒术主张,四是三纲五常的伦理价值原则。认识董仲舒对中国封建制度国家治理理论和实践贡献,对消除封建制度国家治理的影响,吸收有益的国家治理思想,具有重要价值。

先秦“礼教”再认识

“礼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在许多人心中它充满了贬义,成了封建专制和缺乏人性的家规、纲常与说教的代名词。先秦礼教不同于封建礼教,封建礼教的核心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而先秦礼教的本质则是以“五常”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只有将“三纲”与“五常”、“三从”与“四德”区别开来,才能发现先秦礼教与封建礼教的区别,弄清其本来面目,发掘其当代价值。

“三纲五常”问题研究三十年及其前瞻

"三纲五常"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政治伦理准则,是人们修身处世的总道德纲领和"核心价值观",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部分与重要内容。随着上世纪80年代"国学热"的兴起,"三纲五常"问题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与关注。近三十年来,学界对"三纲五常"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纲五常"的本义及关系、来源、发展阶段、功能及历史作用、现代价值五个方面。学界对"三纲五常"问题的探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传播与践行提供理论上的借鉴与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

试论朱熹以“理”为基石的法制思想

朱熹作为宋代哲学家,把自然、社会、人生问题统一于“理”之下,然而他又有着精彩的法制思想。笔者结合他的本体论、心性学说和认识论。分析其法制思想的三个方面:法自理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法制思想总纲和严刑以威的重刑思想。

论《神乌赋》的伦理思想倾向

1993年出土于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的《神乌赋》,是西汉最早的一篇民间寓言故事俗赋,寓意极其丰富,不仅具有影射现实的社会意义,还具有鲜明的伦理思想倾向:一是以乌意象蕴涵伦理教义的"孝";二是体现着重教化的伦理思想;三是体现的"三纲五常"思想。这一创作倾向不仅是独尊儒术之社会大环境的产物,还在于《神乌赋》出土的墓主人所生活的东海郡的特殊文化背景。

董仲舒以“独尊儒术”为特征的道德教化思想探析

董仲舒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在道德教化方面 ,以“独尊儒术”为基本指导原则 ,在对人“性”作深入研讨的基础上 ,提出“性待教而善”的重要观点 ,主张“任德教而不任刑” ,强调设“教化堤防” ,用儒家的“三纲五常”之说教化百姓。与此相一致 ,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显德以示民”等道德教育方法。从总体上看 ,董仲舒的道德学说既有值得继承的合理因素 ,亦有需要剔除的封建杂质 。

儒学为生活变革而自我变革

儒学与生活的关系是:生活并不是为儒学而存在的,相反,儒学应当是为生活而存在的,因此也是为生活的变革而自我变革的。正因如此,儒学才能够穿越历史时空而走向现代。纵观中国社会的历史,经历过宗族生活方式及其宗法王权列国时代和家族生活方式及其家族皇权帝国时代,正在转向以个体为基础的核心家庭生活方式的时代。与此相应,儒学也经历过原始儒学和帝国儒学的形态,正在转向现代儒学形态,为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提供精神资源。

宋明理学“三纲五常”向“四德五伦”结构性转变

从先秦到宋明时期,传统文化伦理纲常体系发生秩序变化与层次调整,尤其是在"君臣"与"父子"关系位置呈现阶段性特征,"三纲五常"结构向"四德五伦"结构性转变。在人伦权利与义务上走过了一条双向性、单项性到多向性路径,这是道德伦理复兴,而引起这种变化是宋明理学适应国家政治维系的需要、建立社会"秩序"理念需要、家族行为规范提升需要、礼法思想发展的必然、儒家理论"一道德"需要。

齐鲁文化与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

中华民族自古迄今共有三个历史时段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为主流社会所认同的核心价值观:(1)尧舜时代的"五教";(2)秦汉至明清时期的"三纲五常";(3)民国时期的礼、义、廉、耻。每一历史时段的核心价值观都出自齐鲁文化。可见齐鲁文化非同凡响。齐鲁文化以儒学为大宗,以东夷文化为先导,是构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鉴古而知今。我们构建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充分考虑齐鲁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

董仲舒教化思想研究述评

董仲舒教化思想是董仲舒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年来不少学者对董仲舒的教化思想进行了研究,研究范畴主要体现在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社会背景、人性论、教化观、教化思想的意义与评价等方面.研究状况呈现出以下特点:选题较为单一,内容相对集中;研究时间出现断层;观点多重复,少创新;对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理论基础研究不全面;古为今用的借鉴研究薄弱;研究结论带有时代烙印.在今后相关主题的研究中应弥补以上研究的不足,全方位深入研究董仲舒教化思想.

祖先崇拜与中华文明的连续传承

中华文明连续不断的传承在世界文明史上是一个奇迹,它一直吸引着各领域研究者的目光,中外专家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很有见解的分析,大体主要有三种观点:地理环境、人口规模、文明程度,这三种观点对中华文明的连续传承作了卓有成效的论述。但我认为都未触及到本质,中华文明连续传承是根植于黄土地上的信仰———祖先崇拜。下面我就中华文明的连续传承与祖先崇拜的关系作一些论述。

中国古代哲学的生态智慧

中国古代哲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统领。中国古代哲学生态智慧是中国哲学的精华。关于宇宙和人生,它有深刻睿智的论述。《周易》“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态哲学,儒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哲学,佛家“万物悉有佛性”的中道缘起哲学,等等,表述了深刻的生态智慧。它们以“生”为基础,以“生”为标准,“和”是它的精髓,以“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这是中华文化的智慧宝库,是生态大智慧。历史上,它促成中国农业文明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指导中华文明的创造和发展,令中华民族站到世界巅峰。工业文明时代,由于中国农业文明的道路惯性,中国落后了。现在,人类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时代。中国哲学生态智慧指引,中国率先走向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创造生态文明的发展模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新贡献。

两汉教化与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两汉是中华民族对春秋战国所创建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历史检验和主流文化的初步创设时期,是对国家统一之核心价值观求索与确立的时期,同时也是道德教化正式兴盛的历史时期。两汉教化理论的发展与多途径实践推动了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对封建大一统政治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长远深刻的影响,对当今加强道德教化的职能,促进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以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三纲五常”看程朱理学对孔孟儒学的背叛

“三纲五常”并非起源于孔孟,而是对孔孟儒学平等和民主精神的背叛和践踏。程朱理学把“三纲五常”说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万古长存的天理,就是要维护封建皇权专制主义的等级制度和纲常秩序。

如何认识和理解三纲五常的历史含义

中华文明在经历了"轴心突破"之后,法家意义上强大的"早熟现代国家"和儒家意义上的伦理人文思想共同构成了"塑造中国文明的决定性因素"。三纲五常之所以能够成为帝制中国时代中华文化或中国文明最持久一贯的核心价值观,正是国家与儒教或政与教互动整合的必然结果。因此,必须将其放置于周秦之际整个政治体制架构的变革和中华伦理文明及人文思想演进的整体脉络中来加以理解和诠释,才能更恰当而准确地阐明古人关于纲常伦理之整个论说的根本意旨与历史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