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洪泽湖段突发跨界污染风险交流信息图谱研究

在分析我国当前环境风险交流存在问题基础上,将信息图谱引入到流域突发跨界环境污染风险交流中.参考公共卫生领域信息图谱制定步骤,结合突发跨界环境污染风险管理特点与要求,构建流域突发跨界环境污染利益相关方构架体系.编制流域突发跨界环境污染事件利益相关方问题清单框架,对流域突发跨界环境污染利益相关方问题计算权重,按权重大小进行排序分类.以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长江-洪泽湖段为研究区域,绘制风险交流信息图谱,利用Arc GIS制作信息图谱单元图以及单元表实现对海量信息资料的挖掘、提炼与表达,不仅满足了利益相关方对于信息的迫切需求,提高了环境风险交流效率,保证了突发跨界环境污染应急处理处置措施的有力实施.同时也为利益相关方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提供了预见性、准确的关键信息与支持信息,为流域突发跨界环境污染风险决策提供辅助信息工具.

长江经济带跨界污染协同治理动力机制分析——基于扎根理论

传统的“政府单核”思维和单一的属地治理模式已无法有效回应跨界污染问题,以“多元共治、区域合作、协调对话”为主要方式的协同治理更加符合当下的治理需求。立足于长江经济带,通过对跨界污染事件报道的扎根分析,构建了协同治理动力机制模型,提炼出外源驱动、内生驱动、多元共治、赋能建设、思想引导和流程优化六个主导要素,进一步归纳为驱动力、能动力和执行力三维动力,分别作用于协同意愿、协同结构和协同过程三个阶段。利用模型对跨界污染事件进行回溯分析后发现,当前长江经济带跨界污染协同治理总体上存在驱动力失衡、能动力不足和执行力有限的问题,应结合具体实际有的放矢地予以强化。

长江三角洲地区大气O3和PM10的区域污染特征模拟

以TRACE-P污染源资料及上海市地方排放清单为基础,采用Models-3/CMAQ环境空气质量模型和中尺度气象模式MM5,模拟研究了2001-01和2001-07长三角近地面二次污染物O3及PM10的浓度分布及输送状况,并以上海市国控点2001年冬、夏季各10 d的小时监测数据对模型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显示,Models-3/CMAQ对O3和PM10的模拟结果与监测值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7和0.52;一致性指数分别达到0.81和0.99.模型对O3小时最高浓度的估算偏低27%,标准偏差为-3.1%;对PM10小时平均浓度的估算偏低10%,标准偏差为46%.模型已具备再现和模拟长三角大气污染输送过程的能力,且误差落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模拟结果显示,2001-07长三角区域16个主要城市中,有14个城市O3小时最大浓度超过国家二级标准,高浓度O3可覆盖苏南和浙北广大区域.2001-01泰州、扬州、南京、镇江、常州等城市受本地排放源和北部大气污染输送的影响显著,大气PM10日均浓度超过PM10国家二级标准.长三角地区环境空气质量与污染类型受大气污染传输与化学转化的影响十分明显.夏季太阳辐射较强时,南部城市排放的污染物常以二次污染物的形式影响下风向城市;太阳辐射较弱的情况下,则以一次污染物输送为主的形式影响周边地区.冬季长三角区域颗粒物污染总体水平较高,这与我国北方地区排放的颗粒物在西北风作用下向长三角输送造成的影响密切相关.长三角地区的大气污染已逐渐从局地转为区域问题.

中国区域环境管理机制探讨

区域环境管理与合作有助于从区域的角度出发解决污染问题以及由于跨界污染引发的利益冲突和纠纷;同时由于区域管理可以从整体上协调,有助于在区域内有效配置环保投资使其效益最大化,并推进整个区域的协调发展。从属地控制过渡到区域管理是中国环境管理制度发展与变革的方向之一,构建合理的区域环境管理与合作机制至关重要。作者在总结国外已有经验的基础上讨论了区域环境管理的关键因素与制度安排,结合中国在区域环境管理与合作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受制条件,提出构建区域环境管理与合作机制的几点思考。

中国跨界水污染冲突环境政策分析

跨界水污染纠纷已经严重影响到区域间环境和社会稳定。在我国传统条块结合的环境管理体制下,由跨界水污染引发的利益冲突和纠纷持续不断。尽管我国跨区域水污染纠纷协调机制尚未建立,但在许多地区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应用多准则决策分析法可以评估和比较跨界水环境管理条约,识别最可取的条约,同时可以对现有的条约提供进一步完善的建议。本文应用多准则决策分析之一的消元法,通过三个主要指标共11条标准,对我国跨国界、省界、市界和跨流域4个不同层次的单边和多边跨界环境管理条约进行评估和比较。结果显示,我国跨界水环境条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我国各层级跨界水环境管理政策在法律上缺乏有效的程序性立法;执行上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和配套机制,执行不力;争端解决机制缺乏有效的管理机构、依法处理程序和磋商解决机制。通过对现存条约的分析比较和提供建议,为构建我国跨区域水污染纠纷协调机制提供技术和政策支持。

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政策博弈及启示

环境政策的形成和执行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中国的环境治理已进入以利益为核心的政策博弈阶段。通过对流域水污染治理政策博弈的动因分析,我们发现政府间利益冲突的显性化,流域功能区划的不完善,流域资源的准公共产品性质以及环境法治有效性的不足等原因造成了在流域治理中的政策博弈。根据政策博弈模型要构建在流域治理中的合作行为,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减少信息不对称,推动公众环境参与和提高环境法治执行力。

论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府际合作治理机制

流域跨界水污染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基于属地原则的传统治理方式已经陷入了困境,进而催生了地方政府合作治理的制度安排需求。分析当前地方政府合作治理流域跨界水污染存在的问题及困境,可以发现制度创新是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府际合作治理的关键所在;必须从制度环境、组织安排和合作规则等方面全方位着手,才能促使地方政府合作更为高效和有序。

我国跨界水污染问题产生的原因及防治对策分析

跨界水污染问题在国内广泛存在,尽管政府多次出面解决跨界水污染纠纷问题,但仍不见效果。跨界水环境污染问题的产生因素很复杂,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看,跨界河流是介于纯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准公共物品。地方保护主义充当了跨区域环境污染产生的温床和保护伞。跨界污染问题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结合我国目前跨界水污染问题现状,从跨界河流的自然属性、环境管理体制、法律等方面,分析了我国跨界水污染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跨界水污染防治对策。

跨界危机与预案协同——京津冀地区雾霾天气应急预案的比较分析

我国的雾霾天气已经发展成为大面积的城市群复合空气污染,表现出跨界危机的典型特征。跨界危机具有"地理区域导向"的演化机制,而当前的应急管理体系却是一种"行政区划导向"的制度安排,这是应对跨界危机的根本性矛盾。文章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京津冀三地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由各地分头制定的应急预案虽然较好地解决了辖区内不同职能部门的功能整合问题,但是普遍缺失跨越行政边界的协同机制设计。研究认为,受跨界危机影响的地区应在属地管理责任明确的前提下及时编制跨区域应急预案,重点加强区域之间的预案协同,在组织机构设计、预警级别和响应措施方面考虑区际衔接,使之成为一个兼具独立性和协同性的跨区域预案体系。

跨界水污染事故危害实时判定方法的建立

针对跨界突发性水污染事故特点,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构建了跨界水污染事故预警指标体系,并确立了各指标的分级标准。采用AHP(层次分析法)-综合模糊评价法建立了事故危害实时判定方法。

基于KMRW模型的跨区域水污染治理合作联盟稳定性分析

近年来，水资源短缺被国际社会高度重视，水污染是水资源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达到最优化的政府效应，水污染需要参与者的合作，因此稳定的跨区域水污染治理联盟是有效减轻水资源短缺难题的关键之一。文章应用KMRW声誉模型分析了不对称信息下重复博弈中合作联盟的稳定性。分析表明，为了防止不对称信息中跨区域水污染治理联盟参与各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合作积极的一方应该尽量保持长时间的合作次数，不积极的一方应投入一定的信号显示自己的合作行为。文章创新性地在声誉模型中引入补偿因子，分析其对合作联盟的影响以及和惩罚因子之间的互相限制作用，期望能为跨区域水污染治理中各方保持联盟的稳定提供有用的建议。

辽河源头区跨界污染输入响应模型的建立

研究辽河源头区各污染源对跨界断面影响特点,运用线性叠加原理建立了辽河源头区跨界污染输入响应模型。并以东辽河跨界断面——四双大桥断面为例对模型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该模型的验证结果与实际监测结果相对误差较小。由此,该模型可应用于研究各污染源对跨界断面的影响,以制定跨界断面水质达标的污染控制对策。

辽宁中部城市群边界层气象场的数值模拟研究

利用中尺度数值模式MM5模拟和分析了辽宁中部城市群各个季节的边界层气象场特征。模拟结果显示:在边界层内,由流场的分布造成污染物的滞留最有可能发生在冬季,其它季节由于各自的原因会使污染物疏散而不易造成污染。同时,逆温也是导致污染物堆积的一个重要原因,研究表明对于城市群内的5个城市,逆温现象主要出现在冬季,在其它季节不常见。另外,一旦近地层湿度大到可以形成雾,在冬季会使大浓度的污染物附着在上面,对人体健康构成很大的威胁。

跨界水污染事件区域应急联动指标体系研究

在分析跨界水污染事件应急处置特征以及建立跨界水污染事件区域应急联动必要性的基础上,构建了跨界水污染事件区域应急联动指标体系,包括跨界水污染事件区域应急联动的协调机构、联合决策、信息互通、队伍协同、物资共享5个一级指标和16个二级指标,并结合近年来发生的跨界水污染事件案例对所构建的跨界水污染事件区域应急联动指标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该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不仅涵盖了跨界水污染事件应急联动的各个方面,而且突出了跨界水污染事件联合处置中的关键问题,能够为跨界水污染事件区域应急联动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能够为跨界水污染区域联动能力评估提供支撑。

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管理的合作机制与政策讨论

区域环境管理与合作有助于从区域的角度出发解决由于跨界污染引发的利益冲突和纠纷;同时由于有效的区域管理和合作有可能基于区域间污染治理成本的差异,制定最小成本的污染防治战略,可以因此推动整个区域的协调发展。2010年以来,中国大气污染防治已经开始向区域管理转化,并开始步入跨地区合作的新阶段。但这种转型,尚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手段的支撑。已有的区域环境管理合作实践所存在的诸多不足和障碍主要源于缺乏不同主体进行有效合作的激励机制,一方面由于各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地方环境保护意识等方面存在差异,往往很难促成真正的整合管理与合作;另一方面体现在相应的责任-利益协调机制缺失,致使跨地区合作难以常规化和长效化。因此,构建合理的区域大气环境管理与合作机制至关重要。本文分析和讨论了区域环境管理与合作中的关键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区域环境管理与合作机制的几点思考。

跨界水污染的网络治理模式研究

跨界水污染纠纷严重制约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而且体现了环境污染治理的外部性特点及单一行政区划污染治理方式存在的问题。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不但失灵,而且还忽略了其他行动主体的作用。跨界水污染的复杂性产生了网络治理模式的需求。网络治理与流域综合治理的理论基础、治理目标、治理机制等方面具有趋同性。网络治理模式能够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是相互依存的网络主体之间通过行为互动,形成一系列有效治理机制—信任机制、协调机制和维护机制。信任机制是网络治理形成的必要前提;协调机制调整网络治理主体间的关系;维护机制促进网络治理主体的集体行动。这三种机制在具体运行中互为补充。

跨国界污染的国家责任

跨国界污染造成的严重环境损害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各国应制订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合作,进一步规范各自管辖或控制领域之内的活动,对管辖领域以外的环境所造成的污染和其他环境损害的受害者应承担赔偿等责任。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解决跨国界污染问题,确定污染事件中的国家责任是解决跨国界污染的关键环节。

跨行政区流域污染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分析

跨行政区流域污染协同治理是对政府主导型、市场自决型和社区自治型治理体系失灵的回应。协同治理机制不是自发实现的,它受到多方因素的制约,各级各地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社会环境监管能力不强、政府组织结构权力分散和协调能力不强共同构成了跨行政区流域污染协同治理的制约因素。如何克服制约因素带来的负面效应是跨行政区流域污染协同治理能否实现的保障,提出从完善流域生态补偿和区际利益协调、科学设置政府绩效评估指标、强化企业环境污染法律责任追究、健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和重组流域治理组织结构等方面构建多元主体之间的平衡稳定的协同治理机制。

国际贸易中跨境污染转移的一种实证检验分析

运用经济计量学的分析方法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环境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在验证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满足库兹涅茨曲线(EKC)的基础上,探讨了在既定的资源约束下,环境敏感的出口贸易对我国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及其程度,并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环境变化的影响及对环境政策调整的意义。

跨界水污染环境审计的现实与路径选择——基于浙江省跨界水污染环境审计实践

跨界水污染逐渐成为我国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也是环境审计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但目前对于跨界水污染环境审计的研究仍比较缺乏。我国跨界水污染环境审计开展中存在审计机构合作体制不完善、缺乏审计准则的指导、审计技术和方法落后等难题。跨界水污染环境审计的路径在于建立流域环境审计的权威机构、探索自愿性的环境审计及信息披露机制、加强跨界水污染环境审计理论及实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