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律》对成宗时期朝鲜的影响

朝鲜从成宗初年开始,适用法律偏离《大明律》的做法遭到了挑战,多种法律并存的状况发生变化,《大明律》成为定罪量刑的基本准则。随着《大明律》地位的提升,君主不可随意变通《大明律》的观念逐渐形成,《大明律》甚至成了抵制君主不正确决定的根据。由半岛特定的国情与风俗所决定,君主虽仍时或会推动朝廷对《大明律》的一些条款进行变通,但已相当节制。为了进一步提升《大明律》的地位与权威,朝廷还积极以《大明律》移风易俗,这是以法律形塑社会,乃《大明律》在半岛发挥的重要功能。

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移风易俗治理工作的对策研究

新时代推进移风易俗治理工作,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对农村的村容村貌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更加注重破除农村陈规陋习和不良风气。然而当前移风易俗工作还存在着思想转变不彻底、宣传教育不到位、制度建设不完善等突出问题,要想实现推进移风易俗治理工作取得更大成效,需要从弘扬优秀文化、构建领导体系、营造浓厚氛围、强化制度保障等方面多措并举、多管齐下,推动实现真“移”真“易”。

从儒家教育思想看人文教育的基本内涵——以《礼记·学记》为诠释中心

以《礼记·学记》为中心的儒家教育思想,对于人文教育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尽心知性"的精神中表现其宗教情怀;其二,从"开而弗达"的理论中表现其学求自得;其三,从"退息居学"的生活中表现其持敬存养。这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最后完成了儒家对人文教育的化民成俗功能之建构。

试论和谐政府构建路径的两种社会制衡模式

政府运行机制和谐是构建和谐政府的核心元素。制约政府运行机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一种是以社会制约权力即社会制衡。社会制衡是对政府运行的外部制约,强调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注重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对等互动,促进政府与公民关系和谐。社会制衡是构建和谐政府的有效路径。在和谐政府构建过程中,可以探索两种社会制衡模式:其一为社会中间机构的显性制衡,其二为社会民情的隐性制衡。

试析社会转型中区域社会风俗变迁的特点——以民国时期东北为例

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传统向现代性变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之变化。东北地区社会风俗的变迁呈现出发展不平衡态势;多元并存下的变异性;以及外力冲击下的被动性等特点。

睡虎地《语书》与《淮南子·齐俗》篇--围绕着“风俗”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

我曾经就睡虎地秦简《语书》中有关"乡俗"的思想做过探讨,明确了《语书》中的"乡俗"思想是受战国末期秦国的墨家"尚同论"的影响而写成的一种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思想。本文就有关中国古代"风俗"所持的诸思想中的A与B的对立展开讨论。即:A主张严格管制地方独自"风俗"的《语书》、墨家、法家的中央集权思想以及儒家的"移风易俗"思想。B倡导天下、国家承认地方的各种"风俗",并且应该依照其风俗施行政治的《淮南子·齐俗》篇等地方分权思想。

从“风”到风俗——论“风”的文化化历程与先秦音乐“移风易俗”政策之酝酿

从“风”到风俗的意涵演进体现为如下文化化历程:商周及春秋早期,“风”被神化并呈现出自然律与文化化相结合的特色;春秋早期到中后期,“风”渐次出现牝牡相诱、风气、采集、民间音乐等义项,展现出文化化的群体品格;春秋后期至末期,官方将先王之乐的风教作用与群体文化直接相连,提出“天子省风以作乐”,风俗之义最终脱离民间音乐,具有了意识形态品格。这一历程启发荀子首倡“移风易俗”命题,显示了先秦官方文化政策的形成背景。

彭城堂侗族《刘氏族谱》的教育价值

文章通过对黔东南天柱兰田的彭城堂侗族《刘氏族谱》的详细阅读,认为该族谱素材来自于族人真实的生活,族人的宗族世系、姓氏源流、婚姻亲属关系、生活经验、居住方式及其价值取向等,其中体现的传承本土知识、道德培育、礼仪规范等内容具有较高的社会教育价值,并对当侗族社会一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苏维埃时期移风易俗工作述论

移风易俗是苏维埃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涉及到反对宗教迷信、婚丧习俗、禁毒禁赌、放足剪发、卫生等各个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有:立法、文化教育、政府与群众团体协作、政治经济等措施配合。在移风易俗过程中,既有过“左”的政策,也有执行中的问题,但不可否认,此一时期的移风易俗工作极大改变了根据地的社会风貌,促进了根据地的社会变迁,也使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

乡村广播:引领乡村社会风尚的一种可行路径

乡村广播的从“离场”到“返乡”,是多媒体时代乡村广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价值的重要体现。乡村广播具有广播内容的可控性、广播时间的自主性、广播形式的本土化以及广播空间的公共性等突出优势,新时期发挥好乡村广播引领乡村社会风尚的作用,就要强化对乡村广播的管理,加快乡村广播的软硬件和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村民参与乡村广播的主体作用,开发富有地方特色的引领乡村社会风尚的各类节目。

现阶段农村不良习俗的治理对策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的不良习俗死灰复燃并呈蔓延之势。农村不良习俗的泛滥严重破坏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治理农村不良习俗要从提高认识、发展生产力、建立红白理事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无神论宣传和教育、加强科普工作、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民俗学研究和宣传等方面综合进行。

《蒙古风俗鉴》研究

罗布桑悫丹与当时许多忧国忧民的开明人士一样,已看到自己民族的落后及其基本原因,并且认为发展文化教育和经济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屡遭失败后,他断定封建统治必然崩溃,因此他把希望留给后代,通过写《蒙古风俗鉴》告诉后人,要使蒙古族不致灭亡,必须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正确认识自己的民族,必须发展文化教育,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

《圣教杂志》与近代中国社会问题

《圣教杂志》是近代中国天主教会主办的最有影响力的教会机关刊物,它集宗教传播、新闻、政论和学术研究等内容为一体,在传播教义、指导教会发展方向的同时,还以天主教与社会问题为讨论对象,站在教会立场上发表看法和主张,与社会恶俗现象作斗争,在扫除积弊、移风易俗、废孔教方面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文化社会学视野下的移风易俗——以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为例

20世纪30年代初,新桂系在与蒋介石集团争权夺势的斗争中落败,被迫把战略目标移回广西。为了配合其“新政”,广西当局采取了移风易俗的措施,他们试图通过改革将民众引向现代文明以巩固其统治,但没有成功。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探讨这一时期移风易俗,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化与风俗、社会变迁、文明的关系。

法治之美的源发性

作为社会系统中的调整机制,法治之美内生于主体—境遇—客体的动态结构以回应社会生活,具有规范性、合理性、合道德性的价值形态、生活形态与文化形态,外源于制度的生活化而具有真实性和导向性。认识风习视域下的法治之美,有助于展现法治的社会性、文化性和伦理性,避免陷入工具主义窠臼。

客家文化与张资平

张资平作为一个客家文人 ,客家文化在他身上印上了深深的烙印 ,影响着他的一生。客家文化中的儒家教育为他打下了文学根底 ,但其中的功利主义观念又促使他走上了汉奸和文痞的道路 ;客家人的开拓精神使张资平成为创造社元老 ,还使他在情爱小说创作方面“开风气之先”;他的宗教观基本上是建立在客家传统的宗教观念之上的 ,时时在作品中流露出来 ;客家的风俗习惯也往往成为他小说的重要背景和情节的组成部分。

杨昌济的实业教育思想

杨昌济在 19世纪末至 2 0世纪初 ,提出了一整套实业教育思想。他深刻论述了实业教育对富民强国、振兴中华的重要意义 ;提出必须大力发展直接为农工商实业服务、与农工商实业紧密结合的职业技术教育 ;主张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兴办各种专业技术学校 ,推广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为了肃清发展实业的思想障碍 ,他对中国在长期封建专制下所形成的各种陈腐思想观念、丑恶社会习俗进行了猛烈扫荡 ,提出了一系列改良人心道德、转变思想观念、转移社会风气的新主张 。

产品设计中移风易俗现象的思考

风俗常常影响甚至指导着人们的生活,有些风俗已在人们生活中根深蒂固,而有些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渐渐移风易俗。本文仅想从产品设计的角度,提出在现代设计中如何思考、处理"物品"与风俗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敏锐地去发现并把握移风易俗的现象,通过产品这一媒介引导着人们的生活朝健康、美好的方向发展。

从地方志中透析近代河北民俗

民俗是以实际生活为基础的生活文化积淀,某种程度上一个地区的民俗变迁反映了这个地区社会的变迁过程及程度。近代中国是一个转型的社会,它必然引发民俗变迁,而河北省(清时称直隶)在整个清王朝及近代社会,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其民俗变迁即有着很强的代表性又有其特殊性。

论宋词的适俗之风

中国古代文学文学作品多以言志载道为主要风格,宋词作为迎合文化世俗的一种产物,开辟了古代文学中以俗为美的全新审美取向,与传统文学羞涩忸怩之风相比,宋词则更大地展现出了世俗生活中艳情、享乐与忧郁的一面。因此,宋词之美,除了表现在文学艺术造诣上,还表现在它独特的适俗文风上,两者有机统一,创造了宋词雅俗共赏、独具魅力的审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