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碛砂藏》随函音义甾思韵考

《碛砂藏》的随函音义作于宋初,其中止摄开口精、庄组字改良切下字,比例超过90%(少数特殊情况除外),而且完全不作其他字的切下字,反映甾思韵已经独立。甾思韵的性质大概是舌尖元音,有?、?两个条件变体,分别出现在精、庄组声母之后。甾思韵进一步发展,则为《韵会》的赀字母韵,演变路径与《中原音韵》的支思韵不同。

宋朝周边政权朝贡贸易输入的名贵药物及其医学应用探析

两宋时期,生活在宋朝周边的甘州回鹘、龟兹回鹘、高昌回鹘、于阗李氏王朝、沙州归义军、交趾、占城、凉州吐蕃、青唐吐蕃、西夏、大理、辽朝、金朝、高丽等政权,先后通过朝贡贸易的形式,将原产于当地的土产药材和来自海外的乳香、安息香、龙涎香、苏合香、艾纳香、荜拨、胡椒、肉豆蔻、白豆蔻、胡黄连、犀角等珍稀药物传入宋朝境内。域外名贵药物的传入,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药材的品种,而且经宋朝官府医学机构和广大医家验证并确定其性味、主治和功效后,被收入官修医学本草、方书和民间医书之中,成为中药学、方剂学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广泛应用于临床疾病诊疗。

《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

作为清人编订的第一部大型宋诗总集,《宋诗钞》的面世契合了京师之诗学趣尚,并有力地推动了清初宋诗风的兴起,在浙派的发展历程以及清初诗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探究《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的关系,有助于理解彼时诗风演进的一些动态特征。

论清初诗人吴之振的诗学观

吴之振作为清初宋诗派的一员主将,其诗学宗尚建立在反思明代诗学的基础上,表现出通达的“宗宋不黜唐”的诗学观,具体的阐释倾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真”侧重抒写性灵,穷达一耳;“变”强调贵在自得。

从《文苑英华》看孟浩然在宋初的接受

在“选本”视域观照下,“唐人选唐诗”十三种选本选录孟浩然诗的具体情况可大体窥见孟诗在唐代的接受面貌。时移世易,孟诗在唐代的接受与其在宋初也有着较大差异。《文苑英华》作为北宋初期的重要官修文学类书籍,可以将其视为孟诗在宋初接受情况的重要依据。《文苑英华》选录孟浩然诗歌共95首,约占其诗歌总量的36%,在盛唐诗人中排名第五。被选录的诗歌出现了几个明显特点:其一,只选孟浩然山水诗而不取其田园诗;其二,选诗题材多集中在与友人间的次韵唱酬及送行留别;其三,选录诗歌中多有释、道二家思想方面的内容。这显示出宋初馆阁文臣在统治阶级意志裹挟、白体诗风笼罩以及自身审美倾向影响下对孟浩然诗的接受情况。由此看到,宋初馆阁文人强化诗歌风雅传统、关注个人倾向日常生活以及追求以佛道思想观照内心的诗学意识。

基于《虎钤经》的北宋初期城镇防御空间研究

《虎钤经》是北宋初期的一部兵学著作,是了解北宋初期军事防御空间发展程度的重要媒介。文章通过对北宋历史背景、《虎钤经》原文中涉及防御理论的主要篇章进行详细分析,尝试探讨北宋初期防御体系中的防御策略和组织、城镇防御空间要素构成与格局特征,总结归纳出城镇防御的各层级关系及其相互联动情况,并探究各结构层级中城镇防御空间要素的发展状况,总结北宋初期城镇防御的理论成果在中国古代城镇建设史与军事防御史中的地位,以及其演变过程蕴含的历史经验与积极意义。

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一号殿复原研究

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是晋阳古城近年发掘的最为完整的寺庙建筑基址,时代与性质明确。本文选取二号建筑基址一号殿进行复原。首先根据平面布局关系推测营造用尺,在此基础上结合《营造法式》做法,并参考五代宋初木构建筑实例和图像资料分析该殿木作。其次依据考古发现的建筑构件复原砖石瓦件。最后复原出一号殿的形制与尺寸。本文基于考古材料,完成一号殿的复原研究,尝试探索该建筑的结构与尺度关系,为遗址保护和现存古建筑研究提供新的依据。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宋代司法公正的制度性保障及其近世化趋向

司法活动欲实现为社会运送正义的价值目标,必须首重制度设计。宋代司法传统中的一系列制度,不仅使仁爱司法理念得到践行、法官职业素养得到提升,而且还使司法制衡机制得到强化,审判程序设置更加精密,司法辅助制度更加完善。这些举措是宋代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也是宋代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宋代司法文化的这种整体性突破与结构性优化,折射出了宋代司法传统的近世化转型趋向,有着深刻的历史成因和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是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过程。所谓“语境”问题,是指某一说法得以流行的现实情境,实际上涉及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涉及到时人的认识心理与解释角度。所谓“胡/汉”语境的“消解”,在历史上体现为一个并非与朝代兴亡同步的漫长过程。它一方面是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进程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与认识的演变也是促成这种“消解”的重要因素。

宋朝对境外诸国和政权的册封制度

宋朝对部分境外朝贡诸国和政权首领、使臣实行册封,继承汉唐册封制度,形成阶、官、勋、爵、封邑和功臣号六个制度化册封要素和进封制度,通过官衔总和表示册封国地位轻重并根据现实需要通过朝贡排班加以调整。北宋册封制度以其视为"汉唐旧疆"和藩镇的交趾等政权为核心,南宋的册封则进一步放弃了对"汉唐旧疆"的权利主张,反映出宋朝构建朝贡体系时由"华夷一统"退守"汉唐旧疆",并进而放弃"汉唐旧疆"的收缩趋势。

北宋初汉族男性服饰特征探微

通过对晚唐至北宋初品级朝官、在野隐士及平民等汉族男性所着服饰及其特征进行研究,此时男性服饰所呈现出几种不同之"变"的形态在动乱结束后长期并存,并在服饰历史发展中均发挥着不同效应的影响作用,以此力求反映和折射出当时不同阶层的审美趋向、精神文化追求及社会文化的变迁,即无论是品级朝官与在野隐士所着渐儒趋雅风格的服饰,还是平民所着便捷实用的服饰,均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当时世人的一种复古心态,反映出北宋初期男性服饰风格发生变革的轨迹。

宋代的双季稻

宋代虽然有早稻和晚稻的名称 ,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双季稻 ,但这并不能否定宋代有双季稻的存在。宋代存在再生、间作和连作三种形式的双季稻。再生稻 ,又名再熟稻、稻孙、二稻、传稻、孕稻、魏撩、再撩、再生禾、女禾等 ,分布于两浙、淮南、江南、福建和湖北等地。间作稻 ,又名寄生 ,主要分布在浙东一带。连作稻 ,在宋代虽然没有专门的名称 ,但却出现了许多连作稻的品种 ,如江苏的乌口稻、浙江的乌和第二遍、江西的黄穋禾、福建的和献台、岭南的月禾等等。另外 ,在宋代的稻品种中 ,还发现了有些品种既当早稻又充晚稻的现象 ,也应是双季连作的结果。宋代的连作双季稻分布虽广 ,但由于品种不佳、产量不高、季节和劳动力的矛盾、放牧的需要、肥水条件的限制、投入产出率低等等原因 ,双季稻总的种植面积并不大 ,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如同凤毛麟角。宋代的双季稻大多都是在原有的品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与当时引进的早熟而耐旱的品种占城稻关系不大。

北宋初汉族妇女服饰特征探微

通过对晚唐至北宋初妇女服饰样式、着装方式及装扮习俗的研究,从服饰制度的沿袭、阶层文化基调的变革、款式审美的变迁等方面分析了北宋初汉族妇女服饰特征和所折射的社会文化变迁。从衣服样式上看,北宋初的上层女子服装愈加艳丽与奢华,更大幅度地趋于装饰和宽博,是当时世人复古心态的一种体现,反映了内心对本土文化回归的渴望。从着装方式上看,以内衣外穿为主要特点的新衣式在北宋初得以普及,为后世妇女着装起到了很好的典范和借鉴作用。北宋初"胡风渐退,汉风复兴"的妇女服饰风貌变化是当时社会动荡和民族本位思想影响的结果。

西夏钱币的流布区域及相关问题

自1805年武威首次发现西夏钱币窖藏以来,西夏钱币陆续有所出土。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甘肃等地陆续有一批西夏钱币出土,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70年代末,特别是到了80年代,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关于西夏钱币出土的报道屡见于报刊,这才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西夏钱币的出土与发现区域非常广大,但其中比较集中的区域为甘肃(以武威市一带最为集中)、宁夏(多出土于银川市、石嘴山市及灵武市诸地)、内蒙古(河套地区)和陕西(以安康市最为集中),西夏的窖藏钱币也全都发现于这些地区,应与上述诸地均属西夏故地有关。此外,在新疆、北京、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湖南、湖北、浙江、山西、山东及朝鲜等地也都有发现,虽然数量不多。这些发现,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西夏时期的丝路贸易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西夏使用的钱币种类繁多,除使用秦、汉、北朝、五代、唐、宋、辽、金钱外,还铸造自已的货币,均为年号钱,既有汉文,也有西夏文,同时还有对钱,反映了宋钱对西夏的深刻影响。西夏钱币数量众多,琳琅满目,如实地展现了西夏时代丝路沿线及周边地区贸易的繁荣与昌盛。本文首先以表列的形式,尽可能全面地对全国各地出土与发现的西夏钱币进行了归纳与概括,进而探寻西夏出土钱币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

北宋前期的乡村区划

开宝七年,在以相州地区为代表的一些地区“废乡令”得以落实,原来的“乡”被“管”所取代,其功能主要由户长来体现。更多的地区并没有贯彻开宝废乡令,也有个别的地区是在乡之下再设管。北宋前期的乡仍承担着一定的行政功能,里已沦为和自然村类似的地域区划单位。乡以及相州地区的管均设有耆长、壮丁来负责治安、词讼等行政管理工作。耆长所辖的区域又被称为“耆”。耆是县之下的专项行政区划单位,但一般不作为地域区划单位。县和耆直接发生关系,不以乡为中介。

《吴船录》所见四川旅游资源

以都江堰、青城山、乐山、峨眉山、青神中岩五大景区为重点,可以考察范成大《吴船录》及其《西征小集》、《东征小集》所见四川旅游资源,以期对这些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增添这些旅游景区的文化意蕴和人文内涵。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宋夏战争中的乡兵与堡寨

在宋夏战争史上,北宋政府为了对付西夏军队的寇掠,除了在西北沿边地区部署大量正规军外,还积极招募弓箭手、蕃兵等乡兵部队配合禁军戍防和作战。自仁宗朝始,北宋政府在西北地区大量修筑堡寨,以构建防御西夏的军事屏障。在此过程中,乡兵和堡寨的紧密结合,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北宋防御西夏的能力,并逐步扭转了长期对西夏战争的不利局面。

试论南宋高宗初年赣闽粤交界地区的动乱

南宋高宗初年赣闽粤三路交界地区爆发了频繁的动乱,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为该处在南宋时属三路交界的边远山区,盗贼多而且地方官员的总体素质偏低,缺乏责任心且不够清廉;二为该处有劫掠、好斗的社会风气;三为南宋初年该处人民负担的加重。实际上,这些动乱是该处长期以来地理环境及文化环境(社会风气)所沉积下来的隐患在南宋初年人民负担加重的情况下的总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