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民事诉讼侵权行为与损害赔偿责任

恶意民事诉讼是指当事人没有诉权或者超出合法诉权范围,故意提起民事诉讼,意图实现侵害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民事权益非法目的的一般侵权行为,包括恶意诉讼、滥用诉权和虚假诉讼三种类型。恶意民事诉讼是一般侵权行为,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不必作特别规定,直接适用《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即可。《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侵权责任纠纷”项下的第三级案由和第四级案由没有规定“恶意民事诉讼责任纠纷”案由,可以直接适用第二级案由即“侵权责任纠纷”确定案由。恶意民事诉讼侵权责任构成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并结合恶意民事诉讼的特点认定,损害赔偿责任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184条、第1182条和第1183条第1款等规定的方法确定。

环境侵权与环境侵害——兼论环境法的使命

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关注程度的提高,环境侵权也受到了学界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环境法学界有不少学者都对环境侵权的概念作过认真的疏解,但学者们所定义的环境侵权行为的具体内容、受害主体、侵犯客体三个基本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并与侵权行为法理论、侵权行为法相矛盾。环境侵权是侵权行为法范畴内的概念,是因生产和生活行为侵害环境并因而对他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等权益造成损害的行为。环境侵权是环境侵害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只是一个小部分。

论婚内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行《婚姻法》在追究婚内侵权行为民事责任上存在严重的缺陷,不能对受害人进行有效的司法救济。基于"人格独立"、"男女平等"以及婚姻秩序的要求,在民法这一私法范畴内,构建婚内侵权民事救济机制,确定不同的侵权救济方式,以及建立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于另一方的侵权而寻求法律保护的司法救济制度,不仅有利于遏止夫妻间的侵权行为,维护受害者的基本权利,以及婚姻家庭的稳定乃至于社会的稳定,也是我国社会发展和完善民事立法的进一步要求。

证券民事侵权诉讼前置程序与共同诉讼

证券民事侵权诉讼设置前置程序可能将绝大多数虚假陈述案件拒于法院门外 ,即使受理也可能因行政诉讼而使案件终结 ;同时 ,行政处罚决定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投资者可否起诉行政处罚对象之外的其他人等问题亦难解决。这类案件采用共同诉讼方式也有局限性 ,如诉讼规模难以扩大、无法解决搭便车问题等 ,对这类案件应采集团诉讼方式。

滥用诉讼之侵权责任

滥用诉讼是实务上的多发案件,对公正司法荼毒日甚,且囿于实体法律规制阙如,其已成理论与实务两界之难题。滥用诉讼之侵权责任证成难点主系于主观过错洞察与客观损害厘定。主观层面需至恶意之衔,从合法性与合理性两条主线予以结合考察。客观损害主系纯粹经济损失,根据现行《侵权责任法》关于一般侵权责任之规定,通过对"权益保护"进行目的性限缩解释,在相关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可以对滥诉行为课以侵权责任。对于有错误裁决之滥诉类型,亦不可违既判力制度之矩矱,应当结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之相关规定,通过再审、第三人撤销之诉或执行异议之诉先行撤销错误裁决之前提下,再另行提起侵权之诉。

论中国溢油污染索赔机制的完善——从索赔康菲案展开

随着海洋石油资源的不断开发及海上运输业的蓬勃发展,海上溢油污染的风险不断加大,2011年6月,我国发生的康菲溢油事故,其造成的海洋污染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不亚于甚至超过去年美国发生的墨西哥湾溢油事故。面对渤海湾生态系统的破坏和渔民、渔业的巨大经济损失,众多的受害人如果求告无门,权利得不到及时救济将把受害人推向绝境。本文通过对康菲漏油事件与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索赔处理过程的比较,分析了我国溢油污染索赔制度的建设在立法层面、司法层面均十分薄弱。通过对康菲索赔诉讼类型化分析,发现溢油污染的索赔往往是环境侵权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并存,对两种诉讼关系、运作特点和价值缺乏深入的研究,成为阻碍我国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共生的环境权益司法保护模式建立的深层原因。本文建议理论上明确环境侵权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异同的前提下,区分不同情况,确立环保行政机关作为支持起诉人参加诉讼和环保部门和公民、法人作为共同原告提起环境诉讼两种制度。同时,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借鉴美国和解集团诉讼制度,以提高纠纷的解决效率。

规制滥用诉权行为的场域选择

滥用诉权行为的性质具备双重性,即是不正当诉讼行为,又是一般性民事侵权行为,因此,规制滥用诉权行为应在民事诉讼法和民法的双重场域中进行,既应确立民事诉讼的诚信原则。

先行行为导致的不作为侵权行为研究

先行行为介入他人生活资源之变动,根据团体主义和公序良俗等原则,承担侵权法上的作为义务具有合理性。先行行为导致的不作为侵权行为的构成,不要求先行为违法和有责,但对先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有要求。具体而言,是要求存在先行行为,使他人处于危险之中或升高了危险,行为人因而负有作为义务。

试论我国证券侵权救济的群体诉讼模式选择

各国证券侵权救济的诉讼制度存在很大差异,我国证券侵权群体诉讼模式的选择与构建,要高度重视本土资源的挖掘和利用。我国立法规定的人数不确定代表人诉讼制度在设计理念方面符合现代群体纠纷的解决理念和要求,该制度未能在证券侵权诉讼中得到适用,是由于司法政策的限制,而非其在技术层面存在不可克服的障碍。我国的人数不确定代表人诉讼与共同诉讼存在根本差别,与美国集团诉讼在价值追求上具有相似性,兼顾了各方利益需求,是我国证券侵权群体诉讼的合理模式,但在具体规则上还需要加以完善。

共同危险行为及其民事责任

2004年5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了共同危险行为及其民事责任的承担,填补了我国共同危险行为的立法空白。阐述了共同危险行为理论的产生,分析了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合理性,对共同危险行为和共同侵权行为进行比较,并对最高人民法院该司法解释的有关条款进行了评析。

从实体法视角反思我国必要共同诉讼制度——以多数人侵权之诉为考察对象

在多数人侵权之诉中,多数被告无论是承担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原被告争议的诉讼标的是唯一的,各侵权人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人。必要共同诉讼区分为"权利义务共同型"和"原因共同型"是不科学的,我国民事诉讼法并不排斥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环境侵权诉讼时效规则的问题与完善——从“常州毒地案”切入

侵权诉讼时效的目的在于督促及时行使权利和稳定社会秩序,环境案件因其特殊性需特别规则。"常州毒地案"反映出我国环境侵权诉讼时效存在适用对象不清、公益诉讼规则欠缺、起算点主客观认定不明、中断事由不足等问题,既不利于权益救济,也阻碍公平、效率与秩序稳定。对此,应依诉讼请求区别时效适用,建立生态损害赔偿特别规则,以损害后果作为起算的客观方面,明确起算在主观方面的主体、内容及因果关系认知程度,细化时效中断事由。

WTO知识产权协议侵权归责原则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从零水平向世界水平跃进 ,使中国有关司法近年始终保持攀高的趋势 ,法学界也为适应这种趋势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作者从分析WTO知识产权协议侵权归责入手 ,对TRIPS协议主张“无过错责任”总原则提出质疑 ,对中国司法总体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提出疑问。最后 ,对TRIPS协议侵权归责以“场合”划分而不以“权属”之诉划分的实践意义及对如何正确理解TRIPS协议侵权归责作出了探讨。

高校校园侵权行为的类型分析及责任承担

近年来发生在高校校园里的侵权行为日趋上升,根据侵权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不同,可以把校园侵权行为分为行政侵权行为和民事侵权行为两类。行政侵权行为主要是指高校处分权的不当行使,民事侵权行为根据归责原则不同分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面对校园侵权行为,学生应理性维权。

侵权法律适用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兼评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4条

国际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是合同领域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将有限的意思自治原则引入侵权领域是当今国际私法发展中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4条引入有限意思自治原则,该条内在含义的理解、与其他侵权法律适用规则之间的关系以及当事人选择法律的可行性都将影响该原则的具体运用。

我国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构建

证券侵权行为的损害后果具有"小额多数"的特征,我国现行的单独诉讼、共同诉讼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而无法适应此类群体纠纷中保护分散性利益、制裁群体性侵害、为公众提供有效救济途径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建立专门的证券集团诉讼制度。借鉴美国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经验,改变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机制,是现阶段的可行之选。

共同危险行为及其疑难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对共同危险行为的规定为实践中频繁发生的此类纠纷提供了实体上的法律依据 ,加强了对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本文着重将其与共同加害行为、抛掷物行为等进行区别 ,以明确共同危险行为的法律特征 ;在分析借鉴各种理论学说的基础上 ,提出应当结合主观和客观等方面的情况分析全体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正当性 ,认为行为人可以通过反证克服因果关系的推定而实现责任的免除。

环境侵权诉讼证据的重要疑难问题探讨

环境侵权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证据难以收集保存、专业技术性强等特点导致取证难、举证难、质证难成为制约环境侵权案件审理的瓶颈。在环境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中充分考虑环境侵权案件的特点,均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针对不同的案件进行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解决举证难问题。科学地设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完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法律体系、技术标准和收费标准,解决取证难问题。明确环境侵权诉讼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证据属性、参与诉讼的程序,弥补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制度的不足,解决质证难问题。

环境侵权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之比较研究

在环境侵权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合理与否关系到环境法目的的实现和环境诉讼程序价值的发挥。但传统举证责任分配理论对环境诉讼而言具有不适应性。因此,两大法系对环境诉讼都发展了举证责任分配理论。通过比较考察发现,环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应当按照公平正义原则,结合环境诉讼的特点,从举证难易程度、环境立法宗旨、平等保护和环境侵权纠纷的多样性等因素来综合衡量。相比之下,我国环境案件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还存在诸多缺陷,因此应规定较为开放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原则。

双重可诉规则:进退之际

双重可诉规则的演变是侵权冲突法理论发展的枢纽所在。双重可诉规则试图融合侵权行为地法和法院地法这两个系属公式的优点,但不利于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且有悖于现代侵权法的基本职能。放弃双重可诉规则,强化侵权行为地法的作用,是侵权冲突法发展和我国法律改革的方向,但对于涉外诽谤侵权和损害赔偿限额等问题,双重可诉规则仍有局部保留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