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umes of Newly Elected High Ranking Women Officials

Peng Peiyun (1929- ), native of Liuyang, Hunan Province. She was elected Vice Chairman of the 9th NPC Standing Committee in 1998. A graduate of the Sociology Department of Qinghua University, she joined the Democratic Youth League in 1945, and the

南朝位阶制度考释

出于加强皇权的需要,南朝初期复置了很多东晋时期省并的官职,并新设了大量王府僚佐官。在这种情况下,以官品九品为核心的魏晋旧制丧失了实际功能,而新生效的官员位阶制度即为十八班。此制的主体结构在魏晋时期并不存在,其与魏晋官品的差异,实为南朝与魏晋官制体系的不同。不过,官品在南朝并未被淘汰,而是在吸收班制的基础上形成了“陈官品”。南朝官制中共存的班和品,并非散阶与职位的关系。南朝单个官职的位阶高低,以班次而非官品为准。南朝带帖制度与班制关系密切。官员兼领多官时,往往以东、西省官或散号将军作为带帖官,带帖官和主职的班次共同决定了官员位次。

从新榜指数NRI排名看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如何突破性创新——以职业教育类学术期刊为例

当前职业教育类学术期刊如同大多数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一样,虽然进行了微信公众号的建设,但长期“各自为政”,微信公众号的总体活跃度和关注度不高,传播效能亟待突破.通过对职业教育类8种主要期刊的新榜指数NRI进行比较,分析这类期刊公众号总体活跃度不高的成因.结果发现这类期刊多因运营意识有限,缺乏内容思维,推文形式单调,互交能力弱.因此,需要转换单向度思维,从用户思维的角度重塑媒体融合的运营逻辑,拓展公众号的内容与形式,增加更新频率,依托学术共同体的力量共同进行协同网络传播.

北魏四中郎将考论

北魏明元帝时开始仿照晋制设置东、西、南、北中郎将,并使四中郎将成为国家职事官。孝文帝官制改革后,先后制定前、后《职员令》,明确规定了东、西、南、北中郎将的品级。而且,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又使东、西、南、北中郎将于洛阳京畿四方设置军府,从而将四中郎将的设置与京畿的防卫结合在一起。北魏国家为保证京畿地区的稳定,使东、西、南、北中郎将可以统领规定数量的禁卫军,并且,还使四中郎将隶属于中领军(领军将军)。北魏国家采取从现任职官中选任东、西、南、北中郎将的做法,并实行主要以拓跋鲜卑贵族担任东、西、南、北中郎将的措施,从而在京畿防卫上,使他们占有主导地位。可以说,北魏后期,东、西、南、北中郎将的设置适应了胡、汉交融的形势,因而,也就不同于东晋、南朝设置的四中郎将,成为具有新职掌的重要职官。

华风与夷俗:金代宫廷散乐考论

散乐源于周代,不同历史时期表演内容各有差异。金之宫廷散乐因袭辽、宋体制,以宋尤甚。演奏任务由教坊承担,内容不仅包括歌舞、杂戏、器乐合奏、杂剧等百戏形式,亦有杂技、角抵、戏马、筑球等竞技类活动,应用于元旦朝会、肆赦仪、民俗节日、曲宴使者等场合,且杂剧在散乐表演中成为主流。萨满舞、回旋舞等女真族元素的使用,阶官制度的施行,乐官地位的提高以及伶人构成的多样性等是其有别于辽、宋散乐的显著特征。一方面,金代宫廷散乐遣怀享乐、悦耳娱心,通过宏大的歌舞场面烘托祥和、喜庆的氛围,助“礼”的同时更助“兴”;另一方面,与酒礼盏制的配合,使散乐的仪式功能大于娱乐功能,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更为突出,成为金代宫廷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冠位十二阶”与高句丽中央官位等级制度--“冠位十二阶”来源再探

603年日本圣德太子制定“冠位十二阶”改变了当时日本的选官制度,起到了抑制氏姓贵族势力的作用,也使日本朝着律令制国家迈出重要一步。不可否认,这一制度中包含有中国的儒家思想,但就其本身而言,“冠位十二阶”和高句丽的中央官位等级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影响了“冠位十二阶”的结构设定,对其命名方式也产生了影响。这样的影响与当时的国际关系以及高句丽僧人有一定关系。

明代府州县政区分等研究

明代府州县政区分等制度,初以税粮多寡定政区等第,从而决定官员品级的不同。洪武十四年(1381),又根据税粮、地理位置定繁简之例决定官员考核。嘉靖年间,杨允绳提出按照府州县政务繁简、地方边腹、道里冲僻,分三等授官,至隆庆元年(1567)统一划分政区等第为“上中下”三等。根据《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对明代府州县“繁简”情况记载的统计,冲、疲、事繁、赋役繁重之地多集中在南直隶、北直隶、江西等省,其中运河沿线的府州县尤为突出。实际运行中,明后期多以官缺“繁”“简”来决定官员的选任,但在掣签法实行之后,根据政区等第授官的制度并未继续执行。明代政区分等制度对清代产生较大影响,明清两朝政区等第的空间分布也具有一定相似性。

唐代“清官”制度与文武关系之演进研究--以P.2504《天宝官品令》为中心

唐人的“清浊”观念与文武职类之间存在清晰的对应关系。尽管唐代在“清官”制度设计中“不拘文武”,然而P.2504《天宝官品令》揭示,唐前期存在文官与“清官”相对应的政治现实和“文清武浊”身份等级体系。安史之乱后,授予武官以宪衔的现象愈发普遍,反映出武官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不断提升的趋势。伴随着“文清武浊”身份等级体系的瓦解,文武关系在中晚唐时期得以重塑。

辽朝后族传统政治特权探析

辽朝后族享有的传统政治特权主要包括固定与皇族通婚、世选为高官。随着辽政权的发展,固定通婚特权呈现出通婚家族进一步被限定,并受到外部其他民族势力的挑战,世选为高官特权则出现世选群体细化、世选职官范围增加且级别下移的趋势,从而导致后族传统政治特权整体表面上看似被强化,但实际却被弱化。究其原因,是因为皇族政治实力不断提升,导致后族与皇族之间的联合执政局面被打破,后族享有的契丹民族传统政治特权必然要受到冲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其视为辽朝由传统边疆游牧民族政权向中原帝制王朝转变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结果。

“搜奇标异”:江南幕客陆次云的西南书写

清康熙年间,穷愁抑郁的江南文士陆次云三赴黔湘,以游幕为业。西南大地于他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地理文化空间,其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给他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令他在欣赏、感慨、认同之余,自身的精神风貌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和重组。他以“搜奇标异”为宗旨,以奇山异水、奇风异俗、奇闻异说为主要审美对象,通过诗、词、文等各种文学形式,多角度、多层次书写心目中的西南影像,生动展现了夜郎故地的自然风貌、生活模式和历史印痕,蔚为大观。这些内容虽有与时势结合不够紧密之缺憾,但仍具不可漠视的文学意义以及跨地域、跨族群的文化传播交流价值。

官本位批判论纲

当今中国,官本位渗透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已经形成官位(权力)拜物教。官本位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加重人民的负担,妨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妨碍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造成社会不公,危害党的执政地位。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铲除官本位,代之以民本位。

清代高官贪污腐败犯罪及其惩治

高官腐败是清代吏治中的突出问题,大量而隐蔽的巨贪硕蠹在帝国的行政机体内无孔不入,蚕食鲸吞,给王朝政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严下吏须问上官"。为整饬吏治,清除官场的普遍腐败,清统治者采取严厉措施打击高官贪黩:最高权力直接过问,不避权贵,从重从快。这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腐败的蔓延,清代在康乾年间一度呈现吏治清明的盛世之象。但是,专制制度决定了清代反腐行动的根本局限——反贪政治化、非法制化、形式化,这是清代反贪不力,高官贪腐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

科技进步的行政化约束与对策研究

采用对比方法,指出当前中国科技存在科研机构大而不强、对外技术依存度居高不下、高层次人才缺乏、科技产出低水平重复及国际分工地位低下等不足,并从价值迷思、角色迷思、体制迷思和社会迷思4个角度分析了行政化官本位行为意识对科技发展的阻碍,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

也论“官本位”现象存在的原因

建立在分散的农业小生产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社会的高度集权体制是当今现实生活中“官本位”的历史根源。其中小生产是“官本位”的社会经济基础,高度集权是“官本位”的体制根源,而知识等级制强化了人们“官本位”的思想观念。所以,通过体制改革,实现经济的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是清除官本位的根本途径。

党政领导干部队伍的结构性缺陷探析

干部队伍结构关系执政基础和政府稳固,体现执政党的先进性。以实证方法从干部的来源、年龄、知识、职位和数量等五个方面分析干部队伍结构的突出问题,从布局和机制上提出五方面对策建议:高度重视从基层一线发现和选拔领导干部;科学把握干部年轻化的内涵;统筹兼顾社会各阶层各领域人才的从政机会;切实做好干部的交流工作;加大干部资源开发的力度。

大学去行政化是梦? 非梦?

大学行政化恣意蔓延实在是危害大学生命。目前,我国关于大学去行政化形成了一个共识:大学需要行政但不能行政化;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探索:学者的理论探索,政府与大学的实践探索;要明确三个关系:政府、大学与学者的关系;存在四个困惑:没有行政级别的大学恐怕会陷入暂时性混乱,去行政化是国际大学管理面临的难题,大学内部改革是体制改革最艰难的过程,大学内部官学一体化是去行政化的难点;要实现五个突破:让大学依法自主办学,让大学回归学术本位,让大学实施官学分离,让大学实现行政服务,让大学拥有改革实验区。

解剖高校教师“学而优则仕”现象

当前高校中存在着知名学者、教授“学而优则仕”的现象 ,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 ,包括 :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高校行政权力的泛化与社会官本位思想 ;把担任行政职务当作一项鼓励与挽留人才的政策措施 ;用人的晕轮效应 ;

论北朝官品序列中的“五品”界线

北朝取法魏晋,以九品官品取代汉朝禄秩衡量职级高低。官品序列当中存在明确的层位划分,五品是重要的界线,文献中不乏标识五品凸显身份的事例。五品以上官员享受特殊的权益,其境遇与五品以下不可同日而语。北朝格外重视五品的分界功效,固然受传统政治理念的约束,但官僚体制的发展与门阀士族势力的崛起也是主要诱因,它的出现可谓两者的交集。北朝五品区位的划分是魏晋旧制的延续,又对隋唐制度产生巨大影响,此乃北朝作为中古制度文化传承枢纽的突出表现。

九品制、等级分:文化的传统与进步——兼论中国围棋、武术采用日本武技段位制的欠妥

许多日本体育项目的九段制,其起源是中国古代的九品制。段位制有着浓厚的封建等级制度的痕迹。怎样评价和看待日本武技文化,已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或学术的问题。因此,我们的围棋特别是武术,不能无原则地袭用日本的九段制。

宋朝卖官述略

宋朝卖官可分为制度性卖官和官员私下卖官两类。宋朝设置卖官制度,既与它崇尚文官政治有关,更与它解决财政窘急颇多关涉,故进纳授官成了宋朝卖官的主要形式。进纳人按其阶级成份,主要为乡村户中的地主和坊郭户中的富商,但由于宋朝历代对进纳得官者限制很严,所卖之官主要是虚衔,导致进纳人在官场颇受歧视,不过他们有时倚势横行,实力不可低估。而与进纳制度不同,官员的私下纳赂卖官,出售的则是实职的差遣。举凡大臣、宦官、将帅、人事部门官吏等,均不乏私下卖官自肥者,尤其自宋徽宗以降直至宋亡,私下卖官之风日益炽盛,官场腐败实与私下滥卖官衔有莫大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