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宁夏巡抚王邦瑞所作墓志铭浅析

墓志铭在当今文学研究界逐渐受到更多关注,它所涉及的丧葬文化观念、古人生平事迹、叙事文学发展等都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明朝时期,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到了新阶段,墓志铭这种与社会密切联系的文体也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明代巡抚王邦瑞著有《王襄毅公集》二十卷(附录一卷),其中收录墓志铭14篇,在艺术表现上,这些墓志铭展现出求真务实、灵活多变的特点,体现了王邦瑞的文学功底与特色,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该文从创作动机和墓主身份两个角度做王邦瑞墓志铭创作考略,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王邦瑞墓志铭作品的特点,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怀仁丹扬王墓补考

本文对正史记载的九位"丹扬王"的官爵变迁和丧葬情况逐一考察,将山西怀仁县丹扬王墓墓主人的生活时代缩小到北魏时期,然后根据墓葬形制的特殊性,推断是孝文帝时期重臣刘昶与三位公主夫人的合葬墓,后因迁葬而空穴。并对该墓出土人物画像砖和甬道壁画的文化来源稍做分析。

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殉牲问题探讨

蒙古中南部地区发现了多处东周时期游牧文化墓地,小双古城墓地因发现北亚与东亚两种人种共存,成为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殉牲的种类与人种、性别和年龄都存在某种关系。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了其中潜在的联系,但要验证这样的潜在联系还需要大量的可资比较的材料和数据来验证。

汲冢争讼与流失简真伪之辨

《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汲冢竹书出土以来,长期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然迄今为止,汲冢书出土的年代、汲冢墓主及位置等若干关键性问题,仍存在着诸多无法破解的谜团。在材料并不具备、信息并不完整、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总体上先入为主地判定汲冢为战国晚期墓葬,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包括《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在内的汲冢书的写定年代,则未免显得过于绝对和武断。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来历不明、出土背景不清的各种流失简陆续整理出版。这些流失简的整理出版为中国古典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同时引发了关于上博简、浙大简、清华简、北大简等流失简真伪的质疑、辨伪及若干答辩和反击。从学术史视角观察,以上论辩基本上是在学术层面展开的,但论辩的性质却颇为复杂,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

北魏平城砖瓦文字简述

北魏平城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继汉代之后又一个吉语瓦当高峰期。皇家建筑遗址出土的大量瓦文,原汁原味地展示了当时人们的文化水准、书写能力和书体运用情况。近年在大同地区出土的并不算多的北魏砖铭充分证明,在拓跋氏建都平城时期,所有墓中瘗文字砖者,无一不是来自于南朝的贵族以及西来东至的秦凉和两燕的"投化客"。拓跋氏帝室和近族胡(纥骨)、周(普)、长孙、奚(达奚)、伊(伊娄)、丘(丘敦)、亥(侯)、叔孙、车(车焜)等九姓以及"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的陆(步六孤)、贺(贺赖)、刘(独孤)、楼(贺楼)、于(勿忸于)、嵇(纥奚)、尉(尉迟)八姓连如此简单的砖铭都没有。但是,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不仅在洛阳大量出现元姓宗亲和其他代姓贵族的大量墓志,而且在平城也出现了"尉娘"、"苟黑"等代人墓砖。

放马滩秦简乙360—366号“墓主记”说商榷

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所出乙种竹简360-366号之内容与墓志、告地书等常见丧葬文书及编年记等记事类文书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篇中所记"丹"这一人物为墓主的可能性不大,不宜定名为"墓主记"。从全篇主旨、表现手法及简册形制来看,它应当是乙种《日书》的一部分,其篇题可按内容拟为"丹"或"祠鬼"。

辽代帝陵考古发现与研究述略

辽代帝陵的研究工作肇始于晚清,可分为19世纪末至1949年、1949年至20世纪末、2000年至今三个阶段。2000年以来,辽代帝陵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成果卓著。关于陵寝制度和丧葬礼俗的研究集中在祖州石房子的功能,以及受契丹传统文化和唐宋中原文化影响方面;因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庆陵东陵陵主得以确定为辽圣宗;陪葬墓的分区和分期研究较为深入,"南、北二区""早、中、晚三期"的观点得到学界认可;对龟趺山建筑和黑龙门遗址营造工艺的研究丰富了辽代帝陵的研究方法,并取得重要成果。

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大墓墓主蠡测

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大墓的墓主究竟属于春秋时期的哪个小国,为中国考古学界出了个难题,目前已有多位学者提出好几种说法。通过对墓中出土的青铜盂铭文"邛"字的分析,结合纪王崮春秋大墓的具体地理位置,笔者以为邛国最有可能是指《左传》中提到的项国,并对此说法进行了论证说明。

西安杨官寨遗址是应确定黄陵祭祀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证——论黄陵墓主即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的首领

在古今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从无人认真地把"黄帝都邑"与西安正式联系起来;也从无人认真地把西安之"黄帝都邑"作为陕北黄帝陵历史真实性的考古——历史学证据。随着西安杨官寨遗址(以下简称"杨址")出土且被确认为"黄帝都邑",以及其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为陕北黄帝陵的墓主,这种情况彻底改变。这不仅是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的质变突破,而且实际也是中国文明"探源"研究的质变突破。本文将在此前相关拙论的基础上,聚焦黄陵墓主为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从而证明杨官寨遗址是应把"黄陵祭祀"确定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要证据。

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墓主考辨

自上世纪末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春秋早期秦墓惨遭盗掘的十多年来,学界对劫余后经考古发掘清理的两座秦公大墓之主多在襄公、文公、宪公及夫人间考虑,迄今认识不一。本文拟以文献所记和考古发现资料作为考证依据,认为大堡子山必有以秦公礼制而葬的静公大墓,通过M2是在M3连同车马坑建成后夹挤其间的奇特葬格局;两座大墓连同车马坑在内的整个墓地统一大面积覆盖纯匀的五花土,表明两座大墓是同时埋葬或同时封填墓口的遗迹;随葬器型、纹饰尤其铭文书体的差异只体现在M2一墓所出的器物上这一奇怪的差异以及十多年来国内外相继出现的各种迹象表明是出自大堡子山的秦子器,尤其秦子簋盖夔纹确切证明秦子簋是大堡子山的出土物。“秦子”,即秦文公太子静公等考证,认为两座墓之一M3为嬴秦第二代国君秦文公之墓,型制较小的M2则是未享国而卒的文公太子静公墓,即以秦公礼制而葬的秦子墓。

韩城盘乐村宋墓墓主画像释读

宋金时期是我国墓葬装饰发展的又一个高峰,该时期的墓葬装饰从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较之前代都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其装饰内容涵盖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思想意识、文化观念、艺术审美等方方面面,对这些装饰内容的分析和阐释成为了目前艺术史研究的重点。韩城盘乐村宋墓是陕西地区少见的保存完好的北宋晚期壁画墓,墓中完整的精美壁画为研究北宋时期陕西地区的墓葬装饰以及丧葬文化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墓室北壁的墓主画像与制药场景传达了对墓主的享祭供养和对生者的教化功用。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墓主身份及其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

作为1995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徐州狮子山楚王陵自发掘出土以来,其宏伟的规模,奇特的葬制以及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都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由于此墓年代久远且早年遭到盗扰,其墓主身份也随学者研究角度的不同而产生了多种学说,其中牵扯到的楚王从二代到五代不等,时间跨度长达57年。就目前而言,第三代楚王刘戊为墓主说法较为盛行,但笔者从葬制、礼仪、出土文物及与相关墓葬的关系等方面综合研究后认为:以第二代楚王刘郢(《汉书》作刘郢客)为墓主更为合理。同时,在本文中作者还将对其他三种观点一一进行辨析,并就与此墓及墓主身份的有联系的相关问题,试做初步的探讨。

赫章可乐乙类墓主人身份试析——以随葬品摆放位置为切入

位于贵州西北部的赫章可乐,经过多次发掘,乙类墓中出现的特殊葬式"套头葬"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及研究,但在随葬品摆放位置的相关问题上还未有相关论述。以随葬品摆放位置为切入点,在与同地发掘的汉式墓对比研究后发现,乙类墓中铜(铁)容器多位于死者头部,加上与兵器共出状况来判断,该类墓葬的墓主人身份应有别于仅出土兵器的墓主人身份,而属于有一定军阶者或指挥者墓葬;铁质农具多放置于死者上半身,基本不与兵器伴出,说明当时已有明确的兵农分工。

白帝城龙山公墓志考论

《大隋开府仪同三司龙山公墓志》是奉节县现存的两通隋碑之一,具有研究隋初统一战争不可替代的文物价值。稽考墓主龙山公的籍贯、家世和身份,可以厘清南北朝中后期史事、郡县设置、官吏流通、地方葬俗等问题,有助于史学界、考古界对该碑的深入研究。

五代十国壁画墓墓主人阶层考证

五代十国政局分裂、社会动荡,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都呈现出一种紊乱、多元、复杂的态势。基于这种"裂变"的时代特性,使得当时壁画墓的面貌也表现为多样化。以壁画墓、墓志等考古遗存为研究载体,结合历史文献资料信息,对五代十国壁画墓墓主人阶层进行分析与认定,是深入研究该时期壁画墓的基础和前提,同时更有利于进一步探讨墓主人与墓葬之间的互动关系。

魏晋十六国时期高昌弓箭文化探析——以阿斯塔那及哈拉和卓墓群出土墓主生活图为中心

弓箭文化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文化之一。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弓箭被人们赋予不同的文化主题,有生产性文化、军事性文化、礼仪风俗文化、人文教育文化和竞技体育文化,涉及诸多领域。文章通过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及哈拉和卓墓群出土魏晋十六国时期墓主生活图中摆放或悬挂之弓箭文化意涵的分析,认为这实际上是墓主对弓箭之军事性文化主题的崇拜。同时,也对出现这种崇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有三点:一、受中原弓箭文化的影响;二、受西域少数民族游牧骑射文化影响;三、为保障自己利益,出于防卫的目的。此外,对高昌自身独特的弓箭文化特点进行探讨,认为它有三个特点,即继承、军事和融合。

北朝“焰肩”畏兽形象源考

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南北方广泛出现了“焰肩”畏兽形象,在此之这些形象罕见于汉,隋唐之后亦不多见。关于它们的形象及文化起源已有诸多学者进行讨论,多数认为与外来宗教文化息息相关。通过对北朝畏兽形象中的“焰肩”“獠牙门齿”“山字形顶饰”等元素进行分析,可以推断其形象至少可追溯至东汉时期。结合现存墓主遗物、墓葬壁画、陪葬石刻、石窟造像、传世画卷中的畏兽形像,以及它们的出土环境及文化背景,初步判断“畏兽”的形象来源与外来祆教文化并无直接联系,系中国传统护佑墓主“升天”的避邪形象的发展。

银雀山汉墓的年代与墓主人考略

银雀山一号墓的年代应为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至元狩五年(前118年)三月;二号墓的年代应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三、四号墓的年代应早于元光元年;一至六号墓应是一个家族墓群,该家族的国属和里籍为西汉城阳国(后属东海郡)开阳县;该家族的姓氏为“司马”,二号墓主姓“召(邵)”,四号墓主姓“门”;一号和三号墓主的身份都是城阳国的军官;一号墓中之所以随葬大量兵书,可能和当时淮南王、衡山王之狱引起的紧张局势有关。

殷墟铁三路89号墓葬讨论

殷墟铁三路M89是享用一套青铜觚爵的低等级小贵族墓,却随葬了数量不少、规格很高的玉礼器,形成了青铜礼器和玉礼器之间的严重失衡。随葬部分玉石器半成品、残次品以及制玉工具,表明墓主职业与制玉手工业密切相关。墓中铜器铭文■,为其族氏或职官名,亦证明死者生前职业与玉器生产相关。甲骨文和金文资料已表明殷商设立有主管玉器售卖的职官“玉贾”,联系到铜器铭文■将玉器与道路组字,或暗示墓主人与玉器远途售卖有关。

马王堆汉墓T形帛画黄泉界面墓主形象探析

马王堆一、三号汉墓出土的两幅T形帛画的形状具有相同性、整体布局具有相似性,并且画中绝大部分物象具有趋同性,但也存在一些差异。有些差异显而易见,比如人间界面的墓主形象:一号墓帛画为面左拄杖而立的老妪,三号墓帛画为面左而立、头戴刘氏冠、腰佩长剑的高大男子;再如天上世界墓主升天成仙后的新生形象:一号墓帛画中长辫垂身、侧四分之三身端坐、身具蛇尾的年轻女子和三号墓帛画中左手叉腰、右手指向前方的年轻男子。而有些差异则比较隐晦,如黄泉界面的墓主形象,墓主在黄泉界面是以尸的形象出现的,两幅帛画的差异并非形象的不同,而是有与无的差别,三号墓帛画隐去了轪侯之子尸的形象。黄泉界面轪侯之子尸体的不存,是当时颇为流行的尸解成仙思想的体现,以示其化去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