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知识 造福人类:图书馆的核心价值新探

图书馆的价值有多种,而只有"传播知识,造福人类"才是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图书馆所具有的丰富的优良的知识资源和制度保障是实现其核心价值的必要条件。图书馆在推动知识生产、促进科技进步、缩小数字鸿沟、建立学习型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实现其核心价值。

“让科技为人类造福”——试析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的重要论述

科技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使得科技伦理显得越发重要和紧迫。习近平同志关于科技伦理的重要论述作为当今时代的产物,其内涵是十分丰富而深刻的,主要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培养优秀科技人才、营造良好学术环境、科技进步造福人类四个方面,而人民性、创新性、实践性和前瞻性是这一重要论述的主要特征。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的重要论述,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它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增添了新内容、为新时代解决科技伦理问题提供了重要遵循,还为新时代科技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

浅析国际海底生物资源开发制度的构建

国际海底生物资源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直接原因在于该资源所蕴藏的巨大商业价值,而公正、合理的分享这些价值有赖于开发制度的构建。国际海底生物资源开发制度的构建,法律属性的明晰是基础,获取模式的选择是关键,惠益分享制度的构建是落脚点。研习现有国际法的规定,结合资源本身的特征,国际海底生物资源的法律属性应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获取模式宜采用联合企业安排,而在其惠益分享制度的构建中,应弱化货币惠益分享,强调非货币惠益分享,以使资源所衍生利益公平的惠及各个国家。

桥梁建设背后的创造伟力与济世情怀——中华民族桥梁文化精神与境界的一种解读

桥,在中华文明史中是一个非常显在的存在物。中华民族不仅开创了独特的建桥工艺体系,积淀了丰富的桥梁科技知识与成果,而且创造和形成了自身独特而富有魅力的桥梁文化。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桥梁文化中,"桥"被中华民族以自身独特的生活实践赋予了丰富的意涵--桥的内在本质在于交通,桥的基本作用在于流通,桥的文明价值在于连通,桥的至善诉求在于融通。中国桥梁建设辉煌成就的背后,闪耀着中华民族的创造伟力与济世情怀。

习近平关于国际投资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结合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新形势,围绕国际投资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战略、新观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投资理论的创新发展。习近平同志关于国际投资重要论述不仅具有完整的理论逻辑结构,而且对其实现路径也进行了科学阐述。在理论逻辑上,习近平同志系统阐述了国际投资的新理念、新机制、新优势、新主体、新区位和新保障。在实践选择上,"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同志关于国际投资重要论述由理论走向实践的重要载体。基于"一带一路"建设,我国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实施国际投资双向驱动,促进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协调发展。习近平同志关于国际投资重要论述,成功地指导了我国的国际双向投资发展实践,而且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投资指明了方向,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协同联动和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

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利益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一致性——兼谈当代大学生的两个历史使命

全球化时代,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维护民族整体利益最具权威的代表,需要弘扬爱国主义,维护国家利益;然而,由于各国联系的加强和面对全球性问题,又需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相应地,当代大学生需要承担起振兴中华和为人类进步事业作贡献两个历史使命。为此,需要反对和防止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主张"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抽象人道主义两种错误的倾向。

公海生物基因资源的惠益分享机制初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角

公海生物多样性的开发并无明确的公约条款可循。为公平地分享惠益,国际社会试图通过谈判达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项下的第三份执行协定以填补公约规定的空白。公海生物基因资源惠益分享机制的构建是谈判的重要议题之一。公海生物基因资源在法律定位上应属于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这可从具有典型意义的惠益分享区域性立法和国内立法中找到合理的惠益分享机制。

回归公域治理原则: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拓展适用的出路

在人类不断开拓新的空间领域过程中,人类共同继承财产(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以下简称“CHM”)这一原则虽始终保持着活力和影响力,但其拓展适用又始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盖因“共有”范式下的CHM不仅在规范逻辑上难以自洽,也缺乏现实的国际政治土壤。通过梳理CHM的起源与发展历史,结合当前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国际立法,可以看出,CHM的进一步拓展适用,应回归到作为全球共用物治理功能性原则的属性定位。应在保留CHM合理内核的同时,抛弃CHM的财产表述,推动全球公域资源的公平、公正开发利用与惠益分享。与此同时,功能主义CHM的回归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规范性载体。

中国“体系外变革者”角色与“一带一路”倡议

二战之后,在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内,中国的角色首先历经了从“体系外革命者”到“体系内改进者”转化过程。时至当下,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践行其内生的互利共赢基本准则,中国又开始逐步获得“体系外变革者”的新角色,而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扮演这一新角色的重要平台。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体系内对中国实行规则上打压的不断升级及对华经贸关系政治化的持续加剧,中国在体系内存在的空间不断被压缩,甚至还有可能被挤至体系外。鉴于此,中国作为“体系外变革者”,通过“一带一路”平台推动和引领创建有关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对稳定中国外部经贸环境具有深远的特殊意义。

“一带一路”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构想

改革和开放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党的十九大强调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我国实施互利共赢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构想。"一带一路"建设是打造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三同"重要目标,遵循"三项"基本原则,秉承"四大"丝路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做好"五通"支撑,建成"五个"之路,促进中国和沿线各国共同发展繁荣。

习近平涉外法治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等有关涉外法治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原创性贡献的重要体现。遵循习近平涉外法治理论,面对国际上日趋激烈的制度规则博弈,要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发挥法治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基于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新发展阶段、理念和格局,涉外法治工作必须加强总体战略布局,占领制高点,掌握主动权;要运用法律武器坚决反击“长臂管辖”,充实法律“工具箱”,推动形成涉外法律法规体系;要发展更加平等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体系,践行“共商共建共享”,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要变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规则、国际机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型全球治理观研究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倡议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路径和实践平台。“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中国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出的原则和构想,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原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路径。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引领世界发展方向的必然选择,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的必然选择,也是学术研究和政策调整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必然选择。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需要把握五点:一是构建理论,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系;二是坚守信念,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三是尊重规律,把握好世界发展趋势;四是做强自身,打造强有力的践行者;五是坚持开放,与世界人民站在一起。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国际水法新秩序的构建

国际水法的产生与发展源于国际社会以及流域国家对于国际河流合作的关切,然而国际水法在促进流域合作方面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国际机构对水法基本原则的有意模糊未能有效缓和流域国家间的冲突立场,且其依赖习惯法的生成路径实质上造成了对在先利用国家的偏袒。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助于国际水法秩序困境的破解,三共原则可为国际水法秩序的革新提供指引,使流域国家形成合力,"共商"国际水法规则,参与"共建"国际合作平台,"共享"流域发展成果。中国应加强周边流域的规则建设,深化与相关国家的合作,以流域条约实践为立足点,推动国际水法理念、制度的革新。

普惠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普惠哲学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思想中的“反映”与“把握”,是一种世界多样平等、人类共进共享共生与利益共同的共生普惠的价值理念。在哲学立场上,普惠哲学以人的逻辑超越资本的逻辑;在哲学理念上,以普惠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在思维方式上,以平等包容超越主体统治客体;在理论建构上,以普惠文明论超越西方中心论。就本质而言,普惠哲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集中体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理念、重大主张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对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的解答,其在哲学上的表达就是普惠哲学。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儒家哲学基础探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贡献的一种新型文明方案,既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全新发展,也源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与儒家哲学深度结合在一起的,从儒家哲学的文化特性、思维方式、理想追求等方面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平等协作的政治观、合作共赢的经济观、包容互鉴的文化观、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共建共享的安全观的传统哲学基础,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构建奠定传统文化方面的学理支撑与战略支持。

至今千载慕冥鸿——诸葛亮政治人生和道德境界的典范意义

从治国之道、政治理想、道德追求几个方面分析了诸葛亮的政治人生,探讨了诸葛亮礼法结合、王霸杂用的统军治国之道,基于人格独立、君臣际会的政治理想,淡泊宁静、廉洁自律、忠诚奉献的道德追求,认为诸葛亮于乱世中相机而出,担当济世救民重任,显示了儒家所倡导的兼济天下的济世情怀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进取精神。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正义之维

全球正义理论的出场同罗尔斯《万民法》所引发的有关国际正义的讨论相关。博格主张以全球正义取代国际正义,将制度性的道德分析拓展至全球所有领域。在此基础上,博格指出全球大规模的极度贫困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全球制度的非正义造成的,并阐发了一种确保每个人享有尊严的最低限度的全球正义观。对全球非正义问题的分析不能仅仅局限于制度层面的批判,而是要对新自由主义推动的金融资本全球化展开批判。全球金融资本才是造成非正义问题的罪魁祸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蕴含全球正义的中国方案,其核心在于主张各国应努力消除金融资本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相互得利、相互公道对待、相互尊重。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重要论述、理念与方案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是自身发展和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共同需要。中国在“共商共建共享”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深度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和开展全球性问题的科技应对。可从以下方面制定和实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中国方案:积极推动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变革和国内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商谈与合作;基于“一带一路”等平台推进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平台与联盟的建设,对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做有益补充。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化,有必要将全球科技治理视作全球治理的一个独立的次领域,并加强相关问题的研究。

传统文化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角度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在于“兼济天下”,即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这是中国在自身崛起过程中的责任与担当;其关键点在于“和合共生”,即天人合一、协和万邦、和而不同,这是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态度与原则;其落脚点在于“大同世界”,即安居乐业、天下太平,这是中国在引领世界潮流时的祝福与愿景。

习近平正确义利观的生成、内涵与价值

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构成,体现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从生成基础来看,正确义利观源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新中国优良外交传统、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国际关系行为准则的传承和发展;就基本内涵而言,正确义利观的践行主体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实现方式是重义轻利、弘义融利和义利统一,目标指向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当代价值来说,正确义利观为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确立了道义基础,有利于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价值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