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南朝买地券镇墓功能探析——以砖质买地券为中心

汉晋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经历了东汉初、汉末吴晋、南朝三个演变阶段,其镇墓功能也随着书写模式的转变而发生改变。东汉初年初兴之际的买地券,书写模式更接近实用买卖契约,但其随葬明器的性质和买卖契约的书写格式,决定了它本身所具备的镇墓属性。这种镇墓属性是买地券作为“冥契”的固有属性,其存在与否与券文中宗教神仙色彩的有无强弱无关。汉末吴晋时期,买地券诸要项日渐完备,宗教神仙色彩日益浓厚,并出现了程式化演变趋势,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并未发生改变,其镇墓功能亦并未实现根本性的增强。汉末出现的糅杂了解注文内容的特殊买地券,不代表这一时期买地券演变的主流趋势。南朝时期由于道教的深入影响,一系列厌镇神仙鬼吏、慰抚亡魂、护佑生人的宗教语言出现在买地券文之中,至南梁时期,这种新式的券文书写模式已成为南朝各地买地券文的主流。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拓展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增强了买地券的镇墓功能。

河南禹州阎寨遗址新莽时期墓葬发掘简报

2018年,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禹州市阎寨遗址发掘汉代墓葬6座。其中,M5和M7两座新莽时期墓葬形制较为特殊,所见随葬品组合及葬俗特征鲜明,双墓室四人合葬、海蓝宝石珠等在河南地区尚不多见,为了解新莽时期豫中地区的葬俗与社会增加了新的实物资料。

河南新密打虎亭汉墓景区文旅产品的包装设计研究

河南新密打虎亭汉墓是我国东汉时期重要的墓葬遗迹,保留了大量技艺精湛的石刻画像与壁画,为研究东汉时期中上层阶级的社会生活状况、思想意识形态,以及东汉石刻画像与绘画艺术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为河南新密提供了旅游文化资源,对打造特色文化旅游、树立特色文旅品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基于此,以“汉乐神游”为主题,提取打虎亭汉墓壁画中的汉代生活场景及奇珍异兽等图形元素,探索与开发具有国潮风格的包装与广告设计,以期顺应人们对文化旅游产品个性化、审美化、体验化的需求,提升打虎亭汉墓景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成都老官山汉墓髹漆人像足三阴脉循行考证

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经穴髹漆人像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经穴人体医学模型。结合早期经脉相关文物文献及同墓穴出土的《天回医简·脉书·下经》,对老官山汉墓经穴髹漆人像足太阴脉、足厥阴脉、足少阴脉进行考证,研究其循行方向及路径特点,对于研究早期经络理论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郭嗣本与唐贞观时期北疆经营探究

郭嗣本墓志近年出土于陕西西安,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郭嗣本墓志记载了郭嗣本家族的相关情况以及其相关仕宦。郭嗣本在传世史书中记载有限,墓志的出土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对于研究郭嗣本的仕宦以及唐初史事都起到了补遗的作用,特别是郭嗣本曾参与了唐初与突厥的战争和交往等,对于研究唐初与突厥的关系也起到作用,志文还记载了郭嗣本曾担任鸿胪寺卿,对于了解和认识唐初的对外交往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马王堆汉墓出土西汉官营丝织品中的“红”色

马王堆汉墓是关于西汉的百科全书,囊括了科技、文化、艺术等学科,帛画、陶器、印章等种类的富饶内容。其出土的丝织物种类繁多,染于织物层面的色彩艺术为世人所叹。文章以马王堆汉墓已出土的丝织物为物质载体,探析“红”在出土丝织品中的色彩表现。基于此,文章介绍了西汉时期红色植物、矿物染料的染色手段,线染、匹染、套染等染色手法及同色系、异色系等搭配方式,了解了“红”色在西汉官营丝织品的呈现方式,彰显其蕴含的文化内涵,并深入理解其色彩符号于后世的价值意义。

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团窠双龙戏珠纹暗花缎褶裙形制考

对明代吴氏墓出土团窠双龙戏珠纹暗花缎褶裙形制进行研究推考,探讨明代命妇褶裙形制特征。运用实验考古学、文献图像查阅、个案分析与多元类比相结合的方法,对该裙的出土背景、面料、形制、裙片拼缝方式、褶裥制式及数量、裙与上衣组配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团窠双龙戏珠纹暗花缎褶裙为两片一腰样式的侧褶裙,裙片共用七幅料拼缝,裙两侧捏“四对四”抱合对褶,为明代较为典型的褶裙制式,具有明显的传承性;该裙与墓中出土短上衣组配,体现了弘治年间江南地区命妇着装的礼仪性与时尚性,代表了明中期命妇典型的生活着装配伍。

陕西西安白杨寨晚唐壁画墓M1373发掘简报

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西安市浐灞生态区白杨寨村南发掘了一座晚唐时期砖室壁画墓。该墓破坏严重,但其壁画内容丰富,色彩艳丽,时代特征明显。该墓所处位置为刘弘规家族墓地,根据墓葬形制及位置关系,推测墓主应为刘弘规家族第二代成员,即晚唐时期权宦刘行深或其夫人。该墓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座刘弘规子辈成员墓葬,为研究晚唐时期家族墓地布局提供了重要资料,而出土的精美壁画,为近年来所罕见,对研究唐宋之际壁画题材及风格转变有着重要意义。

宝资山汉代崖墓出土陶楼粘接材料的科学分析

陶器上的古代粘接材料与陶器的修复工艺关系密切,是当时社会制陶水平的反映之一。本研究对成都新津宝资山汉代崖墓出土陶楼上的粘接材料进行了科技分析,使用了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仪(SEM-EDS)、X射线衍射仪(XRD)、激光粒度分析仪、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TIR)和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分别探究了该粘接材料中的无机和有机成分。结果表明:粘接材料的颗粒状态、大小和成分与黏土颗粒相似,推断其主要无机成分为黏土;红外吸收光谱在波数3431 cm^(-1)、1670 cm^(-1)和1419 cm^(-1)的特征峰与酰胺基相吻合,氨基酸分析表明其有机成分含有由动物胶和蛋类混合而成的蛋白质类胶料。有机混合胶料黏性较高,弥补了单一胶料使用的不足,同时黏土可增加系统中的氢键密度,并起填充作用,这样的协同作用是该粘接材料在使用时具有强粘接力和一定稳定性的原因。但由于其耐久性差且与陶器整体风格不协调,推测该材料是在器物下葬前使用的一种临时粘接剂。同时,它的成分和用途与秦始皇陵兵马俑上的古粘接材料非常相似,这体现了汉代对秦代帝陵陪葬制度和制陶工艺的继承与沿革。研究结果为我国陶器修复历史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同时也为现代陶器的保护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

陕西西安唐戴至德夫妇墓发掘简报

2019年7月至10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常宁新区郭杜街道任家寨村南发掘古墓葬2座,其中编号为M1的墓葬为长斜坡墓道五天井土圹砖室墓,出土器物50件(组),其中有墓志2合,确定墓主为唐代宰相戴至德和夫人博陵崔氏合葬墓。

清代王爷园寝地下建筑的初步调查与研究

作为封建最后一个王朝的清朝,在定鼎燕京后,其所封爵的宗室亲王们大多生活于北京。经历朝绵延,生于斯、长于斯的大清朝的宗室亲王们,在薨逝后,顺理成章地把葬地选择在了北京或其周边地区。他们在这里修建了他们“百年之后”的万年福地,即“王爷园寝”。清代王爷园寝的建筑由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组成。从地面建筑上看,园寝多由神桥、碑亭、宫门、享殿、墓冢等几部分组成;从地下建筑来看,玄宫主要由罩门券、梓券、金券等几部分组成。这些地上与地下的建筑样式,充分反映了王爷园寝在当时历史时期的特点。

西安白杨寨晚唐墓M1373“备茶图”研究

墓葬壁画中“备茶图”题材多流行于宋、辽、金时期,唐墓中则较为罕见,分布地域以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北方地区为主。西安东郊白杨寨晚唐墓M1373发现有“备茶图”题材壁画一幅,为目前所见最早,在西安地区更是首次发现。本文以新发现的“备茶图”壁画为例,通过对其内涵的分析,对墓葬中“备茶图”出现的社会背景、早期发展脉络、后期的变化与影响等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基于Style3D的褐地翻鸿金锦棉袍的复原研究

为了更好地保护与传承服饰类文物,促进我国文物复原事业与服饰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Style3D的服饰复原方法。在分析“褐地翻鸿金锦棉袍”的形制、纹样、色彩等内容的基础上,对其虚拟复原并进行文物虚拟试穿展示,为服饰文物的有效保护与传承提供参考。

陕西西安米家崖元墓M8发掘简报

2005年10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东郊发掘米家崖遗址时清理了1座元代土洞墓葬,出土了一批灰陶俑和陶模型明器。墓葬形制结构保存较好,随葬器物摆放有序且组合关系明确,器类丰富多样,制作工艺精细,初步断定为元代晚期墓葬。该墓的发掘为研究陕西关中地区蒙元时期墓葬形制与丧葬文化等提供了新的资料。

陕北商代墓葬初论

本文通过对寨沟遗址新发掘商代墓葬及以往相关资料的分析,对陕北商代墓葬的分类、等级、墓葬特征及陕北晚商社会结构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目前可知陕北商代墓葬近百座,分为带墓道墓葬和竖穴土圹墓两类,依墓葬形制、规模和随葬品状况可划分为三个等级,显示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陕北高原地区的商代晚期墓葬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现象,对认识区域社会结构具有重要价值。

北京地区北朝墓葬初步研究

本文通过对北京地区发现的北朝墓葬及出土器物的类型学分析,将北京地区发现的北朝墓分为三个时期:北魏占据北京地区之后至政权迁都洛阳之前、北魏迁都洛阳后至东魏灭亡和北齐时期。北京地区北朝墓葬的文化面貌与汉晋时期截然不同,此时对墓葬风貌的重塑开启了隋唐及以后丰富多彩的墓葬文化的先河,在“汉唐之变”中起到了桥梁作用。

陕西定边张梁村唐墓发掘简报

2022年10~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和定边县文物保护中心联合组队,对定边县盐场堡镇张梁村唐代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唐代墓葬6座,出土较丰富的遗物。根据出土墓志志文,推断墓群的年代为中唐时期。这批墓葬的发现,对研究该地区唐代的墓葬形制及随葬习俗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宝鸡蟠龙宋金墓葬发掘简报

2014年11月,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在宝鸡市蟠龙镇(今蟠龙新区)发掘清理了1座宋金墓葬。墓室内的砖雕保存相对完好,共发现12幅人物、故事砖雕和5幅花叶纹砖雕,人物、故事砖雕内容包含有二十四孝故事等。这些砖雕刻画精美,对于了解当时社会生产生活、文化风俗、建筑材料及丧葬形式具有重要意义。

唐宋墓葬中的猫及相关问题

唐宋时期,墓葬中不只发现作为宠物殉葬的猫骨、猫瓷塑,而且砖雕与壁画中还出现了大量的猫形象,这是墓葬习俗变化的结果,也表明养猫已成为一种别具意趣的生活文化。猫对人类的吸引力,不仅是由于捕鼠的实用价值,猫的外表、天性以及与人类情感交流互动的能力,促使它们融入了人类的生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此时期,猫的捕鼠护书功能以及文人对猫特定的情感想象结合在一起,塑造出一种雅的生活情境,猫也成为士大夫交往的媒介。猫作为宠物走入人类家庭与此时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