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蕃交涉中的中书舍人行述研究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发展史就是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演进过程,中古时期唐蕃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即是这一过程的生动体现。本文以两《唐书·吐蕃传》所载中书舍人为研究对象,聚焦唐蕃关系史上一直被忽略却又占据重要地位的中书舍人群体,探寻这一群体在唐代中书省中除了起草进画之外,还兼涉的参议政事、收集情报、分析战略、受命出使等社会功能。此外,吐蕃社会通过吸收整合唐代官制而设置的“知汉书舍人”,尽管与中书舍人的地位与职权天差地别,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一群体在沟通唐蕃、修复旧好、密切关系方面却与中书舍人发挥了相似的作用,反映了吐蕃对汉文化的尊崇以及中华文化对吐蕃社会的浸润与融通。

唐律的突出亮点: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于一体

唐律举世闻名,具有许多特色亮点,其中十分突出的一点是较为完美地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于一体。唐律较为完美地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于一体的主要特点包括法律思想要素、法律制度要素和法律技术要素的全面性,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和法律技术的成熟性,以及唐律文本、唐律实施和社会治理层面的成熟性。唐朝前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唐朝前期以人为本、礼法并用和慎刑恤刑等法律思想,以及唐律的制定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掌握与运用,是唐律较为完美地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于一体的成就条件。唐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主要是刑法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可以跨越朝代和时代的界限,持久展现其特有的魄力,为后世所借鉴和传承。唐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往往具有一般性特征,文明程度高,适宜在当代弘扬,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可以拥有长久的生命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注入活力并助力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

书籍史视域下的《唐诗三百首》研究

《唐诗三百首》是近两百年来刊刻最多、传播最广泛、影响力最大的唐诗选本之一。近代新印的《唐诗三百首》有别于传统古籍,呈现新旧并存、交叉融合的版本特点,构成了册页制度下新的版本形态;其发行传播借助现代报刊以及灵活多变的销售策略,成为新印古籍市场化成功运作的典范;对它的阅读接受也趋向于去功利化。《唐诗三百首》等近代新印古籍对于传承中华文化、促进古籍事业发展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对丰富扩展我国书籍史研究也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新罗牛黄入华与唐罗关系——医学史视角下的外交

牛黄稀少且昂贵,比较汉魏观念,唐人心目中的牛黄道地产地逐步向东转移,指向山东半岛。恰在此时,唐丽战争使得唐朝与新罗的关系迅速升温,而双方贡赐关系中物品的选择都煞费苦心。与山东半岛纬度、气候、地理相似的新罗所产牛黄,作为国礼进入唐罗关系中,尤其是龙朔元年(661)开始的苏定方围攻平壤之役,唐罗矛盾初露端倪,由于援兵和军粮问题引发唐方不满,在外交折冲樽俎的同时,新罗牛黄也正式登场,成为双方关系的润滑剂,这种优质牛黄开始为中国所知,逐步压倒了西域等其他来源地的牛黄。宋代朝鲜半岛牛黄在中原的声誉出现了低谷,这可能与宋丽关系受到异族干扰时断时续有关。但明清朝鲜朝天使、燕行使以牛黄制品疏通关节,朝鲜半岛牛黄借着“牛黄清心丸”的令名重新登堂入室,成为中国医药观念中的上等佳品。千年以来,朝鲜半岛牛黄在中原的声誉变化,始终与外交活动紧密相关。

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新、旧《唐书》张皇后叙事差异及政治讳隐

张皇后于唐肃宗危难之际起势,在安史之乱的历史大背景下,于皇权争斗中落败,由皇后赫赫之尊而被废为庶人,最终幽闭而崩,被史家记为祸国的典型。但抽绎新、旧《唐书》等史料在张皇后叙事上的微妙差异可以看出,正因她卷入的是“上皇”玄宗与肃宗的权力角逐、肃宗时诸王争斗,以及代宗继立等复杂的最高权力争夺旋涡,她的形象在史书叙事中被有意建构,其操弄权柄祸国的一面被强化,最终成为政治讳隐的牺牲品。

清代官修《明史》对丘濬的书写——以汤斌《拟明史稿》为中心

《拟明史稿》中的《丘濬传》是清朝康熙时期官修《明史》的初期史稿,由理学家汤斌撰写。汤斌对丘濬的书写,主要集中于“文章”“道德”两个方面。其中在“文章”方面,他肯定了丘濬学识“博综”,同时也暗示其理学造诣“精微”不足;在“道德”方面,他肯定了丘濬的廉介和淡泊名利,却刻意突出丘濬性格之偏隘,甚至将弘治时期的一些政治纷争内化为其性格特征。《丘濬传》的这种书写模式不仅影响了其后的416卷本《明史》、王鸿绪《明史稿》对丘濬的评价,也被殿本《明史》所继承,形成了清朝官方对丘濬的基本认识。

《御选唐宋诗醇》对白居易诗歌“诗史”价值的重新审视

作为受清高宗敕令编修的大型唐宋诗歌选集,《御选唐宋诗醇》一反清初盛行的贬白风气,予以白居易诗歌极高的评价。选评者不仅通过强调白诗的史笔之实和立意之正,首次将白诗纳入“诗史”的评价传统,更是给予白诗上承魏晋盛唐、下启苏陆的诗史定位,首倡白居易为唐诗第三家。虽然就质量而言,《御选唐宋诗醇》评语良莠混杂,部分有生搬硬套、言过其实之嫌;但其对于白诗所作出的许多结论性评价,以及评析中所采用的诸多新视角新方法,在其后的诗坛中均得到了广泛回应并影响至今。可以说,作为链接清初持“神韵”说者大肆贬白与中晚持“性灵”说者不吝褒白两阶段之间的关键选本,《御选唐宋诗醇》在清代白诗接受史上有着态度转折之关捩作用。

《御选唐宋诗醇》与清代的杜诗接受

《御选唐宋诗醇》体现出强烈的“崇杜”倾向,杜诗不仅入选数量为六家之最,更是成为衡量其他五家诗歌的标准。究其原因,固然与杜诗的崇高地位有关,也是此书深受乾隆以“忠孝”论诗观念的影响所致。随着《诗醇》的广泛传播,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科举考试重新加入试律诗以后,它几乎成为各种考试场合的“考试大纲”,杜诗亦因之出现了社会性的接受趋势。主要表现为:一、乡试诗题得句出自杜诗者高居历科之最。二、《诗醇》成为上至翰林院、下至府州县学的必备书目。士子们在考场上和日常备考过程中都在不停地模拟、敷演杜诗,使得清代中后期的杜诗接受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常任侠中国敦煌美术史研究论略

常任侠的中国敦煌美术史研究成果丰硕,主要体现在敦煌佛教美术研究、中印佛教美术交流及其影响研究两个方面。常任侠立足于唯物史观和美术史的宏阔视野,采用艺术考古研究方法,对汉唐石刻壁画艺术进行考察与研究,揭示其演变的重要特征和基本规律,既肯定了印度佛教文化对汉唐石刻壁画艺术的影响,又强调了汉唐时期本土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艺术的吸收、融合、改造。他的敦煌美术史研究丰富了中国古代敦煌美术史研究的资料库,为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和学科建构提供了重要参考。

《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中的诗史互证——兼论开元中玄元皇帝与唐玄宗形象关系的构建与转变

殷寅、李岑、赵骅《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一诗并非作于天宝四载(745),而是以开元二十九年(741)“唐玄宗梦见玄元皇帝赐真容”为本事。通过对上述诗歌的解读,可补充唐玄宗赏赐群官觐睹真容并举行宴会事件,确定作者的身份信息及“赵铎”确为“赵骅”之误,展示玄元皇帝对霍山神助唐成功故事的渗透与转化。以上诗歌与同主题的诗歌,共同镜照着开元年间君王意志与政治事件对玄元皇帝李唐远祖、道家道祖、天界上帝等不同形象的塑造与强调,以及基于血缘联系、道经传承、天人感应的关联,唐玄宗尊祖贤君、继道圣王、应命帝王等不同权威形象的构建过程。

宋代吉礼研究综述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界对宋史研究的重视,宋代吉礼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进入21世纪,国内学界对宋代吉礼的关注度逐渐上升,并在吉礼的文献整理、吉礼“四类”、国家祭祀、民间祭祀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时人对宋代礼典的整理还不够深入完整,再加之受到“唐宋变革论”思想的影响,宋代吉礼研究在“断代礼制史研究”和整体性研究等方面存在着不足。针对这些问题,研究者在讨论宋代吉礼时,可将“大宋史”的理念引入宋代吉礼研究中,从而拓宽研究思路。同时,研究者还需要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关注国外学者对中国古代礼制的研究动态。

玉台体诗歌在清朝的呈现与解读——《唐诗玉台新咏》成因探析

《唐诗玉台新咏》是清代朱存孝选录唐代260位诗人的923首玉台体诗所编成的一部唐诗选集。此书是规模最大的玉台体诗歌续集,它的编成绝不是偶然。究其编成原因有:唐代玉台体诗歌创作的丰富成果为其编成此书提供了充足的选源;清代官方诗学和诗学家们对玉台体诗做出了解读和评判,促成了他编纂此书;朱存孝有延续《玉台新咏》的艳诗传统并为玉台体诗歌存史的编纂用心。可以说,正是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唐诗玉台新咏》成为考察唐代玉台体诗歌最重要的载体。

Yan Shigu, linguist of the Tang Dynasty

Yan Shigu, a famous linguist, scribe and historian of the Tang Dynasty, is most famous as a linguist. Since he has no monograph on linguistics, his main thoughts lie in books like Han Shu Zhu. His achievements in linguistics make a big differe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创新·缺陷·龟鉴——论隋唐五代税收史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综观中国古代税收史,隋唐五代十国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主要表现为其在税收法制建设、税收管理体制、税收监察制度和税务管理等方面都取得诸多重大创新成果,如税收制度法典化、税种创新、税制要素的完备、税务监察法律文本的完善、税务文书设置的创新等。同时,这一历史时期的国家税法、税政也存在一些缺陷和弊端,加重了纳税人的实际税负,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王朝更迭的严重后果,为后世王朝改良税法和税政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佛兴西方,法流东国”:《大唐西域记》的佛教传播史意义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西行求法的实录,是对求法所见、所闻的亲忆、亲述,在佛教传播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它对众多佛本生、佛传、佛弟子故事、佛教的重大活动、佛教遗迹以及佛教内外论争等的记载详尽、完整,对佛教传播路线和传播规律的体现清晰、显明。同时,它口述性、文学性特征突出,是一部宗教性与文学性相结合、学术性与普及性兼具的佛教传播史著作。

模式与应对:情感史观照下的唐人爱情诸面相

情感史关注情感的历史与情感对历史的创造。汉代之后,爱情被置于以礼制情的儒家情感模式之下,但唐人并未受这一主导情感模式的束缚,所以其时出现了爱情众生相:帝王的浪漫之爱,山东士族高门的隐蔽情感,妒妇、悍妇的追求感情专一和士人们突破礼教的浪漫专情。儒家情感框架与唐人爱情实态产生落差的原因,一在唐朝的二元性国家特质,胡化情感模式在其时占有重要位置;二是意识形态的包容;三是前朝遗绪的留存与影响。唐人的丰富爱情表达,不但为硬邦邦的理性史增添了血肉,其中的若干爱情更改写了历史。

现代文学史重构之“中间物”——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新诗“经典”塑造

新时期初期,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相比于1950年代编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它试图重构中国新诗史,其特点是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置重文学社团、流派的诗史地位,建构出突出主流兼顾支流的述史框架,绘制群像式诗人图景,赋予郭沫若、艾青以新诗“经典”地位,重评冯至、戴望舒等的诗史贡献,将包括某些“逆流”诗人在内的大批缺席于此前文学史著作的诗人诗作叙写进新的诗史空间。该著策略性地处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诗学话语关系,一定程度地还原某些诗人诗作的真相,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在新时期文学史著作遴选、塑造“经典”过程中,发挥了历史“中间物”的作用。

论宇文所安唐诗史书写中的“文化唐朝”

宇文所安在唐诗史书写中的“文化唐朝”既富有历史感地呈现了初唐“宫廷诗”所展示宫廷文化的演进轨迹,肯定了初唐诗在唐诗史的发展历程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还通过盛唐“京城诗”的视角极具形象地描摹了盛唐诗中所展现的京城文化变迁,客观地揭示出博大宏阔的盛唐气象是由王维为代表的京城诗人群体和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京城外部诗人共同创造出来的历史样貌。

医疗社会史视域下王粲死因的新探索——对“麻风”“疾疫”二说的重勘与省思

在寻绎王粲死因这一重要问题上,关键信息应当采信《何颙别传》而非《针灸甲乙经序》。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意在宣扬医道、自神其术,其笔下的张仲景诊王粲病案具有强烈的学术建构倾向,叙述细节难以信从。考诸典籍、征之医理、衡以常情,王粲曾罹患甚至死于麻风病的说法难以成立,至谓王粲辞世与建安二十二年疫病有关,亦出于史料辨析失照后的误为牵合。王粲晚年体型、心态、创作风格的变化,乃至最终的死亡,当与“五石汤”所致药源性疾病相关。重勘王粲死因这一经典论题,对今后的中古医疗社会史研究不无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