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规律论和规范论路径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取得很多成果,其背景是中国哲学界实践哲学研究受到重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相关研究中,实践概念受到高度重视。从一定角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有两个路径:一个是规律论的路径,一些学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问题,重视实践与生产劳动的关系,尤其是劳动与财产的关系,重视实践和劳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本体地位。这个思路重视寻求社会实践的必然规律。另外一个是规范论的路径,一些研究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所包含的内在的规范意义和价值。我们引进了很多国外的研究,比如语言学转向以后,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规范及其基础如何理解,需要重视话语和商谈,重视文化对实践的规范意义。这个思路重视实践的规范维度。

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的构造

构造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既是为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有关学科建设的指示精神,也是为了改变国际法在整个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与中国世界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状况,以及弥补我国涉外法治人才严重短缺的短板。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的构造,需要进一步厘清涉外法、涉外法治、对外关系法、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以及涉外法学、国际法与法学一级学科的关系。在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构造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构建国际法学一级学科专业。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任务主要包括:弘扬国际法治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法治保障,传播中国国际法观、提升中国国际法理念的国际影响力,提高运用国际法的能力以及补齐涉外法治的短板等。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和推动国际法研究的理论创新,则成为今后中国国际法学者的应然使命。未来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方向涉及架设国际法与国内法沟通的桥梁、谨慎使用“涉外法学”名称,以及在国际法教育与研究中凸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等。

超越范式之争——文史哲法学的前提、立场与展望

文史哲是中国文化鲜明的标志性特征。笔者尝试提出的文史哲法学,既是立足于中国传统与实践,又是面向世界的具有普遍性样态的法学范式,理应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法学目标。有别于教义法学和社科法学的研究旨趣,文史哲法学是一种全新视角的法学研究范式,它倡导厚植于中国的文史哲传统。其中,文学是法学素材的来源,史学是法学精神的见证,哲学则是法学价值的终极追求。文史哲法学旨在沟通中国历史传统与当下实践,侧重将文史哲作为工具和视角来研究人文与法学的互动关系,将人文价值和生活实践统一于法学研究场域之内,在保持统一性的前提下追求普遍性与实践性向度。中华法治文明在保持其独立个性、赋能文化自信的同时,也能为纾解人类的法律工具主义困境提供中国方案,促使法学脱离封闭的教条式思维模式与理论的窠臼,进而更好地为中国法学的本土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从“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到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早期的现代化思想探索及当代启示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马克思早期探索现代化思想的开端。“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可以概括为“后发国家如何追赶时代”和“如何基于国家的特殊性追求现代化的普遍性”两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基础上成功开拓和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马克思“现代问题”思考的承接、丰富、创新和发展。以“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为起点,将理论眼光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我们可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问题的理解,更能理解现代化道路的一般规律及民族与国家特色。

论中国古代法本体构造及其法文化影响

法本体的构造在中国传统法文化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的演进具有以儒为主、释道为辅、哲理化逻辑化的形式特点以及法不离天、天不离道并日益哲理化、伦理化的内容特征。这首要的是取决于中国古代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历史条件,同时受逻辑发展与思维方式等影响因素。法本体这种对“天”的眷恋式的演进使传统法文化在发展路向上具有德法共治、王霸并用以及重视环保等优势,同时也存在保守主义、君主专制主义、男权主义、权力本位主义、泛道德主义、泛刑事化等问题。

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逻辑理路及当代启示——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探究

阐述了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价值逻辑、批判逻辑和实践逻辑。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立场,提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学说,在此基础上对德国政治制度和国家哲学进行理论批判,指出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才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新时代仍需继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核心思想,站稳人民立场,发扬斗争精神,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立法价值研究

中医药传统知识是基于中华民族传统创造的、世代相传的、经过千百年实践验证有效的、并持续发展的疾病诊疗及保健等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知识体系,是中国传统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经将其保护和利用问题提高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高度进行专门研究,通过法律制度的创新,建立专门的法律保护制度对其实施特别保护势在必行。而设计具体立法制度之前,必须先行构建价值体系,以确保立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立法的价值分为目的性价值与手段性价值,是一个由多层次价值构成的有机系统,体现着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历史决定论:历史的考察和现状的分析

历史运动的规律性、目的性和选择性及其关系 ,历来是历史哲学关注的中心和争论的焦点 ,而问题的实质仍是如何看待历史决定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从历史上看 ,历史决定论在近代历史哲学中占据统治地位 ,而反历史决定论观念则是现代历史哲学中的主导思潮 ;就逻辑而言 ,如何看待历史决定论问题体现为如何把握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 ,历史运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 ,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关系 ,历史本身的客观性与历史认识的主观性、相对性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历史决定论与反历史决定论的论战是 2 0世纪哲学研究中最困难、最有争议同时又最富有内容的问题之一。因此 ,弄清这一问题的由来 ,把握这一问题的现状及其问题之所在 。

“中国法哲学”及其法治思维的形成

为平息在中国有没有"中国法哲学"的争辩,结束当今"西方法哲学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尴尬局面,中国法哲学需要展开对中国法治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中国法哲学是中国人独特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是对欧美"法治和平演变论"和中国"法治捍卫江山论"的理论超越;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分析性文化对形式逻辑的重视以及实证主义思维的缜密,也要继承中国整体性文化的优势及其对方法的整合功能;既要把传统中国的和谐道德继承下来,也要吸取西方法哲学关于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中国法哲学的目标不在于有些学者所主张的西方化或中国化,因为这两种思想倾向都难以成就为中国法治建设服务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我们需要在历史时空中,立足全球视野,寻找确定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路径,从而避免过度西方化或中国化的可能性误导。

古典中国法律解释的哲学智慧

"仁道精神"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仁道精神"的核心在于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在此影响下,古典中国人的法律生活充满了温情的协调色彩,追求情、理、法的和谐统一。古典中国法律的使命主要是为了辅助地求取一种符合"仁道精神"的社会生活,而不是构筑西方社会追求的那种符合个性自由精神和"科学意识"的社会生活。在古代中国,法律也不是至高无上的"真理",人们并不通过法律达到某种"真知",法律主要执行着实现"仁道精神"的功能,法律经常被变通,甚至被替代。当情与法或善与真发生冲突时,法便要让位于情,真要让位于善。中国古代法律解释中的趋善抑真恰恰就是对实践之善的趋向和对法定之善(真)的抑制。正是这样一种法律解释的价值追求,才使得法律即使自身不能很好地实现德礼教化的功能,也能通过一定的法律解释而通达教化的境地。

刚柔与中国古代的身道

正如《周易》以"刚柔"来指称阴阳那样,"刚柔"无疑是中国哲学极为始原也极为重要的概念。然而,要对"刚柔"思想有真正的认识,就在明确"刚柔"的触觉的"身体觉"性质的同时,必须"刚"与"伸"对应,"柔"与"屈"对应,最终回到亦屈亦伸的身体。正是在亦屈亦伸的身体里隐含着"刚柔"的真正秘密,才使以刚柔立本的《周易》推出"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的命题,在屈伸的相感之中发现了生命生生不息的真谛;才使中医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八纲"得以实际的成立,其中的每一纲都可视为亦屈亦伸的身道的生动展示;才使中国哲学在身的屈伸的亦此亦彼、莫得其偶之中消解了人类哲学的种种二分对立,并标志着与思维的"同一律"法则不同的身觉的"感通律"法则在理论上的真正挺立。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三点思考——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的体会

哲学社会科学源自于人类社会实践,其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要坚定文化自信,并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以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对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现象的反思——以严存生教授的研究为例

中国法哲学研究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但除了一些学术综述外,我们很少把中国法哲学研究作为文化现象来反思。以至于有些人认为,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法哲学",存在的只是"西方法哲学在中国"。虽然这一判断有一定道理,但今天的中国确实存在着中国法哲学研究,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整合法学派。老一辈学者对整合法学派的出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研究的结构性缺陷。过度的整合使中国法哲学研究成果缺乏鲜明的个性,对未来的法治中国建设也可能有负面作用。中国法哲学需要发挥其整合性优势,但也需要改变以认识论代替方法论的惯性思维。

论张岱年对探索中国古代哲学发展规律的贡献

张岱年对中国古代哲学发展规律进行了探讨,他揭示出中国古代哲学发展规律符合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中国古代哲学受经济发展、政治斗争、社会需要以及自身矛盾发展的制约。通过对这一规律的揭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帮助我们牢固地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建设高度文明与和谐的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法文化的四维同构

中国社会结构及价值链条的还原嵌入模式,不仅抑制了政治关系、政治统治、政治形态的极端势态,也决定了中国的秩序构成和法规则构成的独特样态:四维法则的同构。它们分别是天道自然法则、社群伦理法则、政治统治法则、乡村自治法则。

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初探

儒家道统经历了自尧舜禹汤至程朱理学乃至当代新儒学的传承轨迹,以圣圣相传之"允执厥中"理念为精髓。其中蕴含着道统尊于政统、道统构建政统、道统校正政统等以道统驯服政统、进而限制君主权力的"驯政"主张。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主张天道信仰理论、君臣道义关系、经筵日讲制度、君臣共治政制和天子须守礼法等方式,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实践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驯服。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法哲学"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法哲学"返本开新"之基。

范式当自文本出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 ,实质上针对两大问题 :中国古代既无“哲学”一词 ,更无“哲学”这门学科 ;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学科实践 ,至今没有形成自己的独有范式 ,而是一直随着西方哲学研究范式变化。近百年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的实践表明 ,文本和范式之间存在着深层的互动关系。从中西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 ,范式从来就是从文本当中来的。强调范式从文本当中来 ,并不是说范式没有相对的独立性 ,也并非否定范式的重要性 ,而是更着眼于范式与文本的融合性和切合性。正如经典文本具有永恒的价值 ,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范式同样具有永恒的价值。

以类相动——《乐道——中国古典音乐哲学论稿》之一

中国古典乐道，基于中国古典哲学“道、形、器”与“达、类、私”之基本范畴，揭示了“以类相动”、“比类成行”的音乐以其“形”之层面的、“法式”性质的“乐式”同行、同态于万事万物，“中”长宙大宇行运之“节”之行象艺术的本质属性。墨子所谓“达而类私”，正是通过特殊的具象之私，上升到一般的抽象之达；正是通过一般的抽象之达，类归特殊的具象之私；正是通过特殊的具象之器，上升到一般的抽象之道；正是通过一般的抽象之道，形范特殊的具象之器。在这里，达是以类私的面目显现的，私是以达同的属类显现的；共相是以殊相的面目显现的，殊相是以共相的例案显现的；形而上之道是以形而下之器的面目显现的，形而下之器是以形而上之道的象征显现的。而在此种种界面之中，“形”乃是其“法式”性质的中介。就音乐艺术而言，形而上的乐道是以形而下的乐象之行态显现的，形而下的乐象是以形而上的乐道之象征显现的。而在此界面之中，形之层面的“乐式”，乃是“道”、“器”之间“法式”性质的中介。

评“自己讲”、“讲自己”的哲学史观——与张立文先生商榷

近年来,走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探索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范式创新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话题。在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其中,著名学者张立文先生的"自己讲"、"讲自己"的观点尤其引人瞩目。张先生在此方面的系列观点,对于增进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主性来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张先生关于"自己讲"、"讲自己"、"中国哲学转生规律"以及"和合学"的论述尚存在诸多待改进的方面。全面、客观地评价"自己讲"、"讲自己"的哲学史观,对于提高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水平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努力建构中国特色法学体系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应当走中国特色法学发展道路,坚持和弘扬法学体系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努力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应当坚持和突显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科学性、实践性、政治性、人民性、包容性、创新性及法学体系的中国特色等属性特征。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相适应,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