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最后手段性的根基及实现

在抗制犯罪这种反社会的行为时,刑法的机能决不是无限的。刑事处罚作为调整社会关系,处理违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在其他手段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即不得已的范围内适用。刑法的最后手段性体现了一种"慎刑"思想,已成为近现代刑法的基本价值理念,而其确立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根基。在我国,树立刑法的最后手段性观念,对刑事政策的制定、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刑法最后手段性的基础分析

在抗制犯罪这种反社会的行为时,刑法的机能决不是无限的。刑事处罚作为调整社会关系,处理违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在其他手段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即不得已的范围内适用。刑法的最后手段性体现了一种"慎刑"思想,已成为近现代刑法的基本价值理念,而其确立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根基。在我国,树立刑法的最后手段性观念,对刑事政策的制定、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治安管理处罚的谦抑性探析

刑罚中应用比较普遍的谦抑性原则在行政处罚领域却鲜有提及,这对控制同样是我国对公民权惩处方式的行政处罚而言是不足的。而在与刑罚衔接最为密切的行政处罚种类治安管理处罚中,其调整对象、指导理念和行为要求方面却都有谦抑性的要求和体现。研究治安管理处罚的谦抑性,首先表现为治安管理处罚权的设定和存在必须谦抑,其次是治安管理处罚权的行使和调处过程要体现谦抑。

民生风险理论与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

民生风险是指包括生产、生活在内的社会活动对民生可能造成危害的风险,规制民生风险的刑法就叫做民生刑法。食品安全问题是民生风险的一项重要内容,包括食品生产制造(包括储存、运输等所有"食品入口"之前的环节)时难以避免的"工艺风险"、对食材配料定位不断变化的"认识风险"及生产和配料中的"人为错误"。其中"人为错误"是行为人能够或应该认识到并加以控制的对食品安全的侵害。而工艺风险和认识风险因难于预测、不易避免,其刑法适用尚待进一步探究,而不能简单地引入"风险"观念,通过加大打击力度、增设新罪来解决。民生风险和民生刑法的概念就避免了"风险"理论对刑法基本底线的违背,较好地把握了理论节度,成为规制食品安全较为合适的刑法指导性理念。

论自愿交易型非法行医行为

与欺骗性的非法行医行为相比,自愿交易型非法行医行为的人身危险性和客观危害性均小得多,而且其可罚的公众基础具有减弱性。因此,自愿交易型非法行医行为具有特殊性,应该单独作为非法行医罪的一个条款加以规定,并应坚持刑罚的谦抑性原则,从轻处罚。

我国网络盗窃犯罪的刑法规制

我国网络盗窃犯罪的刑法规制存在虚拟财产立法保护滞后、刑法适用模糊、刑罚设置片面等问题,司法上亦存在行为定性之争、数额认定不一以及既遂判定相异等问题。主张重新审视刑法谦抑理念,强调刑法的处罚范围既不是＂越窄越好＂也不是＂无限扩张＂,而是根据国民的预测可能性确定＂妥当的处罚范围＂。通过立法解释明确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帮助信息网络活动罪的适用。网络盗窃行为构成犯罪的以盗窃罪定性,以提现说作为既遂的判定标准,以被盗财物的价值认定盗窃数额。从而在立法上消除漏洞、严密法网;司法上统一标准、指导司法。

论犯罪化的原则

宪法或者国际条约没有提供过多的显性规定约束刑事立法权,以立法道德的方式存在的隐性立法理性是:伤害原则或者法益保护原则为制约犯罪化的政治原则,其不仅担负着刑罚法规正当化的正面解释功能,而且还应当构成入罪的最低门槛;效用原则、自由主义原则和刑法价值原则,应当作为伦理原则制约着犯罪化。

犯罪化理论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犯罪化理论。首先,本文讨论了宪法对犯罪化的影响,宪法法院避免宣布刑法条文违宪的倾向,民主作为犯罪化理论的替代物,以及犯罪化理论与宪法理论之间的联系。其次,本文讨论了法益说,损害原则,对于“他人权利”、道德价值和集体利益的保护。最后,本文探讨了在犯罪化理论下,应该预防什么样的行为,并重点讨论了涉及最后手段与犯罪归责的调和原则。

作为适当原则的刑法

刑法的最后手段原则这条公理受到质疑。确实,自由不可计算,但自由种类有高下,在设立刑罚时应该考虑到受刑人的个体感知。这场质疑背后的中心矛盾是自由与风险的紧张关系。对此,可以进一步区分不同的自由。对于存在无法容忍的风险的领域,刑法的介入没有意义;对于涉及民主政体根本和公民个体自由这类的自由,自由优于安全;其他领域,则安全优于自由。道路交通案件则介于两者之间,需要在监管和自由之间选择合适比例。因此,并不是其他措施都无效就可以动用刑法,最后手段特性仍然是刑法的固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