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解读

诗、乐、舞作为三种古老的艺术形式,由于共同的节奏、韵律结合成同源的生命体,而随着诗、乐、舞三者本身的艺术品质的个性差异,其在越来越高的自身个性化的进程中不断发展、完善,而被疏离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态。这种三位一体的生存状态潜藏着三者之间亲疏关系的变化,而作为三种基本艺术形态其对社会生活,思想情感的表现力的多维追求,使得它们在艺术审美的需求中统一成一体共生的艺术体,以完成多元化的艺术使命。

“樂”字本义及早期樂与藥的关系

“樂”字的构形初义,即“藥”字。上古时期,乐舞是一种重要的医疗方式,因此也被冠名为“樂(藥)”,并在意义日益加强之后独占“樂(藥)”字,使“樂”字成为音乐之乐的单称。而原来的药物之“樂”,则另加一义符,成为后来的“藥”字。

清华简组诗为子夏所造魏国歌诗

学界一般认为"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组诗为周初作品,为孔子所删之"《周颂》佚篇"。但组诗未见传世上古经典,内容与周初史实严重不合。《耆夜》组诗抬升魏文侯初祖毕公高地位,并赋予其《唐风·蟋蟀》的著作权;《周公之琴舞》取材"周公致政,成王嗣位"这一史实而创作的魏国歌诗,为战国魏文侯僭位大造舆论。近来面世的"安大简"《诗经》,为时为魏文侯师的子夏在孔子所传《诗三百》基础上所编选,弦歌"六风"以媚附魏斯始侯之年(前446)制礼作乐的需要。"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组诗与"安大简"《诗经》体现了子夏之流在魏文侯支持下的礼乐实践。

论汉代游仙诗的来源、艺术形态及其影响

游仙观念来源于原始巫教和道家学派,在信仰、仪式与方技三个方面规定了游仙诗艺在汉代的发展方向和艺术形态特征。汉武帝时代的郊祀活动通过对神灵的献祭祈求游仙长生,祭神乐舞发展为游仙乐舞,在《郊祀歌》中得到完美的展现;同时游仙诗也是两汉时代世俗宴享仪式上的艺术消费品。汉代游仙诗艺具有仪式性、表演性和在场性特点,是从《楚辞.远游》到魏晋游仙诗发展的重要阶段,对魏晋文人同类题材作品的创作具有重大影响,成为古典浪漫主义的重要范型。

先秦诗与乐关系探赜

先秦“乐”的含义,除现今音乐之义外,它还是诗、乐、舞的总称。诗乐使诗在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乐的母体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周代的礼乐制度的确立与推行,客观上推动了诗的普及与发展,其典礼中由于音乐的分类,体现了诗的分类在诗的传播上的意义。但是儒家推崇雅乐和诗教立场,给先秦诗歌的发展和流传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论唐代乐舞诗与梁朝乐舞诗的差异

唐前乐舞诗最多的是梁朝,为唐代乐舞诗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但与唐朝尤其是中唐乐舞诗相较,梁朝乐舞诗在描写对象、功能和写作目的三个方面与唐代均有较大的差异:即从梁朝乐舞诗的单纯描摹舞姿舞容的咏舞女变为唐朝的注重乐舞效果的赞舞艺,从梁朝的审美娱乐功能发展为唐朝的陶情、悟道、政治教化等多重功能,从描摹外物到抒情言志。实际上表现了两者一为娱乐一为礼乐的不同。

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与诗歌传唱

唐代宫廷中的仪式性乐舞和娱乐性乐舞都有诗歌传唱行为的参与。在仪式性乐舞活动中,所唱诗歌通常是诏命朝廷重臣创作,所用曲调大多由乐工制定,辞乐相配的方式有先辞后乐、先乐后辞、依调改辞,演唱由太乐署和鼓吹署中的乐工承担,采用齐唱形式。在娱乐性乐舞中,所唱诗歌多采自文人之作,辞乐相配的方式主要是"选诗入乐",演唱由教坊乐人承担,演唱方式多为独唱。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对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刺激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促进了唐诗的繁荣与发展;对全国的歌诗风气、歌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加强了上、下层两个诗歌创作空间的交流。

乐伎对唐代诗歌的影响

乐伎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领域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唐代更成了一个颇具规模且引人瞩目的社会群体。从乐伎促进了唐代乐舞诗的繁荣和乐伎促进了唐诗的传播和保存两个方面论述乐伎对唐代诗歌的影响。

唐代乐舞诗研究

唐代乐舞诗对唐人乐舞进行了深刻生动、细腻鲜明的描写,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及风俗习惯等,是唐代文化、艺术发达的有利见证。本文从乐舞诗内容表现了关心国事、民生等方面对此进行了初步探索与研究。

空间·时间·仪式:传播形态与先秦口传文学体式的早期生成

在中国早期口传文学的传播形态中,对于空间、时间因素的重视,是为了保证历史文化记忆传播的有效性与长久性,这也决定了文学体式的内在结构与叙事形态的生成。而之后的诗乐舞一体的多维艺术形态,以及仪式活动举行的典型场景,在为历史文化记忆传播提供更为优越保证的同时,也使得文学作品形成了特定的表述方式与审美趣味。先秦文学发展过程中,正是传播机制与形态的变换,对文学体式产生着变革的要求,并最终决定了文学作品呈现的基本面貌。

拂去千年的尘埃,找寻真实的自我——品评《中国古代乐舞史》

王宁宁所著《中国古代乐舞史》本着乐舞不分家、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思想基础,站在大历史观的角度上,采用多学科边缘交叉的方法,打破舞蹈学、文学、音乐学、美术学等学科之间的壁垒,将各个学科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吸收到中国古代乐舞史的研究之中。

从全唐诗看唐代的乐舞经济

唐朝是一个流光溢彩的时代,乐舞尤为辉煌。雄厚的国力成为宫廷乐舞繁荣的强有力支撑;相较宫廷乐舞这股庞大的洪流而言,民间乐舞如潺潺细流也获得了广泛的发展。本文借助全唐诗指出,乐舞作为一种资本,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并成为部分人谋生的手段,而这正是唐代乐舞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诗乐舞”相配角度谈《九歌》题名与篇数问题——结合“琴舞九絉”等相关出土材料

屈原《九歌》之"九"与《九章》之"九"意义不同,并不表示文章的篇目数。《九歌》实承自上古乐曲旧题,"九"乃"九成"之意,表示乐曲共包含九个不同的乐章(段)。参照《清华简》"琴舞九絉"的结构与内容,不同的乐段对应不同的主题,其歌辞与舞蹈的内容亦会配合相应的主题,有所更换。《九歌》集诗、乐、舞三者于一身,按照"诗乐舞"相配的原则,其包含的十一篇文章,依据祭祀对象的类别与祭祀仪程,可分为九种不同的主题,恰好能够与题名所谓乐曲"九成"相配。

军港,碧海和沸腾的舞台——谈情景音乐舞蹈诗《沸腾的甲板》的舞美创作

从舞台景观的多样性、灯光视觉设计中的科技应用等角度,谈情景音乐舞蹈诗《沸腾的甲板》的舞美创作特点。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的身份确认及其诗学史意义

清华简第三册《周公之琴舞》存周公毖臣诗四句、成王自儆诗九首,是题目、短序、乐章标识俱全的乐舞诗章。成王九首诗中祀祖、自儆、儆臣内容连贯,又符合古诗乐以"九"成组篇制结构,还与传世文本《诗经·周颂》多为组诗的原初形态暗合,故九首是一完整的组诗。其中第一首见于今本《诗经·周颂》的《敬之》篇,故整体为《诗经·周颂》作品无疑。由短序推知,周公四句诗原来是另九首,同属《诗经·周颂》"逸诗"。两组十七首"逸诗"的诗学史意义:一为"孔子删诗"公案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新的支撑,并为其删诗"十分去九"提供了文本范例,且启示人重新理解司马迁"去其重"的含义不只指删除重复诗篇,还指删除内容相近的诗篇;二为《毛诗序》形成时代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新证,说明《诗经》至迟到战国中期已有序;三是揭示了《诗经》"颂"诗有别于"风"、"雅"只唱不舞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原始特征。

汉代歌诗语言视阈下的乐舞辨析

中国古代文学和乐舞的学科边缘交叉是一个亟待拓展和研究的课题。本文以汉代诗歌和乐舞的关系为切入点,将汉文学乐府歌诗和汉乐舞相结合,是基于对中国古代乐舞综合性质的认同和考定。将汉代歌诗看作是汉代乐舞的"脚本"或"台本",即舞辞。同时结合歌诗的文学语言价值,在对歌诗语言的文本细读中找到乐舞艺术语言的"蛛丝马迹",从而为我们捕捉、理清、认知汉代乐舞找到一个文学依据,为已经消失、不可见的汉代乐舞找到艺术之根,更为中国古代诗歌的研究开拓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领域。本文立足于古代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基本史观1,参考借鉴文学、历史学、语言学、音乐学、考古学等学科的优秀成果,采用多学科边缘交叉的方法,为我们探索和研究古代乐舞提供一定的线索和依据,展示歌诗语言文学价值以外的艺术魅力,即诗歌的可唱、可舞、可诵。将文学性质的汉代歌诗与艺术领域的汉代音乐、舞蹈相结合,不啻为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史观在文学、艺术理论上的一次探索和尝试。

乾隆御制诗中的乐舞诗作:分类与述评

乾隆皇帝一生写下了四万多首御制诗,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艺术、社会风情、宫廷生活、民族关系方方面面,其中大量的诗涉及清代的舞蹈,具有珍贵的史学价值。这些诗歌对民间乐舞的发展,少数民族乐舞的情况,宫廷燕乐舞蹈以及乐舞机构的记载,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清代舞蹈的更多面向,更深入研究清代舞蹈史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