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自动化决策责任认定的法理逻辑与限度廓清

政府自动化决策是一种由人工智能参与,部分或者完全取代行政主体参与,实现行政行为过程的自动化、无人化甚至智能化,从而产生对外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行政自动化决策在提升行政效率、坚守决策中立等方面意义凸出,但仍暴露出诸多不敷适用之处,尤其表现在责任认定标准存疑、责任主体识别困难、责任范围划分模糊以及侵权赔偿标准混乱等。基于此,当前应依据实际参与原则与契约自由理念厘清政府自动化决策的责任主体,明确政府自动化决策的责任范围,健全政府自动化决策的监督评估机制,形塑以算法解释权、算法拒绝权、损害评估标准为核心的救济机制。

中国政府决策能力评价及其优化研究——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决策为例

决策能力是政府能力之制高点,对政府履行职能、实现使命以增进和维护公共利益至关重要。审视中国医改决策进程,中国政府体现了较强的政策学习与调适能力和智力与技术资源动员整合能力,决策环境协调能力明显提升;但其决策价值导向能力曾出现摇摆偏移,在利益整合能力、目标获取与锁定能力、政策定位与供给能力、经济资源汲取能力、资源配置能力等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必须通过优化和强化政府决策能力来改善政府决策效度。

关系股东视角的大股东控制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关系研究

选择2011-2015年我国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关系股东视角对大股东控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了大股东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同时,更进一步讨论了企业的财务决策结果对其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单独无法对投资效率产生影响;而前五大、前十大股东的持股状况对投资效率有显著的影响。而从股权制衡角度来看,无论是用Z指数还是用S指数来衡量股权制衡,都会对投资效率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当企业存在关系股东且持股比例较高时,就越有可能使得投资效率产生损失。进一步地关于财务决策的研究发现,当企业负债程度越高时,大股东导致的投资效率损失就会越少,就越会使得企业的投资效率得到改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负债具有显著的治理作用造成的。

政府决策能力论析: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决策之视界——以长江三峡工程决策为例

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决策是检验政府决策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尺。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建设对国计民生影响重大。其决策具有卷入决策主体多、决策难度大、决策周期长、决策影响面广等显著特点。从分析长江三峡工程的决策过程可以发现:其决策有较强的科学性,但尚有较大提升空间;民主决策在一定程度实现,但仍需要进一步改善,对决策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相关制度亟待规范。基于对长江三峡工程决策的论析,关于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决策能力的评价需要从决策价值导向能力、决策目标获取与锁定能力、决策资源动员整合能力、决策环境协调能力、决策机制完善与运行能力以及决策技术应用与创新能力六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提升的影响研究

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完善了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并对国有企业的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2013—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渠道和效果。研究发现,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改善了国有企业的决策流程,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绩效。机制分析表明,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能够降低国有企业治理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从而提升国有企业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中央企业绩效提升的效果更显著,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性,且其边际效应呈递增态势。因此,在国有企业改革与治理中,企业需要不断强化党组织与治理结构的融合,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降低多层次委托代理诱发的治理成本,并不断完善国有企业的制度建设;政府应从外部监管机制上强化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政策实施的积极效果。

我国基层公务员职务犯罪行为动机的实证研究

通过职务犯罪者这一特殊样本,采用实证测量的方式,探索我国基层公务员职务犯罪动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层公务员职务犯罪者在进行犯罪风险与收益决策过程中,具有较为独特的考量要素。他们既希望通过职务犯罪手段满足个人私欲,同时又强烈地感受到有可能带来的失去尊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无形风险。基层公务员职务犯罪者的决策动机是复杂的,他们虽然不可能完全依靠理性选择模型进行行为决策,但不可否认的是,从事职务犯罪行为的个人依然会将风险与收益作为最为核心的衡量因素。通过对职务犯罪者行为决策的风险、收益量表的构建,可以有效测量出职务犯罪者的风险点与收益点,这有利于在统筹反腐败资源上更加合理与高效,对当下反腐败工作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信息能力的提升——以福建省为例

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大量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来处理行政事务,培养和提升政府信息能力能够促进政府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政府决策水平,提高政府服务质量。通过对政府信息能力内涵的分析,指出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信息能力的提升可以从两方面入手,即改善政府信息资源的构成要素和提高政府对信息资源的应用能力。

绿色宜居村镇建设项目政府多目标决策研究——以西北地区某重点镇政府投资建设供暖项目为例

绿色宜居村镇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文章针对绿色宜居村镇建设项目前期决策不够绿色、科学,多目标难以统筹协调的问题,提出多目标决策方法。首先,选择政府投资项目,从多目标决策影响因素入手,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环境、资源、经济、社会、信息、风险”六大目标下的项目评价指标体系。随后,基于环境制约下的费用效益评价与改进优劣解距离法(TOPSIS)分析,构建政府部门三阶段决策模型。最后,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结果表明,在考虑环境成本刚性制约和环境社会指标货币量化后,项目或者被一票否决或者经济净现值(ENPV)、经济内部收益率(EIRR)、效益费用比(B/C)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证明了环境目标的重要性;结合费用效益与费用效果指标进行改进TOPSIS分析,充分彰显了项目的综合效益,促进了多目标协调,为绿色宜居村镇建设项目多目标决策提供借鉴。

决策、执行、监察:效能政府建设的三步曲

建设效能政府是贯彻"三个代表",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行动,而决策、执行、监察是政府行政过程中的三个重要环节,决策科学民主,执行坚决有力,监察透明公正,才能全面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水平,推动政府效能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实现建设效能型政府的目标。

基于大数据的应急决策情报信息效能研究

随着全球数据呈现爆发增长、海量集聚的特点,大数据为政府治理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在应急决策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在应急决策中,大数据可以作为应急决策下信息情报来源,进而提高应急决策情报信息时效性、提高应急决策体制民主性和应急决策科学性、准确性。通过文献研究、走访和调查问卷,发现大数据在应急决策中所能发挥的信息情报作用并不显著,存在应急管理人员大数据思维亟需养成、应急管理机构信息统筹能力仍需提高、应急决策信息传输渠道有待疏通、应急决策信息的质与量需有效平衡等不足。基于以上提出相应的管理对策,包括引导应急管理机构树立大数据思维,加强应急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完善,构建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应急模式和健全相关法律体系,促进应急决策情报信息的有效管理与应用。

市民社会视阈下我国乡镇政府决策伦理的构建

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农村市民社会。在新形势下,农村市民社会对乡镇政府的决策伦理提出了"以人为本"、"服务行政"、"责任民生"、"民主法治"的诉求。而这些诉求正好与乡镇政府决策伦理缺失的内容相对应。因此,如何对乡镇政府决策伦理进行新的构建,农村市民社会给我们提供了思考和路径。

论中国乡镇政府民主决策的前提条件

民主决策是要使人民群众充分行使决策参与的民主权利 ,充分听取专家意见 ,决策目标与成果要充分体现民主 ,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本文以中国的乡镇政府为主要研究对象 ,论述了乡镇政府民主决策应设置的前提条件 :⑴乡镇政府民主决策的主体 ;⑵乡镇政府民主决策的程序 ;⑶乡镇政府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 ;⑷乡镇政府民主决策的法治化。

从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看政府的决策问题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本文对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进行新的思考,从两者之间的关系看政府的决策问题,从而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网络时代的政府管理

“政府上网”是国家信息化建设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一项实质性举措。“政府上网”的迅速发展标志着政府的管理已进入网络时代。“政府上网”将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推进民主政治进程，同时也对政府工作人员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逻辑、约束与路径

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内在依托、顺应城镇化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和适应人口发展转向的现实选择。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需要客观审视当前我国县城发展存在的产业薄弱、财政自给率低、人口流失多、人地关系失衡等现实约束。对不同发展条件、不同发展定位和不同功能承载的县城,应当综合研判、分类施策。一方面,通过完善与事权相匹配的县级财权体系、发挥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积极化解债务风险、优化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等举措推进县城“事财人地”关系优化,构筑我国县城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通过推进县域治理中党建引领的协同化、民生服务的人本化、基层治理的自主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全周期管理的系统化、信息技术的智能化,优化治理体系,助推县城高效能治理。

政府危机决策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面对危机事件频发的复杂的社会环境,政府能否快速有效做出准确决策成为政府危机管理工作的关键环节。本文基于分析法提出影响政府危机决策效率的相关因素,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并进行假设及论证,最后提出相应建议及措施。

论建立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意义和价值分析

确立和实施听证制度的重要意义在于推动中国宪政事业的发展,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精神,行政听证制度的价值在于听证制度有利于保障程序公正、行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利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交流、认同和理解,提高行政决策的公信力、行政效率、行政质量。完善中国行政听证制度,应该提高认识,正确看待听证制度;切实发挥听证制度的作用,完善法制,规范听证制度,实现听证制度的法制化;加强对行政听证结果的追踪处理,充分发挥行政听证的现实效能。

新农村建设视角下中国基层县乡村治理结构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政权普遍陷入财政困境,新形势下农村基层治理结构面临重新调整的压力。过去关于基层治理结构改革的观点大多没有认识到乡村建设的一体性,忽略了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于县、乡、村的资源和优势有所不同,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较强的互补效应,应从发展县域经济的角度来调整目前的农村治理结构。新的治理模式应该是“强县政、精乡镇、村合作”,在县域经济一体的思路下,利用三者之间的经济协同作用,发挥落后农村的后发优势,推动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