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嗣本与唐贞观时期北疆经营探究

郭嗣本墓志近年出土于陕西西安,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郭嗣本墓志记载了郭嗣本家族的相关情况以及其相关仕宦。郭嗣本在传世史书中记载有限,墓志的出土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对于研究郭嗣本的仕宦以及唐初史事都起到了补遗的作用,特别是郭嗣本曾参与了唐初与突厥的战争和交往等,对于研究唐初与突厥的关系也起到作用,志文还记载了郭嗣本曾担任鸿胪寺卿,对于了解和认识唐初的对外交往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隋至初唐南方墓葬中的生肖俑

十二生肖,或称十二(相)属,本是代替十二辰名称的十二种动物的总称。是古代占星家用十二种动物来记星象、记日、记年的一种方式,同时也用来表示人的生岁*。我国的生肖俑起源较早,分布范围也比较广泛。早在公元六世纪的临淄北朝崔氏墓中就已出现动物形态的十二生肖俑**。到隋唐时期渐成体系,在南方,尤以两湖一带为盛,一直延用到宋元时期,成为当时颇具地方特色的镇墓明器。高宗永徽(650年￣655年)年后,中原也开始出现墓中放置成俑的十二生肖俑以作“压胜”、“辟邪”之用。

户部别贮钱的用途

唐后期的户部别贮钱,是数量可观的国家经费。满足京官月俸需要,仅是其筹建初衷,约占总数六分之一,其余则广泛用于军事、行政、宫廷、赈灾诸方面。从其支出部门,可归结为供官、供军、供内、济民四类;从支出账面,可归结为有名有数、有名无数和无名无数三类。其支用具有机动性强的特征,从而产生应急性和缺乏计划性的特点。作为国家储备资金的户部别贮钱,在政治上保证国家机关正常运转,军事上维护王朝安全和稳定,财政上缓解国家经费困难以及赈灾济民等,在唐王朝后期起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唐朝后期颍州隶属变动及其对政局的影响

唐代后期,颍州先后隶河南、陈郑、淮西、泽潞、泾原、永平、宣武、义成诸方镇。颍州隶属如此多变,因其地处战略交通要冲,为唐朝廷和方镇瞩目并争相控制。颍州位于淮颍(蔡)漕运线,而淮颍漕运是汴河漕运的主要补充。朝廷通过调整颍州的隶属,既能保证财物的南北调运,又能遏制宣武悍镇,确保中原方镇的相对稳定,并对时局稳定和经济发展均起了重要作用。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供养与艺术表现

佛教供养象征着信徒对佛法僧三宝的尊崇,晚唐五代时期敦煌文献和壁画艺术中有大量的佛教供养内容,是研究这一时期敦煌地区佛教兴盛的基本资料,同时通过文献所载供养物品也能透露出当时信众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以及对推动佛教发展所作出的努力。

狂歌悲音祭大唐——另类表现的晚唐文学一瞥

晚唐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儒家思想面临着巨大挑战。许多文人淡出儒家礼教,社会关怀渐次弱化,生命关怀得到注视,"温李新声"和"晚唐体"诗风的风行,就是人们关注视野变化的表现。因为文人终难完全忘怀世事,又因社会积弊难返,时人亦无治世良方,文人或者激于世乱而发抨击时弊的忧患之音,或者出言狂放而吐叛逆之辞,由此形成晚唐文学另一种不同于前此的创作倾向。具体表现在:一是追随禅、道思想,不屑儒家礼教,对乱世种种怪现状极尽嘲笑之能事;二是以悲愤之情抨击时弊,表现出诗人对末世的无穷忧患。

唐代中后期的湖南移民研究(755-875年)

安史乱后,虽然大部分的北方士庶选择经济文化较发达的东南地区为迁入地,但一部分官僚士大夫和一般民户仍选择迁移湖南。湖南邻境之人也因赋役繁苛等原因而迁来。

论郁达夫旧体诗中的晚唐情结

现代作家郁达夫的旧体诗得益于晚唐诗处颇多,二者在许多地方也十分相象。本文探讨了这种相象的外在表现与内在成因,着重论述了二者在"深情绵邈"、"绮艳丽"与"俊爽劲拔"等三方面的深层联系,认为郁达夫的旧体诗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另一种独特的存在形式。

唐后期唐诗选本与唐诗观念的流变

选本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批评形态。它可以反映出一个批评家的文学批评观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的变化轨迹。研究唐后期唐诗选本可以明了唐后期唐诗观念流变的路向和诗歌审美倾向的变化。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若干语法问题探讨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出现了不少新兴的语法成分:了演化为事态助词;望、往、指虚化为表处所或方向的介词;着演变成动态助词; 来用作概数助词等，这些都对研究晚唐时期汉语语法的变化发展极具价值。

乱世与法制:五代后晋的刑事立法、司法及其承启性(上)

五代是介于唐宋之际的藩镇割据乱世,长期以来无法、滥刑成为定论五代法制之主流观点。然爬梳分析史料,情状并不完全如此,位居五代中段的后晋在刑事法制建设上就颇有建树,主要体现在:在立法方面,开展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法律活动,官员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议法热情;在司法上,虽然存在滥刑的一面,但却不乏滥刑纠偏和循法慎刑的案例;数次赦宥显示了皇帝的宽仁之心,当然赦宥也引发了个别朝臣驳议。以上这些表明,汉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儒化法制在五代乱世中尽管受到践踏冲击,但并未发生完全断裂,仍在曲折传承发展。同时,五代法制在唐宋时期展示出独特的承上启下属性,这种承启性在后晋乃至五代刑事法制中得到具体反映。乱世中的五代法制具有丰富、多维、复杂的面向,而不可简单以无法、滥刑概括之。

乱世与法制:五代后晋的刑事立法、司法及其承启性(下)

五代是介于唐宋之际的藩镇割据乱世,长期以来无法、滥刑成为定论五代法制之主流观点。然爬梳分析史料,情状并不完全如此,位居五代中段的后晋在刑事法制建设上就颇有建树,主要体现在:在立法方面,开展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法律活动,官员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议法热情;在司法上,虽然存在滥刑的一面,但却不乏滥刑纠偏和循法慎刑的案例;数次赦宥显示了皇帝的宽仁之心,当然赦宥也引发了个别朝臣驳议。以上这些表明,汉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儒化法制在五代乱世中尽管受到践踏冲击,但并未发生完全断裂,仍在曲折传承发展。同时,五代法制在唐宋时期展示出独特的承上启下属性,这种承启性在后晋乃至五代刑事法制中得到具体反映。乱世中的五代法制具有丰富、多维、复杂的面向,而不可简单以无法、滥刑概括之。

诗意与哲理的新境界——杜牧咏史诗解读

晚唐诗人杜牧创作了大量咏史诗,对这些咏史之作,过去的诗评者多认为粗直浅率是“史论”而不是诗。文章分析认为杜牧的咏史是一种新的变创,是诗意与哲理的完美结合,开创了咏史诗的审美新境界。

浅谈春秋至隋唐时期镇墓兽

镇墓兽是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楚国地界一带的丧葬品,具有独特审美意味与文化价值。学界内对于镇墓兽的功能演进等问题有过诸多探讨,本文旨在串联前人观点的同时提出一些补充猜想,并希望用图像学方法和文献图像二重证据法加以佐证。

三峡地区唐代墓葬出土瓷器研究

三峡地区唐代纪年墓葬发现较少,本文主要通过与其它年代范围较明确的瓷器进行对比,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将该地区唐墓出土的瓷器大致分为两期四段。在此基础之上,还对出土瓷器的区域产地和外来瓷器的输入方式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些许探讨。

新疆吐鲁番地区巴达木墓地发掘简报

新疆吐鲁番地区巴达木墓地发掘简报 2004年10月,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对巴达木墓地的79座墓葬进行发掘。这些墓葬的形制为斜坡墓道洞室墓和斜坡墓道天井洞室墓。随葬品有陶器、木器、泥器、铜器、金币、银币、骨器、墓志和文书等。根据墓葬形制、墓志和出土文书等判断,这批墓葬的时代为麴氏高昌国至唐西州时期。

新疆吐鲁番地区木纳尔墓地的发掘

新疆吐鲁番地区木纳尔墓地的发掘 2004～2005年,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对木纳尔墓地中三个台地的墓葬进行发掘。墓葬形制大多为斜坡墓道洞室墓,另有竖穴偏室墓和斜坡墓道带天井洞室墓。随葬品有陶器、木器、泥器、铁器、铜器、金币、银币及墓志、文书等。根据墓葬形制、墓志和出土文书等推断,该墓地时代为麴氏高昌国晚期至唐西州早期。

隋唐时期的镇墓神物

隋唐时期是我国兴起墓中随葬镇墓神物的第二个高峰。本文根据各地隋唐墓葬出土的各类镇墓神物,较详细地分析了当时镇墓神物在随葬俑群中的地位、发展演变、艺术特征以及晚唐时期渐趋消失的社会因素。

三门峡三里桥村11号唐墓

三门峡三里桥村11号唐墓经过发掘,出土器物较为丰富,包括各式人物俑和动物俑以及陶器、铁器等,其中贴金武士俑、陶牛车、乐舞俑、骆驼俑、陶琵琶等在豫西地区已发掘的同类墓葬中为首次发现。该墓的发掘为研究豫西地区唐墓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据其形制与出土陶俑的形态特点,其年代当为唐代早期。

浙江临安余村五代墓发掘报告

2001年9月浙江省临安市文物馆组织清理了一座唐五代时期墓葬。墓葬平面略呈船形,为多耳室、多壁龛的券顶砖室石门单室墓。随葬器物以越窑青瓷器为主,有少量的银器和铜钱。墓葬年代早于临安青柯五代墓、晚于临安晚唐钱宽水丘氏夫妇墓。墓主人应为五代钱氏王室成员或功臣,很有可能为钱镠第二子钱元玑墓。该墓的发现为研究五代十国时期墓葬形制、越窑瓷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