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gratulate Professors Zheng Yongfei and Mo Xuanxue Elected Academician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2009

Zheng Yongfei,Member of the Editoral Board for Acta Geologica Sinica（English Edition）,Geochemist,Professor of 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USTC）. Professor Zheng Yongfei was born in Changfeng County,Anhui Province,in October 1959. He received his bachelor＇s degre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Geology at Nanjing University in 1982,and also master＇s degree in 1985.He obtained Dr.rer.nat.

从思想到制度:郑玄知识体系建构的三重维度

作为一代通儒,郑玄创建“郑氏家法”,又遍注群经,一个人开启了属于自己的经学盛世。郑玄以道家思想注《易》,使汉代学术打破门户之见走向融合,也开启了魏晋玄学义理阐释的先声。郑玄注经兼收并蓄,并以己意融合今古文经,董理旧章,希冀重建儒家的思想体系乃至政治秩序。郑玄构建的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世界图式,以礼学为根底的思想秩序不断扩展开来,形成了一种新的自洽的知识体系,而这种知识体系不乏谶纬学说的融入,从而形成了经纬混合的完善理论,体现了东汉时代的经学特点。郑玄注经,不仅从学理上达到了自洽,既融汇了儒道、今古文经的经说,又完成了自身经学理论的质的飞跃,使经学呈现了一统的局面。

郑伯克段:破坏人伦秩序是大恶——公羊家亲亲尊尊复杂个案的辞法辨义

郑庄公杀死亲弟共叔段一案因为渗透着亲亲尊尊的纠结、政治与伦理的对冲而常被后世所议论,但《春秋》诠释史上却罕有论及郑伯大恶的根本原因是破坏人伦秩序。经文书“伯”而非“侯”,已有贬义,称“克”、书“段”则表明兄弟已宛若“途之人然,亲亲之义绝”。对兄弟关系诉诸武力,有违亲亲原则。不弟之辞是谴责庄公蔽于昆仲一伦。叔段是自取灭亡,其不遵臣道,当国、僭制,本就该杀。兄弟一伦崩溃,弟而不弟,兄而不兄。庄公也需要母爱,故对弟弟得宠始终心存芥蒂,明知母亲更爱其弟却依然杀之,视同间接施虐于其母,不孝之至。分析《春秋公羊传》多种辞法,可以辨析此案包含的义理来重新理解罪责的判定,进而论证郑庄公破坏血亲人伦基本秩序已构成大恶的道理,指出公羊家评价之不足。

重树经学典范:曹元弼“郑注配经”的思想要义

百年来中国人文学术与哲学思想的发展,在研究内容、态度、方法上均不断变化,在接受的同时亦自我调整。20世纪60、70年代“范式转移”的研究观念论开始大行其道,亦渗透进近40年来中国学术各类之中,与“新变”一词语义互参,成为当下学术思路不断求新求变的集体风尚,形成集中一偏的思想困局。相对于集大成式的学术高度的追求,无疑是背道而驰。以客观态度审视学术研究主体性的范式观念,本来早存在于中国经学的传统之中,透过范式的“会通”构成强大的学术人格魅力,以顶天立地的文化精神为时代缔构正面的建设力量,从而体现集体幸福的愿望,形成“立”的精神动力,与“范式转移”所导致的“破”,实在是两副照面。因此特别彰显民国时代以来,在学制“废经”而学术全面西化的时代情景中,于学制外所存在坚持不懈的终身治经之士如曹元弼,其全力重建经学的典范价值,坚持树立中国文化的恒常属性,重建中国文化的高尚情操。正视曹元弼“范式重建”的意义,无疑能增强社会上有所“立”的正面价值。

郑成功对台湾地区儒学教育的影响

郑成功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在历史上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从郑成功重视和培养儒家人才的角度看,他的作为对台湾地区儒学教育的创立产生了重要作用。从王忠孝到陈永华,以及众多文人儒士,他们都与郑成功有密切关系。明末清初闽南地区朱子学盛行,朱文公受到广泛崇拜。明郑在台湾地区创立儒学,自然把朱子学说引入岛内。因此可以说,郑成功时期厦门及其周边的文化氛围,为朱子学说在台湾地区传播提供了现实基础。清朝统一台湾地区后很快在台南建立朱子祠,可视为这种历史文化逻辑的延续与发展。

郑玄礼学的体系建构与思想创造

郑玄经学体系建构的初衷在于回应汉末经学衰微、百家互起的思想史变局,其重整儒家经学的方式是以礼为本,统贯群经。通过对《周礼》《仪礼》《礼记》的注解与整合,郑玄创立了“三礼学”,其基本构型特征是以《周礼》为中心而三礼并举,礼学由此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郑玄统合三礼的基本方案是首先以经礼、曲礼之分确定《周礼》《仪礼》关系,通过将《周礼》解为“统之于心”的“体”,而将《仪礼》释为“践而行之”的“履”,使礼之制度义与仪式义得以协调。其次是将《礼记》作为礼义诠释文献与《周礼》《仪礼》并行。三礼学体系的建立在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明代哲学源流与中国哲学史

明代哲学源流包含三部分内容,分别是明代哲学之源、明代哲学、明代哲学之流。宋代哲学是明代哲学的直接思想来源,宋代奠定了理学的范式与基本议题。宋代哲学总体表现为客体性;客体性趋势发展至极,造就了明代哲学对客体性的反动,明代哲学总体表现为主体性。明代哲学的主体性趋势发展至极,迎来了客体性的再度崛起,以及对于宋明理学的批判,由此形成明代哲学之流,也就是明末清初及其后的哲学。明代哲学的整体研究有七个主要问题,均围绕正、反、合的三一模式展开。当前明代哲学主要遵循个案研究范式,并表现出与问题研究结合的趋势。明代哲学的断代研究离不开中国哲学史的大背景,在《明代哲学史》出版之前,明代哲学研究主要依赖中国哲学史研究来推进:冯友兰注重客体性,因此明代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中占比较轻;劳思光注重主体性,因此明代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中占比较重。在《明代哲学史》出版之后,明代哲学研究则带动中国哲学史研究。新的明代哲学史研究与书写有四个重要的展开方向:从断代研究到源流综合研究;重点人物与边缘人物综合研究;从理学研究为中心到百家争鸣研究;从单一范式到多元范式的儒学研究。

元末赴难文人郑玉、余阙的心态与诗学观

郑玉、余阙以身份、经历之异而同为元朝死节,可见儒学对二人的趋同性影响,全节蹈义是汉族儒士郑玉维护儒家纲常名教的道义践行;为臣死忠是色目文臣余阙接受儒学熏陶而成就的道德修养。他们所坚守的忠义道德,涵濡的儒家修养也是其诗学观念产生的根基。郑玉的诗学观形成于他“和会朱陆”的理学思想中,主张通过复古的途径来获得“用之邦国,用之乡人”的民生日用之常。余阙的诗学观形成于他接受儒学文化熏陶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他对《易经》的关注,其诗学最为显著的特点即是通过对《易经》的阐释来获得其对诗学的理解。

关于墨子“非儒”与孟子“辟墨”

墨子"非儒"与孟子"辟墨"是先秦思想史上重要的学术公案。学者大多注意到了儒墨相互否定与排拒的一面,但对在批评中接受对方的另一面则关注较少。事实上,墨子学于儒家,所以"非儒"才能切中要害。墨子若学儒不深,则其非儒则无力,影响也难以超越儒家。孟子的"辟墨"更是如此。他要首先深入墨家思想,然后才能作出深刻的批判。他接受了墨家的天的至善性,把天与人贯通起来,否定了其外在的宗教意义;他批评墨子的兼爱是"无父",指出其实质是把亲人当路人,击中了墨家兼爱思想的要害,大大丰富了仁爱思想的内涵;他在对抗墨子的"非乐"思想中,大力倡导"与民同乐",使"乐"成为君民共享的社会财富;他在批判墨子"非命"思想的同时,以"浩然之气"的大丈夫风范,积极倡行儒家学说,并以"与时俱变"的姿态超越了墨子。孟子的辟墨表现出否定和接受、排拒和融合、对抗和超越相统一的特征。结果,墨学精华尽入于儒;此后,墨家再无反击之力。

基于《贞观政要》文本解读的儒家伦理与领导纳谏行为关系研究

在不确定性因素剧烈增加的组织经营环境中,领导纳谏行为成为推动企业创新的关键力量。通过提炼《贞观政要》中唐太宗纳谏背后的儒家伦理因素与制度要素,从领导者的角度,挖掘儒家伦理与制度对领导纳谏行为的影响过程,探索中国本土情境下领导纳谏行为的生成机制,探究领导纳谏与员工建言之内在关系及作用过程。进而建构儒家文化背景下本土企业领导纳谏行为的生成机制,以修正组织行为学所常用的'心理动机—行为模式—绩效'的研究框架和分析进路,将中国文化情境中的儒家伦理要素置于领导纳谏行为考察的核心位置,并挖掘其在组织领导活动中的现代价值和作用方式。

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正”价值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一直存在东方与西方、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如何破解这种思维模式,或可从内源发展观出发,以"正"作为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对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现实意义进行分析和探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正"价值的研究,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文化支撑。

儒家生命伦理的精神、模式及特性——对“易道生生”的义理解读

儒家伦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生"的伦理,"生"是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儒家围绕着"生"造就了一个天人互动的生命模式,并以天、命、性、道诸概念逻辑架构出一个相应的生命义理体系。这一体系在形上的维度首先表现为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和"易道生生"的生命观,并以此为依据,形成了颇有儒家特色的"继天为善"的伦理观和"各正性命"的身心工夫论。

岭南现代风景园林奠基人——夏昌世

关于夏昌世在风景园林学科和行业的贡献有待深入研究。记述了夏昌世早年游历与传统风景园林调查、传统园林研究、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实践等,讨论了其对于岭南风景园林发展的贡献。认为夏昌世是逐渐认识并最终深深热爱上我国传统园林的,岭南地区因夏昌世形成了一个传统园林研究和现代岭南风景园林创作的团队,夏昌世是岭南现代风景园林研究和实践的奠基人,也是我国具有突出贡献的现代风景园林大师。

巴渝理学家度正诗文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度正以理学名世,乃朱熹门徒,是南宋时期巴渝的儒家正统文人。其诗文留存不少,但多应制酬答之类。诗文里常渗透着理学思想和忧国忧民之感,偶有乐观旷达的情怀。"以文为诗"、"好用故实"的南宋主流诗风对其诗歌影响颇深。

论孔颖达对儒家诗学的演绎

孔颖达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儒家诗学观,提出"风雅之诗,缘政而作"、"诗述民志,乐歌民诗"、"畅怀舒愤,塞违从正"等系列命题,倡导"承"、"志"、"持"等新的儒家诗学理念,将诗歌的审美教化功能与审美抒情特性统一了起来。孔氏还提出"诗为乐章"、"诗乐同功"等诗乐一体论,考察了诗、乐之间相互生发而又"辞变声常"的复杂历史现象,揭示了上古之乐教统诗教,春秋期间诗乐两艺分途的文脉历程。他对于音韵声律的重视和强调,推动了初唐诗坛对诗歌声律的自觉追求。孔氏"三体三用"说的提出和发挥,较为合理地阐释了诗之"六义"说的系列悬疑,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审美意象论和意境论走向成熟。

魏源《默觚·治篇》政治哲学思想及当代价值

《默觚·学篇》体现了魏源有关天人之辨的哲学思考。《默觚·治篇》中魏源则反思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形成了诸多合理的政治哲学观点。包括德义结合的儒家治国论,以变易史观为依据的改革之道,德才兼备、人尽其用的人才论。这些政治哲学见解引导了当时的社会改革,对我国当代的社会改革仍具有借鉴意义。

简论墨子兼爱说中的友善价值观蕴涵

墨子的兼爱说产生于兼并战争频发、人民水深火热的战国时代,其以"兼爱""非攻"为思想核心,引导置身乱世的人们培养一种视天下之人为亲人的博爱胸怀,树立济世忘我的献身精神,以引导人际关系更加和谐友善地发展。这与我们今天大力倡导的社会主义友善核心价值观在内涵上有着诸多的一致性。重温墨子的兼爱思想,不仅有助于唤醒人们内心深处日渐麻木的爱的情感,极大地丰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思想内涵,而且有助于推动现代国际秩序下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交往伦理规则的形成。

易学话语与伊斯兰教中国化——论《天方正学》对易学话语的利用问题

明清时期,伊斯兰教汉文著述大量出现,汉语伊斯兰教在很多非基本信仰问题的思考与表述上,表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清代后期,以蒋湘南与蓝曦为代表的伊斯兰教学者,系统利用熟悉的易学资源阐释汉语伊斯兰教思想。其中蓝曦在《天方正学》中,发展了王岱舆、马注等人已经开始的以回释儒的传统,大量利用卦气说、伏羲画卦说、易象说与太极化生宇宙说一套易学话语系统,作为建构汉语伊斯兰教思想的重要资源,这可以看作易学在清代的一个发展。这种情况的出现和中国思想史上格义的传统、易学强大的阐释空间、伊斯兰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沟通之处、汉语伊斯兰教思想明显有苏非气息等因素有关。

略论包拯的民本思想

为了挽救北宋王朝的统治危机 ,包拯向宋仁宗大力宣扬儒家治国的民本思想 ,从理论基础、君民关系、基本原则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为民制产 ,让农民有田可耕 ;为民请命 ,轻徭薄赋 ;为民父母 ,整顿吏治 ;为民作主 ,改革法制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儒家民本与近代民主虽有某种联系 ,可是在思想主体、前提和经济基础方面 。

论上博简《容成氏》篇的性质与学派归属问题

上博简《容成氏》篇内容丰富,性质较为特殊,是了解战国社会思潮的一篇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关于其学派归属问题,大致有儒家、墨家、纵横家等不同说法。分析是篇内容,可以看到,其理论思想与儒家的《大戴礼记.少闲》篇非常相似,而与《墨子.非攻》篇相乖戾。《容成氏》篇所宣扬的理想社会与《礼记.礼运》篇相一致,是篇力求借助讲述古史来阐述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而这正是儒家理论中的两大基本思路。从《容成氏》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七十子后学发展传统儒学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