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30年的中国比较文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三十年往往被视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薄弱时期,乐黛云、王向远、徐志啸、徐扬尚等将其定义为中国比较文学的“沉潜期”“滞缓期”甚至“沉寂期”。“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在这个特殊时期,依旧有部分学者以赤子之心在孤独中负重前行,为中国比较文学的赓续做出了贡献,创造了一个个独特的世界。因此,在所谓“沉潜期”内进行的研究即使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也不应被忽略。譬如处于“沉潜期”的中国比较文学,整体而言缺少系统论著,但在中印以至东方各国文学文化关系这一研究领域,以季羡林、吴晓铃、常任侠为代表的学者及其论著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缺陷有所弥补;而虽然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受到不同的政治制度影响,港台地区的学者们极力将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复兴发展,积极将中国比较文学纳入与国际比较文学的对话与互动;本时期内中俄文学文化的交流也值得重视,尤其鲁迅与俄苏文学的专题研究产出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同时在翻译领域,傅雷和钱锺书等人在翻译研究方法论上的创新成为这一时期比较文学一抹惊艳的亮色。这一个个独特的世界,值得我们今天在推进国际比较文学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工作中予以好好发掘与借鉴。

译介与重铸:苏俄资源与创生期的中国左翼文论——以1930年前后“托尔斯泰评论”热为考察视角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享有世界性声誉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1908—1911年间,俄苏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刚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批评都把目光聚焦在托尔斯泰“重新估值”上,形成了俄苏文化界的论争势态。这一时期列宁的“托尔斯泰论”具有正本清源的效用,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经典文本。随着俄苏“托尔斯泰论”译介到中国,并在1928年托氏百年诞辰纪念时达到小高潮,“托尔斯泰论”也成为这一时期被频繁谈论的话题。探讨国内托尔斯泰评价的俄苏资源,托尔斯泰接受如何经译介、征引到论述而具有文论化特质,这对考察创生期的中国左翼文论从“重新估值”托尔斯泰的思想训练到呈现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状貌,以及审视文论史视野下的中国左翼文学自身理论体系构建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参照意义。

作为文学素材的《小说译丛》对留学生周树人的影响

苦心寻求外国文艺作品的周树人在留日时期搜集了10篇日译俄罗斯小说,学界称之为《小说译丛》。考察《小说译丛》中收录的具有代表性的二叶亭四迷、嵯峨之屋御室、升曙梦等3位译者翻译的小说,发现他们的译作中存在着“日本化”、“任意增删、擅改篇名、人名”、误译较多等问题,有的译作还因翻译忠实度问题在明治文坛引起了争议。志在译介外国文学的周树人虽然搜集并阅读了《小说译丛》中收录的作品,却并未将这些作品译为汉语,这些作品的中译本几乎也都未能在《域外小说集》中登场。因此,虽然《小说译丛》的部分作品明显影响了周树人后来的创作,但周树人却并未考虑过以《小说译丛》为底本向中国译介俄罗斯文学。

《文艺生活》中的译介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翻译文学

跨越整个20世纪40年代的《文艺生活》发表了近百篇文学译介。桂林版《文艺生活》刊发了大量苏俄以及其他国家反映战争和反法西斯题材的文学译介,丰富了中国抗战文艺的艺术画廊,对政治意识形态起到了重要的声援作用。抗战胜利后出版的光复版、海外版、穗新版《文艺生活》虽然文学译介数量远不及桂林版,但苏联文学译介的惯性影响力仍不可忽视,同时英美等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以及弱小民族文学也都是时代声音的回响。《文艺生活》中文学译介的内容构成和布局演变,恰是与中国20世纪40年代现实语境磨合、协调后生成的20世纪40年代翻译文学的缩影。

目的论视角下广西儿童文学英译

广西儿童文学英译是新时期广西儿童文学对外传播,再次走向国际的重要一环。该文以目的论为指导,明确了广西儿童文学的翻译目的,并结合具体实践总结了广西儿童文学翻译的技巧:一是要关注语言的形象性,用直译或意译再现原文修辞效果,引起儿童读者阅读兴趣;二是要关注语言的可接受性,译文要考虑译入语读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可通过减译来重新组织译文信息;三是要关注语言的知识性,通过文外增译为原文补充丰富的文化信息,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拓宽视野;四是要关注语言的文学性,对于童谣体裁,译文需要尽量保留原文特有的语言形式,可以通过调整语序、增译、换韵方式来呈现原文文学性。

1920年代末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与唯物史观文学论的兴起

1928年到1932年,新文学文坛上兴起译介唯物史观文学论的潮流。这一潮流并非对政治革命的简单呼应,它有着更普遍的社会基础: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科学”提供了对社会、历史的整体性理解并指示青年介入社会实践的路径,它对现代文学观念造成的精神危机产生救正作用。同时,它也使得“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重心从初期的“意识斗争”转向以知识论的方式把握新世界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阶级意识转化的复杂性与内在紧张感。左翼青年在译介过程中对唯物史观文学论内部多样性与现实感的忽视与弱化则表现出他们在接受新思想时的根本缺陷。而鲁迅翻译唯物史观文学论所持的原则、立场与此恰好形成对照:即,不是把新兴思想作为自我解救的途径,而是把新兴思想的接受看作发现自我真实状况和面对真实状况的契机。

文学符号学、俄罗斯文学批评理论、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关系研究问题——张杰教授访谈录

在本次访谈中,张杰教授主要回答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深入阐释了文学符号学研究的理论和应用价值,并且具体说明了该批评方法在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作用,为文学文本的分析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其次,从以巴赫金、洛特曼等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符号学理论出发,揭示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特征,同时谈及俄罗斯哲学与西方哲学研究的迥异,为学界从整体上认知俄罗斯文学批评理论的特征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再次,论述了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把东正教精神视为俄罗斯文学的重要特征,为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探索了值得借鉴的途径。张杰教授最后还着重谈到他的团队在国际符号学界正努力构建以老庄学说为基础的精神文化符号学理论,旨在使世界符号学界能够听到中国符号学研究者的声音。

论比较文学翻译研究

翻译与比较文学关系密切。翻译促动了比较文学的诞生,并成为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在当代翻译研究中,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是其中重要的研究范式。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与通常意义上的翻译研究有何不同?其研究对象和目的是什么?比较文学开拓了哪些翻译研究层面,在当代翻译研究中有何独特的学术意义?文章从梳理翻译与比较文学的关系着手,阐释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研究性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目的,探讨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当代翻译理论的互鉴、互补之处,揭示了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在翻译研究领域中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40年代左翼期刊译介俄苏文学文论的时代特色

左翼文学批评到了20世纪40年代,形成了以《七月》、《文艺阵地》、《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不同流派,它们在文艺思想上彼此有一些重大分歧。但共同的左翼身份,又使这些刊物在基本的政治立场和文艺观念上保持了一致性。这落实在译介俄苏文学和文论方面,就是它们在40年代民族革命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背景下,特别重视战斗精神的传达,推崇人民性的标准,关注现实主义的理论问题,从而表现出了左翼文学批评鲜明的时代特色。

鲁迅的苏联文学理论翻译与左翼文学运动

1929～1930年鲁迅集中翻译了四部苏联的文学理论著作.面对纷纷扰扰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争论,翻译这些理论著作成为鲁迅廓清自己思想的重要手段.在翻译的过程中,鲁迅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左翼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并对他后期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民国时期西方文论的翻译与出版

民国以来的西方文艺理论翻译,为新文学的生产与创作建构起文学话语规则。然而无论是通过最初的日本中转还是后来的直接从原本翻译,都存在"西方化"与"本土化"的两难,在翻译上具体表现为转译、节译、改译与编译等问题。从出版的角度说,西方文论的兴盛多多得益于于现代出版业的繁荣。同时拥有外语背景与留学经历的现代知识分子积极加盟出版事业,也为西方文艺理论的翻译出版提供了便利。

陆机《文赋》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影响

陆机的《文赋》是中国第一篇较为系统的文学理论,对中国后来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影响很大。20世纪中叶起,陆机《文赋》经由多位中外译者之手而传入英语世界,可惜至今仍未得到普遍认可并成为世界文论经典。陈世骧、修中诚与方志彤三人采取"译研结合"的学术型译介策略,使得他们各自的《文赋》英译版本在英语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受到西方学者的评论与引用,甚至有多位诗人从中获得了创作灵感。这对当前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论跨文明文学理论的变异性——以《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为例

《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是宇文所安教授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解读,由于"前理解"的不同,这种"解读"必然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变异。知识谱系上,零散性的文论被系统化地规整;概念范畴上,模糊性的文论被明晰化地界定;表达方式上,评点式批评被科学化解读。从而为跨文明文学理论交流的变异性提供了一个典型文本。

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性

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从目的语文本的视角将翻译视为一项须考虑读者和客户要求的目的性交际活动,为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了新的革命。论文主要分析该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指出该理论关注文学译本和读者的关系,扩大了文学翻译的可能性,能够解释一些有违常规的翻译现象,提高了文学译者的地位。但是,该理论把原文只作为信息提供,当翻译目的与文本意图不一致时,可能会导致牺牲原文意义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永远的红学奇匠哈斯宝——回顾《新译<红楼梦>》的成书出版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蒙古族文人哈斯宝将曹雪芹120回《红楼梦》节译成40回,名曰《新译<红楼梦>》,又称《小红楼梦》。1975年内蒙古大学学者校勘整理此书,并作为"教学科研,内部资料"影印出版。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的成书出版,对在搜集整理蒙古民族文献古籍、开拓民族文艺学的研究、挖掘弘扬蒙汉文学关系、促进中华各民族"红学研究"学术宏业向前发展等方面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三大来源——中国20世纪前期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透视

儿童文学的来源是儿童文学事业建设之基础。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从一发生起,便开始从学理上积极探索此命题。收集、翻译、创作这三大来源囊括了儿童文学建设可依托的资源。研究者们对每种途径实行的原理、步骤、条件等都有细致的学理分析。归整这部分史料对当下儿童文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近三十年俄罗斯文学汉译特点分析

就整体而言,近三十年中国俄罗斯文学译介呈现出多元与复调并存、学理与商业结合的总体态势,大致表现出六个不同特点:译介选题表现出明显的多样化特征,不同流派、手法和风格的作品同时并存;译介趋势表现出显著的丛书化特点,高质量规模化的系列丛书相继出现;译介版本形成典型的文学复译现象,出现与时俱进、更新换代的新译本;译介方式形成翻译系统化特色,先后推出经典作家的系列译丛;译介主体呈现出译者主体专业化特色,诸多翻译名家的译文集陆续问世;译介理念呈现出滞后化特征,翻译技巧理论、文学翻译理论、翻译文学理论研究亟待提升。这些成就和经验值得总结和提升,而问题则需翻译界、研究界和出版界等各方协同合作,共同解决。

当代解构主义和比较文学双重语境下的文学翻译观

在当代解构主义和比较文学双重语境的观照之下,文学翻译已突破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的传统视阈而演化成为中国文学形态。其意义在于,它打破了西方权力话语的垄断态势,使文学翻译不再单纯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忠实的阐释媒介,而是能够积极参与到中国本土文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建设中去。当前文学翻译所面临的“政治”任务是,既要挑战西方文化霸权的压迫,也需要正确认识、接受和积极转化西方文化的影响。没有后者,中国的民族文学就不会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学,而文学翻译学也不会真正发展成为人们所期待的人文学科。

文学研究、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虞建华教授访谈录

本文是对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虞建华教授的访谈录,内容涉及教学、科研、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理论等学界关注的问题。虞建华教授结合自己的教学与科研经历,阐述了教学与科研、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文学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强调文学史论的学术价值和重要性。虞教授主张高校英语教学应加强文学教学的力度,并指出文学研究者应批判性地接受西方文学理论,要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并敢于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

杂合理论视角下的文学方言翻译

文学方言因其粗鲁鄙俗长期以来受到冷遇,翻译届在文学方言研究方面一直没有很成熟的研究成果。但是文学方言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开展文学方言翻译研究能够有效地促进翻译学应用理论建设。杂合理论为文学方言的翻译提供了新的空间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