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中外贸易纠纷及其解决

隋唐时期相对频繁的中外贸易产生了诸多的贸易纠纷,这些贸易纠纷不仅存在于通使往来的朝贡贸易中,也存在于边境贸易和海外贸易中。在解决这些纠纷的过程中,出于维护贸易利益和贸易秩序的考虑,双方经常委派专门的纠纷调解者,也曾出现非正规的协商机构和裁决规则,甚至形成了简单的贸易申诉惯例,尽可能避免贸易纠纷的扩大和贸易冲突的升级。尽管这些惯例、规则仍然相当脆弱,也难免带有一些就事论事的特点,但隋唐政府为解决中外贸易纠纷的各种努力对维护中外贸易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

海南自贸区国际旅游消费纠纷仲裁机制研究

海南在自贸区与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中,应注重搭建一套体系完备的多元化解纠纷体系。营商环境的优化与政策支持,将使海南旅游业产生溢出效应,相关纷争的化解远非有限的司法能独自承担。国际通行的仲裁机制,因其自治、高效、便利等天然优势,与涉旅纠纷的特质、规律及化解诉求相契合。鉴于传统仲裁机制的弊端,对涉旅纠纷仲裁机制应予以再造。通过借鉴国际消费争议仲裁制度及经验,植入中国及海南自贸区特色,充分体现"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顶层设计理念,重视涉旅纠纷调解、仲裁与诉讼之间的承接融合,秉持当事人中心主义的制度设计原理,构筑体现国际化和实用性的国际旅游消费仲裁新机制。

外贸电子邮件中直接抱怨语研究

电子邮件是越来越重要的国际沟通途径,体现了商务往来的整个过程。本文通过外贸电子邮件中英语直接抱怨语在契约关系外和契约关系下的不同的实施模式上的差异,论证了契约关系是影响抱怨模式的重要语用因素,为研究商务语言提供了帮助。

竞业禁止协议之下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对74份竞业禁止案件司法文书的整理与研究

通过整理和研究有关竞业禁止的案例发现:就保护商业秘密而言,商业秘密侵权之诉难度更大、胜算更低,企业更倾向于依据竞业禁止协议提起违约之诉。但在经济补偿金和竞业禁止协议的效力关系上,法院倾向于认定未约定或未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竞业禁止协议无效。鉴于占据主导地位的"无效说"使得用人单位商业秘密权的保护陷入两难境地,且实质上并未有效保护劳动者的择业权,笔者赞同"有效说"之法律设计,允许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进行协议补充以确认竞业禁止协议之效力。

论WTO对自愿进口扩大协议的法律约束

《中美经贸协议》扩大贸易章节确定了中方一定期间内对美方的贸易采购目标,反映了自愿进口扩大协议在国际社会中的重现。自愿进口扩大协议存在非互惠性,具有政府干预可能,容易产生贸易扭曲效果。本质上,自愿进口扩大协议是国际强权政治运作下的产物,进口国对此予以接受是在复杂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权衡的结果。对WTO而言,应进一步强化自身约束能力,对自愿进口扩大协议明确限制,避免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扩散,同时维护进口国权益。作为进口国,中国应强化市场调节作用,避免采取政府干预措施;强化透明度义务履行,将协议向WTO通报,通过监督机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约束出口成员方经济优势地位的滥用;强化贸易协定的规则导向,减少结果导向方法的使用。

WTO内“潜在利益”的保护:一种新的贸易干涉工具

在美国投诉欧共体"香蕉贸易体制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均支持了美国基于"潜在利益"所享有的"投诉资格"。联合国秘书长将此案作为WTO援引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42条和第48条的例证。在此背景基础上,考虑到国家基于某些WTO协议所承担的义务具有"对一切"的性质,以及WTO内既存"非违法之诉"的事实,"潜在利益"有被用作贸易干涉工具的可能性。作为贸易干涉工具的"潜在利益",既有利于促进国家更好地履行WTO义务,也可能被贸易强国用作扩张自身利益的工具。

超越“当家作主”与“扩大民主”——改革前三十年国营企业“实体治理”模式探析

改革前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基层治理的制度设计与运作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分离的。就制度设计而言,无论国营企业内部的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还是人民来信来访等正式制度的形成,均受到两种政治文化传统的驱动,即源自共产党革命的激进主义和源自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理性主义。前者强调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后者注重在企业管理中扩大民主。不过,这两种传统背后的话语逻辑,均具有"形式主义"的共同特征。如果我们把视角从制度设计和话语逻辑,转移到基层治理制度的运作实践,则会发现真正主导这些制度实际运作的,乃是"实体主义"的治理模式。它所注重的是满足普通工人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需求,而不是形式主义逻辑所预设的脱离现实的抽象目标。不同于形式主义视角下对基层治理实践的负面解读,本文对实体治理模式的研究强调普通职工赖以表达自身利益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一定程度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