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河长制效能分级分区评价体系构建

为实现河长制分级分区评价,提出行政分级和地形地貌分区相结合的矩阵化效能评价模式,从河长制的六大任务和社会公众等7个方面分别构建市县(18个指标)、乡村(16个指标)2个级别的河长制效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得出山丘区、平原和滨湖区2个区域不同特性的指标权重,建立二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江西省赣州市、南昌市、上犹县、樟树市、梅水乡和张家山街道等典型区域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分别为好、中、好、好、中、好。结果表明:在山丘区,水资源保护是影响各级河长制效能的主要因素,水生态修复影响了赣州市、上犹县效能,水污染防治影响了上犹县、梅水乡效能,而在平原和滨湖区水污染防治是影响各级河长制效能的主要因素,此外水资源保护影响了南昌市、樟树市效能,水生态修复影响了樟树市效能。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表明该评价体系适用于河长制效能分级分区评价。

“总设计师负责制”在城市设计实践中的探索和应用——以西藏鲁朗国际旅游小镇为例

近几年国家对城市规划领域专业化、规范化的改革力度逐渐加大,"设计师负责制"也成为行业改革探索的话题之一。对"设计师负责制"等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并以西藏鲁朗国际旅游小镇为例,介绍其全程采用的"总设计师负责制"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主要职能,并与传统规划组织体系比较,认为"总设计师负责制"在统一设计风格、全程管控设计质量、平衡各方利益上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因此对行业改革极具参考价值。

旅游小镇规划中的利益主体剖析及责任主导策略研究——来自西藏鲁朗地区旅游小镇的实证分析

在当代以旅游发展为主的小城镇的规划建设中,政府、企业、公众与设计师等各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大量的利益矛盾与博弈现象,合理处理矛盾、平衡各方利益是维护社会和谐,增强规划可实施性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对西藏鲁朗地区旅游小镇规划中各利益主体之间博弈的深度剖析,从责任主导角度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探索"总设计师负责制"的控制程序和协调机制,继而探讨了设计师责任主导下的旅游小镇发展策略。

民主的悖论:20世纪40年代甘肃乡镇保长民选及其异化

抗战后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开始沿承总理遗教,实施"宪政"统治。为了使其宪政之治初备民主色彩,国民政府决定将乡镇保长的产生模式由委派制转变为选举制。甘肃乡镇保长民选亦在国民政府的一再催促下于1945年开始实施,然因其地僻处西陲,财力、人力均极缺乏,民众思想陈陋痼弊,乡镇保长民选一开始便举步艰难。加之内战的爆发和田赋兵役的持续加重进一步加剧了村民与乡镇保长的矛盾,乡镇保长职位不再成为乡村精英竞逐的对象,随选即辞或被迫就任者屡见不鲜,本欲借助选举以提高乡镇保长素质的民选制度却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权力结构的失衡。面对乡镇保长群体性劣化和乡村秩序的紊乱,甘肃省政府在内战尾歇之际被迫将乡镇保长的产生模式再次由选举回溯为委派。乡镇保长民选的异化及最终失败的结局,宣告了国民政府在天时、地利、人和均处不利的时境下试图通过民主的幻象来挽救日趋消亡的政治声誉,其结果只能是一场民主的滥觞。

论北魏末年尔朱荣军事集团中的六镇豪强酋帅

六镇豪帅投奔尔朱荣主要是为躲避战乱。尔朱荣吸纳六镇豪帅主要是要将六镇豪帅及其武装收为己用,迅速壮大自身的军事实力。尔朱荣为控制其群体,采取了分化、限制、利用的政策。其集团内的代地豪帅被尔朱荣当作压制六镇豪帅的主要势力,他们无论在任官品级、迁转及重要性上,远高于六镇豪帅。这使六镇豪帅始终处于尔朱荣军事集团的中下层。六镇豪帅基于"伐叛匡主"的政治理念,跟随尔朱荣南下洛阳,在平定四方暴乱中,起了主力作用。尔朱荣死后,尔朱氏对六镇豪帅控制力大为减弱。尔朱兆在内外形势压力下,将六镇降户交于高欢。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两种互动

西方是市场经济催生民主政治,我国作为东方大国则是民主政治催生市场经济。当今要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才能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否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有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险。当前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捷径是稳妥推行县区级、乡镇级首长的直接民主选举。

中国乡镇领导正职胜任力模型构建

在分析我国党政领导胜任力模型指标体系设计存在不足的基础上,从乡镇领导正职的职位特点入手,设计指标体系,应用"穷尽成对比较法"确定两级指标的权重,采用360°立体测评建立模糊关系矩阵,从而建立了模糊综合测评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乡镇领导正职胜任力进行测评,以更好地指导乡镇领导正职的选择、考评、培训等工作。

西晋时期地方军府与州府的关系及演化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军府为核心的军事行政体制逐步楔入国家行政体制,军事行政关系侵蚀民政,出现以"军"代"民"的情况。在这个巨大的转变过程中,西晋实为关键时期。本文即探讨了西晋时期军府与州府的关系,揭示了这一时期地方行政军事化的特征。

甘宁将军故里考辨

甘宁坝、甘宁洞、甘宁村之名,载于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其地在"武宁县北三十里"。武宁县本汉巴郡临江县地,唐武德二年改属浦州,即今万州。正因如此,王象之将甘宁分别纳入万州及忠州"人物门"。说甘宁是"忠县人",是指甘宁故里曾经隶属的武宁县汉时为临江县辖地,而临江县治所在今忠县;说他是"万州人",是指其故里甘宁坝、甘宁村在今万州甘宁镇。

基于“河长制”的乡镇流域管理模式效用探究——以湖南省益阳市河坝镇为例

以湖南省益阳市河坝镇政府创新乡镇流域管理模式实施"河长制"为例,探究其实施效用。分析了面临的问题:法制保障不足,"河长问责"制度尚不完善;缺乏河道治理保洁长效机制,各责任单位联动不足;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缺位,未能实现全民管水治水。提出建议:建立河长制工作考核奖罚制度,严格考核问责;提升动态监测监管水平,开展治理管护标准化建设;加强宣传引导,促进公众参与河长制工作。

抗战胜利后广东基层行政人员的异动及其成因(1946~1949)

基层政权是国家政权的基石,行政人员作为其主体对国家政权的稳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的急剧恶化>广东县级行政人员及乡镇保甲人员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不正常的裁减、调动、请假、辞职以及行政不作为、怠工、逃遁等异动行为。究其原因,主要有基层行政人员待遇低微、“三征工作”任务繁重、抗战时的责任感缺失以及政府的低薪制等。地方基层行政人员的异动从一个面向揭示了战后国民党地方政权的混乱状态。

基层河长制工作的实践与思考——以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为例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河长制,解决河道水库水质差、岸线环境乱、治理工作落实难等问题,需要从管理制度和措施方法两方面着手,探索基层河长制工作经验。龙泉镇通过加强领导、严格监督考核、建立长效机制等管理制度手段,结合河道水库确权、改善水质、建设生态项目、全面综合执法、落实专项资金、做好宣传引导等措施,初步建立了运转高效的河长制工作体系。通过五年实践基本实现了“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美好目标,可为乡镇部门开展基层河长制工作提供参考。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河长制工作实践与探索

2017年上海市青浦区制定并颁布了《青浦区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方案》,全面开展河长制工作。青浦区华新镇以“一二一”工作法实施河长制,形成“四治两管”治水管水新模式,扎实推进河湖治理由河长制到“河长治”,探索建立了“白、黄、红”机制,创建“河合美美”河道管理党建新品牌,开创了全面治水新格局。

深圳国际会展城总建筑师实践探索

在深圳国际会展城片区创新性地采用了“总规划师+总建筑师”的双总师咨询制度。在超大片区、超大型工程、超速建设背景下,双师并行制度可从宏观和微观角度进行系统性把控和微观实操,将上位规划与设计管理有机结合,以“软硬兼施”的方式对城市建设进行把控,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建设指挥部等有关部门做出高效决策,为深圳国际会展城高效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四川汶川水磨镇重建实践中解读城市设计

概述了汶川水磨镇灾后重建的规划设计过程与建成效果,回顾其灾后重建城市设计中安置—文化—生态—经济统一结合的发展理念,并总结了水磨镇灾后重建过程中采取从策划—概念规划—总体城市设计—重点片区城市设计—景观设计与建筑设计全过程的设计服务,指出水磨镇的经验在于"全过程的城市设计"保障城市形态的完整性以及总设计师负责制这一机制的建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甘肃乡镇保长群体构成与人事嬗递

国民政府试图借助保甲制度以改良中国基层政制的梦想为什么最终以乡镇保长的群体"劣化"而匆匆收场?作为"公正"的历史记忆为什么只会留下他们的斑斑劣迹?追寻民国保甲制度推行的历史轨迹,民国乡镇保长劣化的背后深隐的则是战争年代乡村社会的持续动荡和极端贫困,而乡镇保长的各种劣行仅仅是战火蹂躏下乡村民众苦难生活的一个掠影。不过,乡镇保长群体的劣化,并非尽系个人品质之不良,实为连年战争之影响及国家基层政制建设之异化。在严酷的战争年代,乡镇保长不仅担负着超负荷的工作,也承受着来自上级的催逼和严惩,而自身待遇之微薄,亦促使其在执行任务时以权谋私且用尽手段。以甘肃观之,战争的残酷和制度的扭曲酿成了民国时期乡镇保长素质的整体性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