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空间视域与“吴蔡体”的形成

吴激、蔡松年由宋仕金的人生际遇及其随之而来的上京、燕山文学地理空间转换,是“吴蔡体”形成的关键进路,吴激肇其始,蔡松年定其型。具体而言,身处上京、燕山文学地理空间的吴激承袭苏轼以词书写士人情志的词学理念,融前人诗句入词,以词来抒发孤臣孽子的故国之思,引起了其他由宋入金词人的广泛共鸣,“吴蔡体”得以创建。稍后的蔡松年,尽管同样流落天涯异域,然其道德背负较轻,遂于清壮洒落之中寄寓乡关之思,将吴激词的故国之念创造性地转化为归乡和隐逸,建构了异域文学地理空间内入金宋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回应了金代词坛新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艺术境界的追求与理想,使得“吴蔡体”具有开辟一代词风的情感内容、艺术模式、审美趣味和生命意义,金词的艺术格局由是得以形成。

对称与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

对称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应用,是现代政治抒情诗在诗体探索与建构方面的显著特点。从理论角度而言,注重宣传鼓动性、坚持大众化以及倾向于朗诵的传播接受方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政治抒情诗与对称间的亲密关联。而在具体的诗体实践中,“辞赋式对称”和“楼梯式对称”的创造性使用,则为现代政治抒情诗或创制或改造出了“新辞赋体”和具有民族化特点的“楼梯体”。从对称视角重新检视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路径,不仅有助于我们修正对现代政治抒情诗的刻板印象,重估其在诗体探索方面的成绩,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能为中国新诗体的建构提供重要的启示。

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

从晚唐五代开始的"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和北宋中期围绕这一创作现象的批评论争,不仅涉及到词的创作方法和词史发展的方向问题,更对诗词体性的异同之辨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诗为词"在唐五代及北宋前期的创作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填词对诗歌句式句数及婉媚风格类型的趋同,而从北宋中期开始的相关评说则重在分辨诗词体性之异。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在强调词体之独立和本色的同时,也主张通过诗人句法来体现词中的情感力度和壮阔风格;而在演唱风格上则在宋代普遍流行的女音之外,追求声调高逸的男音色彩。"以诗为词"的内涵及其演变在唐宋语境中可以得到准确阐释,并可借此展现宋人词学观念的变化轨迹。

陆游词体探析

陆游在宋代词坛是一位很有艺术特色的作家。从其创作总体上看,放翁词在词体形式上有很明显的诗化创作倾向。究其原因,与陆游的创作动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南宋词坛整体文风的转变,苏轼"以诗为词"的模式影响以及陆游的词学观念影响,都促使陆游必然在词中带有很浓郁的剑南诗风。具体到词体形式而言,放翁词以诗法诗句入词,融铸剑南情韵,追求工丽之美,这使词在表现形式与艺术境界上均得到了相当大的拓展。

当代旧体词中孕育着现代民族诗形

当代旧体词悄然复苏并露出现代艺术气质给新诗诗体多元化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路径,当代旧体词中有形的格律和无形的意义结构都不仅是语言学发展的结果,其中必连带含蕴着人的存在情形的变化,为表达这种变化,词文体"形式原则"自然演进,是文体发展的必然;正在变化中的词文体离新诗体最近,其"弱德之美"蕴涵着问题意识和批判力,其独立于集体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自由精神和原始的民间品格本身就吻合了现代艺术所期待的"体","长短句"、"自度曲"与新诗的形式和创作理念遥相呼应,其脱胎于格律诗和音乐的形式原则包含着我们民族诗学的精髓,当代旧体词现代性的发育正促进着使新诗区别于西方诗歌的"现代民族诗形"的诞生。

词律的编订与清人对词体特性认知的深化

由于对词体特性尤其是对宋词与宋以后词的音乐特性存在不同的认知,清人展开过作词要不要协律的争论,最终以协律论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清人通常取唐宋旧词中词名相同者相比勘,以得每一调之规范。其中以《词律》与《钦定词谱》的成就最高。这些格律谱不仅被用来指导创作,而且成为清人廓清词之体制、维护词体特性的有效工具。

现代词学的传统资源

中国现代词学是建立在传统词学基础上的,保留着传统词学思想和形态的印记,在表达形式上有词话、论词书札、论词诗词、序跋笔记等,在思想观念上也继承发展了传统词学的相关提法,提出"真实"与"自然"、宋词是音乐文学、宋词是时代文学等一系列观念。传统词学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和理论资源,在新的时代不是走向消亡而是走向新生,在中国词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并积极地推动着中国词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论张镃的诗学活动及其诗歌创作

张镃是活跃于南宋中兴诗坛的著名诗人,家世显赫,甚有才艺,喜好以诗会友,招徕四方名士,因而声名远播,在诗坛具有重要地位。他呼应了杨万里、陆游等人创新求变的诗学精神,主张转益多师,广学古人,追求活法悟诗,独造平淡,成为反拨江西诗风、推动宋诗发展的积极因素。其个性豪夸放纵,诗风亦具有同样的特征,在诗坛自成一格。但由于较为拘泥于自我,而未走向更为广阔的时代和社会生活,所以尽管他以独特的诗学造诣而擅名诗坛,却终究不能比肩中兴四大家。

李杜诗风的转变与唐代文化的转型

个人诗风的差异和转变,是与诗歌思潮与文化思潮的嬗变息息相关的。李杜诗风之变,实际上是唐代诗歌主潮由盛唐的理想主义浪漫诗潮向着盛中唐之际的现实主义写实诗潮嬗变和唐代文化由盛唐的多元开放的理想主义文化思潮向着盛中唐经世务实、主尊儒学的现实主义文化思潮转型的表现。李白和杜甫正是唐代这两种诗歌主潮和文化思潮的代表人物。将李杜诗风的转变与唐代的诗歌思潮及文化思潮联系起来进行综合性探讨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他们诗歌的文化内涵,更加准确地阐述和评价李白与杜甫在文化史与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历史贡献。

再论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

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是全面的。遗山的那些描写登山临水、表现隐逸之趣的词作,疏快超旷,清丽淡雅,颇得杜诗高旷清婉之致;遗山词还有缠绵悱恻、婉曲深挚的一面,既体现了他重言外意、倡韵外致的词学观念,又可与杜诗婉厚深远之神韵相颉颃。遗山词之学杜,可谓渊源有自,堪称"词中老杜"。其词之学杜,与宋代周邦彦词的学杜又有所不同。

明代词体正变论

明代词学中“正宗”与“变体”的确立过程与明代诗学中的“正变观”呈现出积极同步的互动关系。从陈霆、张沿用宋人的“本色”内涵,张超越宋人提出“以婉约为正”的观点,到王世贞提倡的“崇正抑变”观,再发展到卓人月、孟称舜不以“正变”区分词之优劣的词学“正变观”,无不与诗学正变观的发展息息相关。明代之所以能够确立“正宗”“变体”的词学范畴,与其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密不可分。

常州词派的尊体论

有清一代的词学家都力图改变词为“小道”、“末技”的局面，使之自觉地表现出重大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感情世界。常州词派进一步从词的起源、言情等角度来论证“诗词一理”的主张，从而达到推尊词体的目的。他们突出词的表意性，强调词人精神情操的培养，提倡雅正的词风，体现出鲜明的道德伦理性和政治责任感。

清代品体文学之论的承传

清代品体文学之论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在诗学领域,其体现在袁枚的《续诗品》、顾翰的《补诗品》、曾纪泽的《演司空表圣〈诗品〉二十四首》及蒋斗南的《诗品目录绝句六章》中;二是在词学领域,其体现在郭麐的《词品》、杨夔生的《续词品》、姚燮的《鸥波词序》及江顺诒的《词品》中;三是在文章学领域,其体现在马荣祖的《文颂》、许奉恩的《文品》及魏谦升的《二十四赋品》中。上述三个维面,从不同的论说视域将传统品体文学之论予以了发扬光大。

竹枝词在日本诗学定位的转变及与“好色”文艺的关系

中国文人的竹枝词创作最初源于对民歌的模拟,其诗学定位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曾历经数次演变,由最初的采风一变为记叙风俗景观,再变为记录地理掌故沿革等,然其轨迹始终未脱离儒家诗学理论的话语体系。然而在日本江户后期至明治的汉诗坛上,竹枝词却成了一类专门描写游廓及游女的诗作,该定位的成立一则因其描绘风物的性质仍与中国竹枝词的职能相吻合,一则是日本近世以来的游廓文化及“好色”文艺对其性质与面貌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与之相应,此类竹枝词的创作与诗学评论遂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町人文化的内核,并与儒家诗学观发生了较大的背离乃至冲突。日本竹枝词的演变是近世日本汉文学本土化态势的具体表现之一,并显示出了日本诗学及美学理念在这一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明清传奇创作中的填词问题分析

传奇创作在明清文人心目中多以填词视之。传奇之奇,填词之雅,从材料与语言等方面对文人创作传奇进行了心理预设与文体规范。在传奇的填词制作过程中,矩矱与才情、本色与文体、结构与整体布局、奇幻与情思寄托等相互影响,从而对明清传奇乃至戏曲艺术整体的美学特征产生影响。戏曲艺术中板腔体由边缘走向中心的同时则是曲牌体的弱化,文人填词创作传奇随之边缘化,但其中的审美取向有着深远的影响。

高丽诗学范畴初探

朝鲜高丽时期的诗学范畴基本上承袭了中国古典诗学的思维方式与表述方式,但这种承袭决不是原封不动的抄袭,而是将中国古典诗学与自我的诗学创造性地"调和"在一起。从根本上讲,高丽诗学范畴的样态与中国古典诗学大体一致,也是在人类学意义上的"气"、艺术学意义上的"象"及哲学意义上的"道(风流)"所构成的三维动态的人文结构体系中展开与演绎的。三者之间的矛盾和相互运动,就幻化出高丽诗学范畴的不同样态。

况周颐《蕙风词话》词学创作论

况周颐《蕙风词话》是清末民初著名的词学理论和批评著作。况周颐在《词话》中辨正了词的"诗余"说,认为词具有相对独立性,与诗没有依附关系,用"诗余"称呼词,则歪曲了词的本质。同时,他阐释了王鹏运提出的作为词的艺术特征和创作原则的"重、拙、大"三要,指出应力避刻意为曲折和词意忌重复等作词之忌以及提出了作词要语意不晦涩、不可作寒酸语、造句要自然、真为词骨等创作方法与见解。

格律诗是古代汉诗主导诗体的原因——兼论词与曲在古代汉诗中的文体调和作用

格律诗能够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定型诗体,其诗体的主导地位维持了千余年.既是因为格律诗本身具有齐言体、音乐美等格律上的诗体优势,也是受到了以科举制度为代表的官方保护的结果,更是因为有词和曲这样的准型诗体作为格律诗最重要的辅助诗体,减轻了定型诗体对诗人的文体自由的抑制。词和曲加速了古代汉诗诗体由定型诗体到非定型诗体的诗体解放进程,促进了汉诗诗体在诗体规范与诗体自由之间的和解,避免了汉诗诗体走上极度律化或极度散文化的极端。由于词与曲的文体调和作用,古代汉诗形成了长期以格律诗为主导诗体,词、曲为辅助诗体的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并存的诗体多元格局。在形式和内容上,词和曲与格律诗相比,更具有灵活性和通俗性,有效地纠正了以格律诗为代表的正统诗歌在形式与内容上的严肃性。不仅有利于格律诗的存在,也极大地从诗的体裁和风格上拓展了古代汉诗的生存空间。

略论张炎词学理论的诗化倾向与对词体本质特征的把握

宋词的总体发展过程存在着"明修栈道"和"暗度陈仓"两种不同方式的诗化倾向。张炎在坚持并肯定词的音乐性、写意性和传统婉约词深婉曲折特质的基础上,自觉、全面地建构了以"清空"和"雅正"为核心的词学理论体系,把"暗度陈仓"式的词的诗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一种诗化倾向的词学理论,而不是将词变为诗的诗学观念。

元白“小碎篇章”与“花间”词风

结合中晚唐绮艳诗风兴起的背景，将元（稹）白（居易）“小碎篇章”放到由诗入词的文体流变的历史进程中考察，分析它的词化特征及其对“花间”词风的影响。同时，结合中晚唐开始的士人精神的转变，揭示这种文体流变所蕴含的深刻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