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野下的“四级两审制”

2021年启动的为期两年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即将于2023年下半年到期。改革试点旨在实现四级法院审级职能的分化,对既有的“四级两审制”形成挑战。我国“四级两审制”的形成既有历史的偶然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自形成以后,其制度内涵发生了变迁,从“强横向关系”向“强纵向关系”或者说从“块块”为主向“条条”为主演进。在此背景下,全国法院自上而下实现司法统一的需求日益迫切。本次改革试点尝试以级别管辖、提级管辖等机制实现“寻常案件压得下去,大案要案提得上来”,将高级别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资源集中于统一司法。但是,提级管辖机制存在不确定性,增设作为法律审的第三审仍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国内针灸治疗焦虑障碍临床实验的GRADE证据评价

目的:GRADE系统评价单纯针灸治疗焦虑障碍临床实验的证据等级。方法:收集针灸治焦虑障碍临床研究随机对照文献,计算机检索万方数字化期刊群(1998—),CBM(1979—)、CNKI(1979—)和VIP(1989—),所有检索时间截至2016年2月15日,并手工检索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过刊资料库,统计学分析采用Rev Man5.2软件,证据质量评估采用GRADE profiler3.6软件。结果:本研究纳入14个随机对照试,结局指标为治疗3周的HAMA有效率、8周的HAMA评分、1个月及2个月后随访的HAMA评分、60 d的SAS有效率,证据质量均为非常低。其中治疗60 d的SAS有效率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均无统计学意义。结局指标为治疗4、6周的HAMA有效率,4、5、6周的HAMA评分,4周的SAS评分,证据质量均为低级。其中治疗4、6周的HAMA评分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均无统计学意义。结局指标为治疗后3、6个月后随访的HAMA评分,证据质量为中级,差别无统计学意义。结论:针灸治疗焦虑障碍的随机对照的证据质量总体偏低,需完善随机对照实验的设计及报告,以为临床及指南制定提供高级别的针灸治疗证据。

1873年英国司法改革与上议院司法权的变迁

1873年之前,作为贵族司法传统的重要体现,英国的最高司法权由上议院贵族行使。19世纪上议院司法权遭遇正当性危机,是否保留上议院司法权、延续贵族司法传统成为主导1873年司法改革的焦点问题。最终,通过创设常任上诉贵族法官,上议院司法权得以保留,贵族司法传统实现了从"因贵族而司法"到"因司法而贵族"的转型。此后,法律贵族通过一系列程序技术推动了1873年司法改革目标——建立现代审级制度——的落实。因此,法律贵族的改革应当被视为1873年司法改革的关键措施,其所揭示的司法运作的专业化逻辑对于中国当下的司法改革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审判权的理论展开与科学配置

审判权的本质是一种司法判断权:判断对象是争讼事项,判断行为采诉讼方式,判断基础以证据为依据,判断标准以法律为准绳,判断结果为裁判终局。文章认为对审判权的科学配置需要立足其作为司法判断权的本质,依功能差异的分工思路,将之在国家权力体系中逐层分配。宏观配置应体现审判权与其他国家权力的分工,实现审判权法院专属;纵向配置应依托审级制度体现不同级别法院间的分工,实现功能差异、复审有限与终审终局;横向配置应依托管辖制度体现初审法院间的分工,实现司法管辖与行政区划的适度分离、法院种类多元、法定管辖辅以变更管辖的管辖方式;内部配置着眼于法院内部不同组织与个体的分工,应实现法官在法院的主体地位。

我国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的规范与技术进路

2020年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其中"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属于新提法,是法院审级与法院职能的组合,大体上包括初审管辖权配置、几审终审制、事实审与法律审等方面。应当在科学界定各级法院职能的基础上,综合考量当事人权利救济、诉讼机制社会效用、司法效益最优配置等因素,针对各层级法院各审级的案件分布不合理状况,对审级制度以及案件审理机制进行改革。具体可分为规范进路和技术进路两种方式,前者是通过修改基本法律规范来推进和巩固改革成果,后者则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基本法律框架内进行技术性调整,基于法律规范的相对稳定性,适宜采取"技术——规范"的改革进路,实现四级法院职能在理论应然、法律规范、司法实践这三个维度上的高度统一。

普通程序适用独任制的理论阐释

普通程序适用独任制审理回应了案件繁简分流司法改革背景下基层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审判需求。回归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心证来源于法庭直接审理的民事诉讼基本原理,不难发现以“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作为普通程序适用独任制的前提条件与审判组织行使审判权认定事实之间的逻辑悖论。因此,完善普通程序适用独任制需明确两点:一是以民事审级制度中一审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职能定位为基础,突破法院的层级限制,确立法院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以独任制审理为原则;二是在厘清审判组织形式与审判程序价值差异的基础上,以司法解决民事纠纷是否兼具有助于类案统一裁判规则、维护法律秩序等社会公共职能为标准明确普通程序适用合议制审理的例外情形。

中国刑事审级制度的反思与重构——基于法理学的视角

两审终审制虽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却是建立在有害司法公正的基础上,存在诸多体制性弊端。故为最大限度的实现正义与效率的兼顾,保障刑事诉讼之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目的,需要从法理学的视角剖析刑事审级制度,并通过三审终审的制度设计,实现当事人的复审救济权,避免申诉、审判监督等复查程序对刑事审级制度的侵蚀和瓦解。

浅谈医院药物临床试验质量控制体系的建设

目的介绍本院执行《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的工作经验,探讨医院药物临床试验质量控制体系的建设。方法总结了药物临床试验在知情同意、试验的实施及实验室检查方面存在的问题。介绍了本院以GCP为指导原则,完善制度和标准操作规程、建立"三级质控"工作模式、强化GCP培训、加强机构内部的沟通协调、着力提升新药临床试验质量的具体做法和经验。结果与结论新药必须在人体进行临床试验才能最终确定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建立完善的临床试验质量控制体系,有利于为公众筛选安全、有效的药物,推动医药卫生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认罪认罚案件审级制度研究--兼以主体间性为视角

反悔权是对认罪认罚案件自愿性的保障,也是被追诉人上诉的动源。抗诉是对反悔权和一审法院未采纳控方量刑建议的对抗,而这种对抗性的矛盾始终存在,源于没有将认罪认罚特质贯穿至第二审程序中。在案例探析基础上对反悔权进行规范,对抗诉理由进行类型化,建立有因上诉制度,完善审级制度的机制等,有利于化解认罪认罚案件审级制度中的冲突,并以主体间性缓释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间的张力。

民事诉讼二审发回重审制度的重新审视——兼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40条之规定

二审发回重审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显现出诉讼效益低、诉讼成本高、两审法院之间组织管理出现矛盾等制度瓶颈问题。新近施行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40条对其作出了最新的修正,包括缩减适用范围、合理限定程序事由、规定使用次数等。但本次修法仍存在较大局限性,如对实体事由修正不彻底、未有效限制自由裁量权、对发回重审的裁定格式及拘束力未明确等。重新审视该制度并对之进行改良,可从明确规定法定事由、充分尊重当事人主体地位、增加救济程序以及明确发回重审裁定的格式及拘束力等方面加以探索。

我国七人陪审合议庭制度的问题与对策:以日本裁判员制度为镜鉴

201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设立了七人陪审合议庭制度,但该项制度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主要表现在于:规定了两种互相矛盾的陪审员权力,七人陪审合议庭中陪审员权力不明确,七人陪审合议庭表决制度存在漏洞,陪审制度和审级制度间的关系仍不明确。日本的裁判员制度在实施初期实现了裁判员的积极参与,且表决制度的设定更为完善,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与审级制度间的矛盾和对陪审制度认识存在偏差的问题。为此,在吸取日本裁判员制度实践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主张改变三人陪审合议庭结构并统一陪审员的职权,立法明确陪审员职权,改革七人陪审合议庭表决制度等方面对七人陪审合议庭制度进行完善。

我国审级制度问题研究——探索刑事案件有限三审终审制度

我国实行的是四级两审终审制度,这与我国幅员辽阔、地缘关系复杂等基本国情息息相关,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因其特殊性实际上是一审终审或者三审终审。对我国现行刑事两审制进行适当的改造,建立刑事案件有限三审终审制度,能更大限度地实现公平与正义。我国再审程序掩盖了对三审程序的需求和再审程序无限性特点的弊端,以及近年来巡回法庭制度的发展,都为刑事案件有限三审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我国民事上诉审制度的制约机制构建

上诉制度作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多样化的司法职责,同时也面临着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衡平的矛盾。在我国的上诉制度的设计理念中,确保司法的正确性是最重要的目标,审级制度保障司法正确的一般原理是以权力分立为基础的上下级法院间的双向制约,以及公民的诉讼权利对审判权力的制约原则。

海洋工程平台改装的可行性设计分析

抛整平台是为深水航道治理而研制的专用海洋工程平台,在基床抛石整平施工任务结束后,平台便一直处于闲置状态。为了减少闲置平台的维修保养等附加费用,降低试采油平台的建造成本。通过计算分析对抛石整平平台改装为试采油平台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并作为闲置或超出服役期限平台改装的一个典型参考实例。

浅析我国实行三审终审制度的必要性

审级制度是一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设置科学、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司法基本价值目标的实现。由于政治、经济、人才等各种因素的制约,现行审级制度未能发挥其预设的理想功能。二审终审制自适用以来,无论是从理论或是从实践中均出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从客观上讲,需要以三审终审制取而代之。

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6条之质疑——兼谈审判监督程序审级制度的改革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6条规定了再审程序的审级应同已生效的普通程序审级相一致。这给实际操作带来了困难,造成诉讼周期的相对延长、刑事诉讼的“N”审终审、国家司法资源的无谓浪费等不良后果。文章建议对我国刑诉法之206条予以修改,使审判监督程序非依赖于再审案件在普通程序中的终审审级,而实行“一审终审”制度。

中国刑事审级制度反思与改革理路

我国刑事审级制度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惯常的制度实践现已出现诸多悖论和问题,亟需一次全面检修。一方面,刑事审级制度的设计具有一些类型化规律,欧洲大陆和英美的刑事审级制度有着明显的区别。中国清末修律取法欧陆,奠定了我国刑事审级制度的基本底色。另一方面,帝制时代的上控与审转覆核制仍有一些特殊遗产影响至今。未来中国刑事审级制度的改革应以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为起点,在事实问题上,通过实质化的一审消化绝大部分事实争议,并强化审级的独立性;以上诉范围限制二审的审理范围,全面实行开庭审理;为加强法律统一适用,增设第三审,通过诉讼机制带动法律争议进入高级别法院的视野,克服司法地方化。

基层民主制度输入与村庄公共性的重构——基于东北B村的经验分析

村庄公共性是村庄善治的根基,在村庄社会内生公共性不断式微和消解的现实困境下,重构村庄公共性成为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议题。在东北农村"四议一审两公开"的制度实践中,村庄公共性实现了从缺失到重构的转变,这表明基层民主制度输入能够对村庄公共性重构的复杂过程发挥关键的机制作用;通过制度实现权力开放、利益关联和动员村民以及资源激活,生产出了一种"制度公共性"。基层民主制度的输入和运行在村庄治理中表现出一系列正向效应。基于基层治理规范化和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的目标,国家需要向基层输入有效的民主制度,以激活村民自治,为变迁下的乡村社会注入新的活力。

航天三级审签预审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针对航天产品研制过程中三级审签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三级审签的预审系统,称为"三思系统",该系统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增加了阶段性校对、审核过程,是对三级审签流程的有效补充。本文实现的三思系统,在某部门内得到了推广应用,提升了三级审签的有效性。

我们需要怎样的专门法院

专门法院顺应司法专业化的发展趋势而出现,并受到区域治理政策目标的深刻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其内生性地存在司法“偏狭”的可能。因此,设立专门法院应当保持谦抑与克制。2018年《法院组织法》第15条第1款列举的专门法院类型,是几经立法变迁和现实调整后,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专业审判需要而确立的,基本符合专门法院的内涵与特征,不宜任意作扩大解释。建构我国的专门法院制度,应当坚持法院法定这一宪法原则,确保专门法院在宪法秩序内生长和运行,同时亦需明确专门法院管辖权的性质,使其与普通法院管辖权在立法上得以区隔,并通过设立综合性专门上诉法院,最终实现在专业审判领域的裁判标准统一以及专门法院组织的适度体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