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心理空间原点与审美观照方式的矛盾探究——基于“永州八记”与《囚山赋》等骚赋对读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代表性的山水游记散文,其骚赋《囚山赋》同样作于永州,此二者虽同写一地之景,却在空间感上有大小之异、原点定位之区分,在观察视点上有俯察仰观之不同、“旷如”“奥如”之别等种种矛盾。正如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所指出的,“将《永州八记》与《囚山赋》对读,同一地也,而所处者感情之向背,如此其风马牛不相及”,然此种“乐”“囚”心情之差却是“罪人”身份的自陈和“羁囚”心理的经久延续而呈现出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

郁达夫游记散文的艺术特色

郁达夫的游记善于用行云流水般的清新文笔描绘山光水色的动人之处,赋予景物以神韵、性灵。同时,郁达夫的游记描写和议论相结合,寓议论于描写之中,借描写和议论抒发强烈的思想感情。奠定郁达夫文学地位的是小说,但他的游记的艺术性、可读性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论屈原作品和骚体纪行赋

昔文士羁旅,多作行旅赋,经途草泽之际,或欣于山水之美,或怵慑羁役行难,途中之所见、所闻、所感,往往映射内心情志与理想。屈原一生三度遭遇放逐,足迹经湘江,越洞庭,渡沅水,彷徨山泽,无所告诉,因而写下《离骚》《涉江》《哀郢》《抽思》《远游》等诸多纪行之作,文采斐丽,寓意愤然,自汉代刘向继作《远游赋》之后,启示骚体纪行赋的写作。

《西征赋》创作特色论略

西晋文学家潘岳赋的成就很高,刘勰在《文心雕龙·诠释》篇赞潘岳的纪行叙事大赋"策勋于鸿规",高度评价了潘岳创作纪行赋的文学功绩,并将其列为魏晋赋首之一。潘岳纪行赋的代表作《西征赋》体制宏大,善于用典;丽而不浮,清新明快;借古讽今,关注民生;叙事议理,彰显了民本思想,拓展了赋的表现境界。《西征赋》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从洛阳到长安,自商周至西晋近千年的历史画卷,尤其是作品中民本思想的展现,更增添了该画卷的历史厚重感。

杜甫秦蜀和湖南纪行诗比较论

秦蜀和湖南是杜甫纪行诗创作比较集中和突出的阶段。在审美客体方面,秦蜀纪行诗表现了奇伟幽奥的景象,湖南纪行诗表现了阔远黯淡的景象。在审美主体方面,忧世之悲和漂泊之感贯穿了这两个阶段,但相比之下,秦蜀纪行诗中包含了一定的自信和乐观,湖南纪行诗则常常流露出某种近乎绝望的情绪。在心物关系方面,秦蜀纪行诗中自然与人强烈地对立,对人形成压迫和威胁,湖南纪行诗中自然是人的外在的衬托。在艺术传达方面,秦蜀纪行诗景先情后,由景生情,写景时以实写为主,虚写为辅。湖南纪行诗情在景中,以情统景,在写景时遗貌取神,随意点染。

《思旧赋》中的行程及作者心态

借叙洛阳之行抒发怀人之念,其中看似矛盾的行程描述,实则是作者悲愤难抑之情的幽微折射。

杜甫陇蜀纪行诗《泥功山》臆解

《泥功山》一诗语调轻快,用词趋向口语化,理解貌似简单,但实际上古今注释多偏离了方向。要比较彻底地解读本诗,必须注意三点:其一,关于泥功山的位置《方舆胜览》已基本注清,泥功山和青泥岭是相隔数百公里两座山,不能混淆;其二,"朝行……暮在……"是秦汉以来尤其是唐人惯用的句式;其三,本诗的创作原型是泥功山一带长久流传的民谣。

杜甫湘行诗探析

杜甫在湖湘大地上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三个年头,期间留下了93首纪行诗歌。这些诗歌一方面记载了他和湖南亲友、官吏士绅交游的情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作为"诗圣"的杜甫关怀天下、心忧黎民的忧国悯人的情怀。

“因人作远游”之所“因”之“人”臆测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秋,杜甫携眷来到秦州,三个月后,又移居同谷。对于杜甫西赴秦州、移居同谷的缘由,学界有不同看法。有的论者认为杜甫西行是有所投靠,其"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的所"因"之"人",当指杜佐和赞公。有的论者则认为"从杜甫秦州诗中看不出他有所投靠"。从对杜甫秦州诗及其它相关作品的分析中可知:杜甫西赴秦州、移居同谷是有所投靠,而所"因"之"人"不只是杜佐和赞公,主要是投靠同谷防御判官韦十六。

傅云龙其人及其著述

傅云龙是晚清时代一位阅历非凡、著述丰硕的人物,是中国近代首次通过公开选拔公派出国游历官员之一。曾奉派游历日本、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六国,撰写《游历图经》等一百多卷研究外国的著作,在促进中国人认识外面世界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诸多贡献。但终究没被清政府重用在外交工作上,他的事迹也鲜为人知。本文将其人及其著述作一介绍,以方便更多的学者对他的研究,填补近代史的一些空白。

简论汉代纪行赋的话语策略及相关问题

汉代纪行赋依据赋作主题的需要,采用史地结合的话语策略,并对相关地域的历史故实采取选择性叙述。这种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相结合的叙事模式,既有效地避免了二者的局限性,也彰显了赋作者的赋才、史识,并满足了汉赋的政治功用性和援古陈情的作赋需求,最终达到了借史咏怀的作赋目的。

从继承走向自赎——郁达夫游记散文创作的文学行为分析

郁达夫的山水游记与传统散文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作了大量的山水游记,是现代游记散文中的代表作品。在这些游记作品中,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的自然维度在20世纪激进的文学书写中失落之后在某种程度得到了恢复,有力地弥补了那个时代文学创作中的不足,他的山水游记同时具有重要的审美与心理治疗作用,且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一次成功转型,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由“踵息”看船山的精神趣味及思想深度

《庄子.大宗师》言"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船山以踵息、喉息判别天、人,明确成圣、合天之进路。明亡后,船山修齐治平之志不能伸,转而诉诸于内丹功夫,沉静内向彻乎踵。踵息不仅代表了虚静之心的深度,而且其息深深处直接关联着生生之仁之天机,元气亦孕育于极静至虚中。踵息主要有三层含义:与心之沉静密切相关,关联着先天一阳生,将常意识引深至潜意识以至元意识。"《六经》责我开生面",船山在深入吸收内丹思想时,仍然保持坚定的儒家立场,与道家保持适度的紧张。由此透露出船山独特的儒道融合方式,以及作为明代遗民遭遇亡国之痛、饱受外族凌侮时的精神趣味。

自由和超越——魏晋士人游览活动的时代性特征

游览活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魏晋士人热衷游览活动,是希望在游览的驰骋中体会自由和超越。魏晋士人的游览活动具有一定的象征性,象征士人对自由和超越的渴望,在纵情游览中体验暂时的、超现实的自由。魏晋士人的游览作品中有很多游仙内容的描写,实为咏怀,表达了士人超越现实、摆脱苦闷的渴望。

真切人生体验的诗化——读包融诗

盛唐文学四十余年时间,"吴中四士"作为最早闪亮的星辰,以他们各自斑斓的色彩装点了盛唐诗歌的百花园,他们的作品散发出一种崭新的对自由洒脱人格的追求。包融之诗匠心独具、深厚隽永,"登、送、和、赋"四境,包孕宏阔,耐人寻味。

冯子振上京纪行创作及其意义

冯子振是较早走入元朝政权、也是较早前往上都的南方文人之一。其上京纪行之作展现了文体的丰富性、艺术风貌的独特性,不仅丰富了元代上都文学活动,而且在当时南北文坛都具影响力。其上京散曲、赋体、诗歌创作在题材、情感、表现手法等方面显示出了新的特征,对考察以蒙古民族为代表的草原文化对农耕文化圈的江南文学创作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以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与复社诸子的交游

崇祯年间,谭元春率竟陵派许多成员加入复社,耐人寻味。谭元春在启祯间与复社人士交游主要在四个区域:湖广,除公安派后继者外,友人多身兼竟陵派与复社两种身份;江西,为期两个月的胜游,与复社诸子谈诗论道,结下了深刻友谊;吴越,两度出游,友人皆为谈文之人;京师,四次上京,曾与吴地的复社魁首有过匆匆接触,无深交。梳理谭元春与复社成员的交游情况,有助于了解竟陵派在启祯时的进一步拓展。

论魏禧纪游诗“清”的风格特征

魏禧中晚年纪游诗呈现出“清”的风格特征,具体表现为记述闻见“清奇新颖”、模山范水“清峻超拔”、凭吊思怀“清凉沉郁”。魏禧纪游诗多用“清”这一字眼,叙事清奇生动,感慨清新脱俗,呈现出清奇新颖的风格。其纪游诗善于刻画人与自然的斗争场面以及人的心理斗争情形,喜用军事意象和怪奇意象,且常常选用高悬的视点描摹广远的空间,跌宕出清峻超拔的气质。魏禧主动向杜甫学习,或是直接借用、化用杜甫诗句,或是整首诗风格的凝练沉郁很像杜诗,是其纪游诗呈现出清凉沉郁神韵的重要原因。魏禧清闲自在的出游心态,以及与杜甫相似的人生体验和光辉人格,是其纪游诗形成“清”的风格特征的主要外因。

论六朝小赋对柳永词的影响

柳永前期的艳词和歌妓词多是对下层歌妓的美丽姿色、气质、高超的歌舞技艺的描写和对她们内心情感和愿望的揭示,从审美水平、表现手法和创作技巧上都受了汉魏六朝小赋的沾溉。后期的羁旅行役词则从题材到创作方法都是从六朝纪行小赋继承和发展而来的。柳永将赋体文学所擅长的铺叙手法引入倚声填词之中,为慢词创作开辟了新途径。

旧调重弹:李白、杜甫开元年间初会确实证据——《昔游》诗中“少年”“是时”的时间坐标

李白、杜甫初会在唐玄宗天宝三载(744)是当今学界主流见解,个人认为宋人以二人玄宗开元间相会的说法更为可信,本文即就此点论证。文章先审察杜甫其他篇章中使用“少年”一词时所指的年岁时段和杜甫其他篇章对玄宗朝极盛情况的描写,然后对比《昔游》诗“少年”“是时”的相关文字,得出杜甫与李白同登单父台时,应在开元中后期,杜甫当时不超过三十岁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