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风诗叙事及其传统——《诗经》研读笔记之二

《诗经》十五国风,长短160首诗,记录着上古社会生活和周人情感活动的种种情况与风貌,它们同《诗经》中的史诗一样,贯穿着并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抒(情)叙(事)传统。它们涉及的内容主要有恋爱家庭、农事生产、战争徭役、对统治者的美刺等几大方面。以往因为叙事一直受到忽视,风诗常被笼统称为抒情诗,中国文学也被说成是只有“一个抒情传统”。本文试取叙事视角,指出《诗经》风诗中不少篇章与历史记载可以互证,有的诗篇明显叙述一个故事(或个人经历),有的诗表面虽未直赋,却通过比兴、咏叹、对话、独白乃至写景抒情暗示出其背后实含一桩事情,从而切实地反映出生活的一角。这种“事在诗外”和抒叙浑融的现象是《诗经》风诗的重要艺术特色。运用叙事分析方法读诗,能够更全面细致地揭示抒情诗的丰富内涵,也更确切地理解中国文学从源头开始就贯穿着互惠博弈的抒叙两大传统,而绝非只有一个抒情传统。

好读《诗》更求甚解 每达诂必有会心——论许总《诗经诗解》对《诗经》学研究的贡献

许总的《诗经诗解》体例精严新颖,解析详辨通达,洵为当代《诗经》学研究的一大力作。其主要特色有:一是回归经学传统,在经学的脉络中阐发《诗》旨;二是极力挖掘《诗经》的文学内涵,呈现经学与诗学的双重意蕴;三是寄寓现实关怀,以古视今,反思历史兴亡,关注社会现实,重寻传统文化之基;四是以诗解《诗》,赓续七绝论诗传统,解《诗》绝句风神绝妙。从学术发展的视野来看,许先生的著作不仅有鲜明的个人治学特色,对当代《诗经》学的推进也有重要的贡献。

南宋襄阳王之望的经学观——以《诗经》为中心的考察

王之望的经学观主要体现在他的议论文和经筵讲义中,表达了他对一些经学问题的态度和见解,具有强烈的宗经、征圣意识,其中又以对《诗经》的阐发最为突出。他将宋代蓬勃发展的诗学理论引入《诗经》,以《诗经》“温柔敦厚”的风格作为文人诗歌创作、批评的重要原则,体现了经学和文学相融合的治学风格,并且善于借助《诗经》宣讲自己的为政理念。通过对上述内容的考察,对进一步观照南宋初年经学发展、研究风貌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守正创新:苏轼的《诗经》学思想新探

苏轼在《问<小雅>周之衰》和《既醉备五福论》中间接表达了基于《诗经》学术问题而形成的观点,其思想兼具守正与创新。在汉唐学说影响下的苏轼形成了对《诗经》基本性质、重要命题等内容的理解,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这部分。苏轼文章善发议论,高倡“人情”,强调《诗经》的文学属性和通经致用的儒家传统,既是“三苏”经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出在北宋初年新旧学术交流碰撞的浪潮下文人学者的思想变化,为研究当时《诗经》传播、接受等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以《既醉备五福论》为代表的议论文章也具有独特的《诗经》学文献价值。

婚嫁喜歌中的《诗经》元素略论

婚嫁喜歌是民间流行的与婚礼相伴而行的意在祝颂、祈福的歌谣。喜歌虽主要通行于民间,但它同样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其中对于传统经典《诗经》屡屡引用是一显著特色。本文即以婚嫁喜歌中所融合的《诗经》元素为研究对象,就婚嫁喜歌援引《诗经》的情境、所引《诗经》文句的类型与篇目、《诗经》元素融入的方式、融入《诗经》元素的原因、所融《诗经》元素的价值等方面展开探讨,展现经典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互动,探究民间小传统的流传。

区域性当代建筑理论研究的路径与文本转译的理论基础

在积极建构中国当代建筑理论体系的背景下,以提供区域性的基础支持为目的,对区域性当代建筑进行以省域为单位的深入化、特性化理论研究。针对这种研究的路径,以及研究中建筑作品与建筑理论转译的理论基础展开探讨,借鉴微观史学的研究、叙事路径及诠释学、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以文字文本、建筑作品、建筑观念为研究对象的深入化、特性化研究路径,明确了建筑作品与建筑理论之间转译的诠释学、图像学基础。提出了转译中应注意的建筑图像文本的阐释具有多样性、图像文本的客体解读具有与主体信息不同的可能性、以文字为主、图像为辅的建筑理论诠释方式等三个问题,为以省域为单位的区域性当代建筑理论研究明确了研究路径,阐明了转译问题的理论基础。

刘绍攽《诗经》学阐释思想初探

刘绍攽《诗逆志》作为其研究《诗经》的主要著作,其《诗》学以“陶性情,劝善恶”的儒学传统诗教为要旨,中和汉宋二家,旁举博征清人论说,体现出汉宋兼采的审慎态度。同时刘绍攽以训诂音义来疏解文本表义,并以考据史实与探阐义理来挖掘圣人深旨,以文本语境与历史语境的双重考证来深化《诗经》教化育人、移风易俗的社会性功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解《诗》非“汉”即“宋”的偏颇之见。

蒋悌生《毛诗序》接受的汉学取向及其学术史意义

作为汉儒通过对儒家经典《诗经》的阐释构建的政教性诗学话语体系,《毛诗序》正式确立了儒家诗学的相关原则,在古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自汉代至清代的《诗序》存废之争接受史,实际上乃为不同时期士人为维护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所依从或构建的汉学与宋学之经典解释范式之争。作为明初学者,蒋悌生对汉宋学派《诗序》存废之争所涉及的《诗序》作者、内容等问题加以裁断,表现出偏于《诗序》的汉学倾向。蒋悌生在朱子学独尊的明初学风下力倡《诗序》,为明中后期汉学复兴之先声,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文献丰富,义理淹洽,经集互证之典范——评王思豪《义尚光大: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

王思豪《义尚光大: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一书,深刻分析了汉赋与诗经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论证扎实,文献详赡,合理利用量化统计,充分挖掘文字表述背后的丰富意蕴,具有辩证思维,且注重还原文学生态,剥离层累积淀,揭橥了理论范畴的原始涵义与时代新变,对赋学、诗经学、乃至古代文论、文体学研究皆极具启迪意义。

基于《诗经》植物的自然教育设计与实践探究——以白石龙音乐公园自然教育系列活动为例

该研究在分析了自然教育与我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必要性及与《诗经》植物文化结合的可行性基础之上,通过深圳市白石龙音乐公园自然学校《诗经》植物自然教育系列活动实践,从传统文化情境创设、知识内容延伸和结合传统文化的自然手工、自然体验的创新设计、活动资源等方面探讨了自然教育与我国传统文化融合的方法。并从活动整体设计、传统文化融入内容的选取、内涵的创新解读、活动参与者的认知差异、活动开展方式方法及自然教育从业者传统文化素养等方面总结了传统文化融入我国自然教育的建议。为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提供新的理念与路径,也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自然教育提供理论研究与实践参考。

家风家学与宋代莆田文学家族

宋代莆田文学家族数量众多、成员繁盛,且世家数量尤多。世家大族经过世代积累沉淀,产生了一些具有莆地特色的共同家风,具体包括敬宗睦族之风、专意科举之风和重视文教之风。这些家风有力推动了家学的产生和发展。宋代莆田文学家族的家学主要是经学和文学。其经学研究主要表现为理学研究,宋代莆田的文学家族多为理学世家。其文学创作受到理学的影响,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和讲究民族气节的思想倾向,风格上也更刚劲豪迈。理学的思辨性,还促进了各大文学家族文学批评的繁荣。

元代《诗经》学与元人诗歌“性情”论

元人对《诗经》审美与政教两种特质的看法,正对应其不同的诗歌“性情”论。一方面,元人以《诗经》发乎自然的审美特质为榜样,强调“性情之真”,认为诗歌应发乎淳正之真情,不求于工而自工。另一方面,元人以《诗经》止乎礼义的政教功用为楷模,强调“性情之正”,认为诗歌应有补于世,辞义并重,注重在抒情与教化之中寻找平衡。基于这两种“性情”论,元人主张以学问涵养性情,并认为元诗诞于盛世,可追《诗经》。元人关于《诗经》与诗歌“性情”的讨论,对古代诗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韩愈对子夏作《毛诗序》的否定及其理论意义

中唐以前,《毛诗序》获得了学术话语的至高权威。这主要是因为前人相信子夏曾参与作《序》,使《毛诗序》获得了传授圣人之意的权威地位。而韩愈则提出三点理由否定子夏作《序》:一是《诗序》中的内容存在谬误疏陋之处;二是《毛诗序》中记载了诸侯的丑乱之迹、帷薄之私,这既不合六经旨意,也不被《春秋》所记载;三是《序》中的讽谏内容并不避讳尚在人世的诸侯及其后代,这不符合常理。韩愈否定子夏作《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一,动摇了《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系统的权威性;其二,改变了传统的释《诗》方式;其三,开启了《诗经》宋学的新格局,有着不容忽视的转折作用。

释义规则与引诗传统——重新理解《大学》《中庸》的诗学路径

《大学》《中庸》的作者及思想旨趣,是长期困扰儒学思想史的学术难题。21世纪以来学界对其中引诗现象的关注,开辟了一种重新理解的可能路径。《大学》《中庸》中引诗与释文之间的连接词、核心词,是一种向思想形态转换或递进的“文眼”,推动诗文融入了《大学》《中庸》的思想世界;《大学》《中庸》的思想取向,是选取诗文的价值依据;引诗诗文的递次引证,与《大学》《中庸》道德境界的升进理路是一致的。《大学》《中庸》的引诗方式,更贴近于《孟子》为代表的“释义”引诗传统,这种释义规则与引诗传统,为推进解决困扰学术界的这一难题,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的诗学路径。

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

清代经学兴盛,经学文本对文学创作的话语阐释极大地丰富了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清代文坛以《诗经》为理论基础,结合传统儒家的思想内旨与艺术审美,为女性文学建构了一套系统完善的批评模式。他们从女性文学创作的合法性出发,通过言德关系、性情论的探讨综合把握女性文学中的思想旨意、情感表达以及审美精神等多方面要求,形成了以《诗》解诗论诗的批评方式。在经学传统的阐释下,清代女性文学崇尚温柔敦厚、贞静幽闲的诗教大义,喜好独抒性灵、真切自然的情感抒露,重视兼具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的文学本色。这类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既包括了对经学早期含义的理解认同,也容纳了经学传统背后新意义的生成,正是儒家学说在后世的经典化过程,对于女性文学主体价值与个性精神的认识与开拓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校园:情境、困境、佳境——以诗经文化为例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是国家层面的倡导与要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诗经文化从内在品质和外部需求两方面表现出融入大学校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但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理念认识、师资力量、学生认同等方面的问题。推进诗经文化融入大学校园时,需注重高位推动、高频联动、高效落实,在高层引领、制度支持、教育嵌入、载体运用、研究阐释等方面发力,使诗经文化真正融入可持续发展的大学校园文化生态系统之中。

汉代《诗经》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及其变动

汉代《诗经》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受历史遗风、都城所在地和经师传授等因素影响,呈现动态变化特征。汉初《诗经》学人才集中于鲁、东海、琅邪、山阳等郡国,徐州、兖州、豫州和青州等刺史部可谓学术中心。西汉中后期,京兆尹和右扶风所在的司隶成为新的中心。东汉时,司隶的右扶风和京兆尹、荆州的南阳、扬州的会稽和豫州的汝南等郡国都出现较多《诗经》学人才,而东海和琅邪所在的徐州、平原和齐所在的青州等渐趋衰落。在秦汉、汉代/汉朝/两汉等叙事语境下,东汉与西汉的差别容易被忽略,而东汉与西汉相比已经发生巨变,《诗经》学人才地理分布的变动即是例证。

尹继美《诗地理考略》“以风动人”的政治理想及其体例特色

清代考据学的昌盛促进了《诗经》地理研究的勃兴,而尹继美《诗地理考略》是其中最为时人称颂的一部《诗经》地理研究专书。尹继美吸收前人的地理风俗观点,结合晚清时代背景,将自己“以风动人”的政治理想融入对《诗经》的地理考证,从而形成《诗地理考略》独特严谨的体例特色。

经学语境下的文学解读与“务探诗人意旨”的文本阐释——方玉润《诗经原始》的诗学意蕴

《诗经原始》是中国《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本文在文学与经学不可分离的诗学解释学背景下探讨了《诗经原始》文学解读的可能性,强调《诗经原始》无论是以经学教化的眼光看待《诗》,还是对《诗》做出富有美感和诗意的阐释,都能立足于文本,以“务探诗人意旨”为目的。它所提出的“读《诗》当涵咏全文,得其通章大意”等解读原则与方法,以及从诗体自身看待《诗》之正变、以“托辞”言《诗》等,都做到了从文本出发、重视文本细读,重视读者涵咏体验在《诗》的解读活动中的重要性。这一切,相对于中国诗学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以“自得“”私意”参与作品的释义、轻视本文客观释义的理论来说,无疑体现出新的特征,丰富了中国古代文本诗学理论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