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视域下传统村落的主体性消解与重构

高强度的社会流动加剧了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乡村旅游在助力乡村发展的同时,也为传统村落主体性研究提供了新的场域。本文依据“主体性意识”和“主体行动能力”两个维度,重新对传统村落进行类型学划分,并进一步解读乡村旅游发展何以消解与重构传统村落的主体性。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发展塑造了差异化的村落主体性景观,具体表现为主体性意识与主体行动能力的双重消解、主体性意识与主体行动能力的双重重构、主体性意识的消解与主体行动能力重构、主体性意识重构与主体行动能力消解四种类型;“有主体意识—有行动能力”是乡村旅游驱动传统村落转型的理想状态。其中,主体性意识得以重构的关键在于社区精英或外来精英有意识的引导和干预;主体行动能力得以重构的关键在于确保多元主体均能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获得参与机会和参与空间,尤其注重对村民参与能力的培育和建设。

文旅融合政策创新体系研究——基于中央政策文本的“主体-路径-工具”三维框架分析

机构改革开启了文旅融合政策创新的新篇章,中央发布的文旅融合政策对地方政策创新和行业实践发挥“风向标”作用,但学界一般关注的是文化旅游政策,而非融合相关政策,也鲜少以一个立体化的研究框架去分析其结构和关联特征。文章以中央政策文本为例,构建了“政策主体-融合路径-政策工具”三维框架,研究有以下发现。(1)文旅融合政策创新主体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财政部等部门为主,发文方式独立创新为主、合作创新为辅。政策文件的主体属性包括单核、多核、单边等6种。(2)融合路径存在偏好性,以体制融合、业态融合和产品融合为主,其中,政策支撑、产业融合类型和高品质文旅产品等细分类别较为突出,其他路径政策内容相对较少。(3)政策工具的使用具有倾向性,以供给型为主、环境型为辅,需求型最少,其中,产业培育、目标定位、示范试点和公共服务是较为重要的工具类别。(4)文旅融合政策创新共有386条创新路径,提炼出6类典型政策创新路径。政策创新逻辑是以核心层部门为主,从体制、产品和业态等融合路径,调动供给型、环境型工具促进文旅融合。该研究进一步提出制定文旅融合专项政策、加强主体合作、优化融合路径和均衡政策工具4点政策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产学研主体创新效率及其对旅游业绩效的影响:省域分析

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视角,以省域为空间单元,测算并比较产学研三大主体的旅游创新投入产出效率及空间特征,并进一步分析创新效率对旅游产业绩效的影响。选择旅游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为旅游创新主体的代表,采用DEA模型和灰色关联方法对3个不同时段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各省份三大主体的旅游创新效率值总体偏低,并呈现出“一带一路”沿线,“东南-西北”和东部沿海地区等省份创新效率值较高的空间格局;三大主体旅游创新效率的协调度不高,部分省份达到高平衡状态;三大主体的旅游创新效率均与省域旅游产业绩效存在显著相关性。相关结果有助于理解区域旅游创新的结构和过程,为我国旅游创新资源的合理分配提供参考。

价值共创促进葡萄酒文旅深度融合探究——以贺兰山东麓为例

葡萄酒文旅融合是以葡萄酒产业为核心的文化旅游融合的实践,其实质是葡萄酒文化旅游产业为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的价值共创过程。随着消费升级和文旅融合推进,葡萄酒文化旅游发展需要优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机制,这就离不开对价值共创的解读。该文以价值共创理论为基础,结合宁夏贺兰山东麓的案例,对价值共创与葡萄酒文旅融合的关系、价值共创推动葡萄酒文旅深度融合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文旅深度融合提出策略建议。该研究有助于调整供需关系,探索中国葡萄酒文旅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助力葡萄酒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主观感知视角下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价值共创意愿研究

以武夷山国家森林公园周边8个村镇中的社区居民为调研对象,综合运用云模型、异质性分析、QCA等方法,探讨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价值共创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产生影响的组合方式。结果表明:社区居民认可森林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也担忧森林旅游开发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环境破坏、文化冲突和社区矛盾等负面影响。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价值共创意愿存在异质性,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在亲友参与森林旅游项目或家庭成员为干部的情况下,会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耕地面积与住房面积对居民价值共创意愿有显著正面影响。文化程度和邻里关系对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价值共创意愿具有普遍影响,反映了教育和社交因素在塑造个体态度和行为中的关键作用。因此,为了实现森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通过立法和政策引导,限制森林旅游的过度开发,同时确保环境和文化的保护,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社区则需要积极参与旅游规划和管理,确保环境和文化的保护,通过教育和培训提升居民参与能力,同时维护良好的邻里关系,增强社区凝聚力;社区居民需要积极参与森林旅游的规划和管理,建立良好的社交网络,承担起环境和文化保护的责任。

近郊乡村旅游恢复性体验对城市上班族游客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旅游作为衡量国民福祉及生活品质的重要指标,目前从旅游本体认知及宏观层面探索与游客满意度、幸福感关系的研究较多,但针对某类旅游体验对特定旅游群体心理感受影响的专项研究较少。以探究近郊乡村旅游恢复性体验对城市上班族游客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影响为目的,以便指导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合理开发管理。针对旅游恢复性体验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提出4种假设,结合长三角地区的相关调研进行样本统计分析,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最后验证假设。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近郊乡村旅游恢复性体验的4个维度与城市上班游客主观幸福感的两个维度均呈显著正向关系。研究虽需细化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旅游因素,深化不同城市上班族间存在的差异性,但可预期该研究将丰富不同类型旅游体验与游客幸福感关系的理论研究。

全域旅游与主题图书馆融合发展研究

[目的/意义]在全域旅游和高质量发展时代背景下,通过分析全域旅游与主题图书馆之间的文化耦合性和实践模式,可为两者可持续融合发展探索更多可能性。[方法/过程]采用主题词检索,对国内学者有关文旅融合和主题图书馆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运用文献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对国内外文旅特色图书馆的现状、实践模式、存在问题进行梳理、总结和分析。[结果/结论]提出全域旅游和主题图书馆融合发展的五条策略:政府规划融合,促进融合发展理念认同;空间功能融合,成为全域旅游新地标;文化资源转化,增强地方旅游吸引力;志愿服务加持,增强主客当地文化认同;宣传合力推动,促进交流推广机制融合。

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旅游融合:价值解读、模式与路径

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是记录中国军工史、工业化史和党史的重要载体,是一种独特的红色旅游资源和工业遗产旅游资源。为了促进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融合发展,本文采用文献分析、实地调研等方法,界定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概念,解读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旅游价值,提出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旅游融合发展路径与对策,为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民族旅游地游客的地方信任变动及主体响应策略

在地方消费与情感消费叠加的背景下,地方信任日渐成为民族旅游地的新型旅游资源,关系到其可持续发展以及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文章以凤凰古城作为典型案例地,通过深度访谈、非参与式观察、网络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方法开展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游客的地方信任具有鲜明的变动性,具体表现为时空变动性与结构变动性两个层面。时空变动性在时间层面意味着在旅游前、旅游中以及旅游后的时间维度上,游客的地方信任账户因游客的地方想象与临场体验的不断协商而有所变动,在空间层面上体现为游客的地方信任在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之间双向迁移。结构变动性在信任状态层面处于信与不信交织的状态,在信任对象层面表现为地方品牌信任、旅游消费信任、地方政府信任之间互相传递,形成一幅由不同情境、不同信任对象、不同信任状态拼贴而成的马赛克式信任景观。游客、商家、地方政府分别采取自我应对与协同应对、主动履行公民责任、给予制度保障等策略以响应动态变化的地方信任。

“范”与“失范”:情境性旅游伦理感知中的社会主张与个人建构

文章从旅游活动中的旅游行为失范现象切入,研究具体情境中旅游伦理感知的作用机制,从概念辨析、逻辑思辨和科学实证等不同进路对情景化旅游伦理感知及其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旅游伦理感知的作用机制是一种体验动机导向的主观建构。社会层面的旅游伦理是一种共识性的伦理理型,其作用机制有赖于旅游者在伦理的情境性感知基础上所形成的个人建构结果。个体对于情景化旅游伦理的感知建构是一个体验导向的主观选择过程,此过程不仅受到客观层面建构障碍的阻遏,还与旅游者主观层面的建构过程相关,二者的交互作用共同发生于旅游情境当中,从而使旅游者的伦理建构往往呈现某种遮蔽现象,进而导致旅游者行为呈现失范倾向,甚至出现旅游交往的社会情境因不伦扰动而失序的情况。为此,文章根据建构障碍和建构过程在主客观层面的不同影响,将旅游行为失范进一步划分为伦理失察与伦理僭越两大类型,并据以辨析不同旅游行为失范背后的成因差异,为纾解或消除旅游行为失范提供理论参考,以期进一步丰富旅游伦理领域的相关研究。

乡村振兴中多元主体协作的网络治理研究——以闽东P县文旅产业发展为例

随着乡村治理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多元主体的有效协作成为助推乡村善治的重要内容,但多元主体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善治的产生。从网络治理理论的视角切入,以闽东P县文旅产业发展为案例,分析多元主体的有效协作机制与治理网络的形成。研究认为:在具备较有凝聚力的领导力和权威、较规范的制度和机制、丰富多样的资源和较高的主体间的信任度的时候,多元主体才有可能开展有效协作,网络治理才有可能产生并带来善治。各地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应从自身需求和禀赋出发,从协同整合的角度,有针对性地制定促进网络治理的持续性政策。

我国旅游扶贫对象、主体、规划、指向和效益的审视

利用理论分析和实践分析方法,从旅游扶贫对象、主体、规划、指向和效益五个维度,对我国旅游扶贫过程中存在的扶贫对象"扶强不扶弱"现象、扶贫利益中的"旅游飞地"现象、扶贫规划中脱离实际的"高大上"现象、发展指向中的"同质化"现象和扶贫效益中的"重经轻文"现象进行了分析,并从五个视角提出相应的旅游扶贫措施,对促进旅游扶贫正效应的发挥具有积极意义。

旅游学分支学科相关性及其进展态势分析——《旅游研究纪事》30年

本文按照旅游学的十个分支学科,对1973-2003年国际旅游学界权威学术刊物《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的《主题词索引》(Sub-ject Index)进行了多元相关分析和聚类分析,阐述了这十个分支学科与整个旅游学以及相互之间的相关性,并分别探讨了这十个分支学科各自的进展态势。

国内外影视旅游研究进展及启示

影视旅游也称为影视引致旅游,是近年来旅游研究的热点。本文对国内外的影视旅游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总结发现:国外关于影视旅游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影视对旅游主客体的影响分析、影视旅游主体的感知体验和影视旅游吸引力3个方面;国内影视旅游研究刚刚起步,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影视旅游发展现状和影视城、外景地的经营战略上,对影视产生的旅游影响、影视旅游主体的感知体验和影视旅游客体吸引力的研究稍有涉及。在研究方法上,国外一般采用访谈结合结构式问卷(运用李克特5级量表量化数据)的案例研究,而国内停留在定性研究阶段。本文在对近年来国内外影视旅游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影视旅游研究的若干方向建议,并提出了一些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实践利用的策略。

影视剧对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综述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影视剧在塑造现代消费者行为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旅游消费领域,这一现象尤为突出。由影视剧的热播而导致目的地旅游人数的激增,继而对目的地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为了清晰地了解影视剧对旅游发展的影响,本文对国内外影视剧影响旅游活动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从主体和客体的角度,讨论了相关概念、目的地形象传播对旅游发展的影响,以及影响的衡量标准等问题,并对此类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述。

借鉴搜索引擎分类体系对《中图法》旅游学科类目进行改造

本文分析了《中图法》 (第四版 )旅游学科的相关类目设置中存在的问题 ,对旅游学在网上的分类体系做出分析和研究 ,就旅游学在《中图法》中的位置作了探讨 。

不同主体的旅游开发对社会的影响——以云南石林景区为例

采用问卷调查和新测量模型相结合的方式对云南石林景区进行了实证研究,比较分析了旅游地居民和旅游者对旅游开发活动带来的旅游社会影响的不同态度,得出不同的主体对旅游社会影响的态度差异性和趋同性,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和实现途径,以期为下一步的旅游调整性规划提供有益参考。

旅游学科专业主干课程“双语”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

旅游学科和旅游教育的发展,旅游产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对人才的需求,使得旅游教育“双语”教学显得愈加迫切,本文以“语言输入说”和“交际能力理论”为理论依据,并根据旅游学科强实践性的学科性质,通过对双语教学的语言目标、学科知识目标、思维目标的确定,提出了旅游学科专业主干课程“初始渗透、整合过渡、思维延伸”的“双语”教学模式的构建设计,并付诸实践。

基于政府共信的民族旅游社区多元主体共生研究

基于共生理论,构建政府共信下的民族旅游社区多元主体共生模型,通过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政府与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共生关系,确定政府与居民、企业、游客间的共生关键因素。结果表明:在民族旅游社区,政府与企业、居民、游客之间是息息相关的,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共生关联度从强到弱依次是企业、游客、居民;政府相关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分别共有5个共生因素;政府与居民之间、政府与游客之间分别共有4个共生因素。政府-政府间的共生关键因素是责任共担,政府-居民间的共生关键因素则是热诚参与,政府-企业间的共生关键因素是公开透明,政府-游客间的共生关键因素是满意度。

旅游相遇:理论流变、启发与反思

旅游相遇是人文地理学在文化与实践转向下建构的旅游研究新视角。虽然旅游中的相遇概念,最早由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家引入,但在人文地理学家加入耕耘后历经20余年的发展,已形成独特的分析视角。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旅游相遇,是指旅游者与差异性对象发生接触,以旅游者身体为媒介、在最小至身体尺度的空间单位中进行的旅游实践。该理论引入旅游实践中相遇空间分析视角,强调相遇各方的主体地位,确认旅游者的行动者身份,重视相遇主体丰富入微的具身性实践,使旅游回归至具体情境中的社会文化行动。文章旨在系统引介该理论视角,探讨其理论流变,交代理论建构过程及理论内涵,更旨在启发与反思在中国经济崛起和中国游客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中国游客作为旅游研究主体的应用场景,以及中国学者作为"局内人"参与、深化该理论建构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