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

如何激励管理层主动履行ESG责任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基于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对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如下:管理层股权激励正向影响企业ESG表现;作用机制检验显示,管理层股权激励可以通过增加分析师关注和降低代理成本两方面促进企业ESG责任履行;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信息透明度越高、融资约束越低的企业中,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ESG表现的正向影响程度越大。

中国式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违规:监督者抑或合谋者

以我国员工持股计划重启为背景,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验证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违规的影响。结果显示,员工持股计划降低了公司违规概率与频率。机制检验发现,员工持股计划一方面通过促进中小股东投票与委派董事涉入公司内部治理,另一方面通过信息传递提升独立董事履职效率并增加分析师跟踪。进一步地,区分违规类型后发现,员工持股计划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信息披露违规与一般违规;区分员工持股计划方案后发现,员工持股规模高、锁定期长、高购买折价、无杠杆、无控股股东担保或兜底、无业绩条件的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违规的抑制更显著。经济后果分析发现,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违规的监督能够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研究结论从公司违规角度验证了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督者角色,为我国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法治推进——兼论《数据二十条》相关条款设计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程度与水平决定了充分释放数据要素动能的程度,对加快数据产业链、价值链重构与转型升级意义重大。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前提是明确数据产权归属,基础是构建统一开放的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是健全高效的定价机制,底线是保障数据要素安全发展。我国虽已明确了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重要地位,但相关法律尚未明确数据的产权归属,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尚未建立,数据要素定价机制尚未明确,数据要素市场交易与监管的边界也尚未清晰,所有这些阻碍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充分实现。故需立足数据要素市场的特征与现实,以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促进数据动态权属流动,构建统一开放的数据要素交易市场机制,同时厘清数据监管边界,保障数据要素市场安全发展,实现数据要素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率的市场化配置。

数据产权法律构造论

在数字经济环境中,数据已成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需要更好地挖掘和开发其经济价值。数据不同于传统有体物以及知识产权客体的特征和属性使其在法律制度构建和运行上也具有特殊性。数据产权制度是数据基础制度的核心内容,其应涵盖保护数据主体合法权益、协调和平衡数据利益关系、促进数据有序流动和分享、促进数据要素利益公平分配等内容。数据产权的法律构造旨在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的数据动态流转和价值实现机制,最终服务于数字经济发展目标。

血缘关系与原始公有制的内部矛盾:一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

原始公有制既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但又“排斥”血缘关系;既内在地否定个人所有制,但在现实中又能够与个人所有制同时并存;既赋予人以自由平等,但又使人处于普遍的等级和支配关系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原始公有制这三大矛盾都根源于它的主要形成因素:血缘关系。作为原始公有制的形成基础,血缘关系本身是狭隘的,它必须以生产资料的规模为条件来决定自身对共同体内部人口的容纳程度;它否定个体人格的独立性,无法“压制”自然因素对原始所有制形成的影响;它同时包含自由和支配因素,使自由的实现产生“外部效应”。因此,在原始时期的生产力条件下,由血缘关系主导形成的原始公有制包含着结构性的内部矛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解释这些矛盾,能够为我们理解血缘关系对人类社会所有制形成的作用、完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提供重要的启示。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企业ESG表现视角的研究

以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程度越高,民营企业ESG的表现越好。机制检验表明,国有资本参股通过提高环保补助、强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和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提高民营企业的ESG表现。此外,国家股参股和国有股权参与度高的企业中,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分项检验发现,国有资本参股主要通过提高社会和治理维度来提高民营企业的ESG表现,而国有资本参股对环境表现的提高作用存在环境治理和压力的差异性。

NFT数字作品交易行为的“发行属性”与适用规则

NFT数字作品交易方兴未艾,但侵权问题频现,亟需合理的规制路径。NFT技术促进数字作品交易客体特定化并产生准物权变动的效果,使NFT数字作品区别于一般数字作品与传统作品,为发行权扩张提供了技术性支撑。但发行权的扩张尚面临诸多困境,包括“有形载体”要件的阻碍、“所有权转移要件”标准不明、发行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数字环境中存在重叠等。基于此,应当厘清数字环境中发行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关系;细化NFT数字作品交易领域的发行权适用标准,完成从“有形载体”到“作品与载体相对应”的转变,明确“出售”及“所有权转移”的认定;以“转让+删除”技术及征收版权转售费作为辅助手段,完成发行权在NFT数字作品交易中的嬗变与适用。

非国有资本参股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国有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在促进自身发展升级时也能产生广泛的社会价值。基于2007—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对非国有资本参股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及其内在机理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情境式困境,非国有资本参股通过加强企业创新动力、激发高管企业家精神与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促进数字化转型,从而实现国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其效果会因国有企业特征、非国有资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有所差异。

连锁股东会影响企业ESG表现吗?

ESG作为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引起了广泛关注。连锁股东作为市场重要参与者,对企业ESG表现会产生何种影响值得进一步探究。基于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具有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历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机制分析发现,连锁股东通过提高分析师关注水平及内部控制质量进而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即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具有信息效应及治理效应;第三,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连锁股东与企业ESG表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其强化了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的积极作用;第四,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媒体关注较高的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中,连锁股东对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的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拓展了连锁股东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企业提升ESG表现提供了参考。

连锁股东与企业战略定位:差异化竞争抑或趋同管理

本文采用2007—2021年沪深A股企业样本考察连锁股东与企业战略定位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连锁股东会显著提升其持股上市公司之间的战略差异度,表现为对差异化战略的偏好。机制检验发现,连锁股东主要通过加强信息交流和提升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提升企业战略差异度。进一步分析发现,连锁股东对差异化战略的推动能有效提升企业价值创造。异质性分析发现,当连锁股东为机构型和战略型及企业为非国有性质时,连锁股东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更强。截面分析发现,企业内部环境更稳定(上期未经历亏损或业绩下降及当期财务状况良好)和所处行业竞争更激烈时,连锁股东对企业的差异化竞争战略和战略变革的推动作用更强;面对宏观营商环境的变化冲击,连锁股东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在疫情前后未表现出显著差异,但对战略变革的提升作用在更稳定的营商环境下(疫情前)更强。本文是对连锁股东经济后果与企业战略影响因素研究的有益补充,同时也为如何改善战略决策提供了基于连锁股东层面的有益参考。

产教融合视域下行业协会举办职业教育的动因、问题及策略

随着职业教育逐步转向社会多元办学的发展格局,作为产教之间枢纽的行业协会,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得到重视。行业协会举办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是产业与教育高质量同频共振发展的枢纽,但是现实中还存在政策法规不完善、组织结构不健全、办学功能不充分等制约因素,直接影响行业协会举办职业教育的作用发挥。因此,政府和行业协会应同向发力,通过完善政策法规,保障行业协会办学权利;健全治理体系,激发行业协会办学活力;创新举办形式,构建多元共商决策机制,使行业协会成为职业教育多元办学的生力军之一。

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与国有企业审计意见决策

如何发挥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以提高国有企业审计意见质量,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亟需研究的问题。以2013—2022年A股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离散选择模型,以投非赞成票代理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越高,越能够提示应计盈余管理风险,审计师越倾向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第一大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混改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越低,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与审计意见谨慎性的关系越显著。经过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不变。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积极履行治理职能导致审计意见质量提高有利于混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实现国有企业混改主要目标。研究结论对于国有企业审计师正确决策审计意见、非国有董事有效维权、政府监管部门和混改国有企业充分尊重非国有董事治理的积极性、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目标,均具有启示意义。

马克思对资本剥夺性的透视与批判——基于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两度分离的考察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现了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离以及之后的管理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离,并透视了资本在此过程中的剥夺性本质。随着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两度分离,脱离现实的再生产过程的资本在非生产领域依靠虚拟资本投机以及吞并其他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而延续着其剥夺性,其历史局限性进一步暴露,进而也离其自身的消亡越来越近,这为劳动者对资本进行“积极的扬弃”提供了条件。《资本论》所蕴含的对资本剥夺性的透视可以有效证伪当代西方话语将资本视为具有特殊“贡献”的永恒神秘“物”的拜物教思想,揭示资本作为剥夺性关系的实质与界限,这有助于在实践中“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探索资本作为“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的关系性功能。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法律风险实证分析

我国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供给主体,在国家法律法规激励下同时也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力军,然而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却不容乐观。影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因素众多,其中法律风险处于重要地位。本文抓住高校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属性,从知识产权的确权、交易、保护过程入手,以目前我国高校存在的转化模式以及具体的转化方式为着力点,对其中存在的法律风险进行分析,主要得出三个方面的法律风险:权属分割过程中的知识产权法律风险、价值评估过程中的知识产权法律风险和高校科技成果保护过程中的知识产权法律风险。最后,提出相关对策,包括:明确高校科技成果所有权归属及分割比例、选择适当的价值评估方式、建立健全本单位技术秘密保护制度等。

现代产业学院混合所有制办学的现实意义、机制架构与路径选择

现代产业学院混合所有制办学有助于优化产业资源市场化配置、推动人才培养理实一体化、促进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强化校企合作共同体构建。基本机制包括组织管理的健全机制、优质教学资源的共建机制、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共管机制、教育教学模式的改进机制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机制。应探索混合制管理体制、协同建设系列优质教学资源、协同管理高素质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协同改进教育教学模式和共同分享发展成果,规范与促进现代产业学院混合所有制办学。

数字经济要素收入核算与竞争力分析——基于“属权原则”的异质性视角

文章以OECD发布的ANME ICIO表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新的数字经济要素收入测算方法,进而准确地捕捉跨国企业数字技术活动的影响。通过构建综合指标,对比分析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在数字经济发展竞争力方面的差异。同时,深入探讨本国企业与跨国企业在数字经济要素收入获取中的角色差异,并剖析数字经济要素收入的结构,聚焦不同价值链活动对其贡献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竞争力稳步增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计算机硬件设备制造业成为推动数字经济要素收入增长的引擎,全球竞争力卓越;然而,中国的IT及信息服务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仍有提升空间。此外,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核心数字技术跨国企业,但本国企业在海外活动中的数字经济要素收入占比相对较低,制约了整体发展。文章揭示了国内价值链相关活动是中国数字经济要素收入的主要来源,巨大的市场规模为内循环提供了广阔的增长空间。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从外国直接投资中获得的数字经济要素收入占比仅次于内循环,凸显了中国吸引和利用外资以参与全球价值链相关活动的能力。最后,为促进中国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相关建议。

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与可持续发展——基于企业ESG绩效评价视角的研究

以2011—2021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ESG绩效的视角切入,深入考察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显著提升了企业ESG绩效,该结论在经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双重差分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Oster检验以及更换关键变量的度量方法等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有资本参股主要通过强化中小股东治理参与以及增强企业资源获取能力提升了民营企业ESG绩效。异质性分析显示,对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媒体关注度较高的民营企业,以及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强时期,国有资本参股对企业ESG绩效的提升效应更明显。

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治理机制及其运行逻辑

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双重治理机制表现为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协同治理机制。其中,内部治理是治理能力提升的决定性因素,外部协同治理是治理能力提升的必要性保证,两者共同构成治理机制的运行逻辑。构建内、外两种治理机制必须分别进行,并坚持从实际出发、责权利相对应、内外部相协调的原则。

员工内部创业对变革抵制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自我拓展理论,依据338名员工的3个时段的调研数据,构建了有关理论模型,探究了员工内部创业中变革抵制的作用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员工内部创业对变革抵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作心理所有权在员工内部创业与变革抵制之间起中介作用;组织公平感在工作心理所有权与变革抵制之间起到调节作用;组织公平感程度越高,工作心理所有权与变革抵制之间的关系越弱;同时进一步调节了员工内部创业通过工作心理所有权对其变革抵制的中介作用。

研发联盟类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三方合作和所有制性质的异质性分析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以我国计算机和电子制造业、电气设备制造业和汽车业2008—2015年间专利数据为研究样本,分别探讨了何种三方合作的研发联盟类型和企业所有制性质更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并基于样本中专利截至2022年的引证信息讨论了不同研发联盟类型下创新产出的技术影响力。实证结果显示:(1)在研发联盟组合中,子公司-子公司-子公司(Es-Es-Es)类型的研发联盟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效果最优;(2)在研发联盟组合类型中,企业所有制性质隶属于国有企业比隶属于非国有企业更能有效地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拓展分析认为,由多样化的研发伙伴类型所构成的研发联盟其创新产出的技术影响力更大,未来更容易被再次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