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学理念与司马迁对厉世政治的书写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以周厉王出奔次年为纪年之始,凸显了周厉王在《史记》叙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司马迁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其在汉代《公羊》学“拨乱世而反诸正”及“大一统”尊王思想的影响下,希望仿照孔子修撰《春秋》的行为,在所撰史著中呈现出由乱达治的历史运动过程。司马迁在凸显周王室“天下共主”政治地位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并忠实记录春秋以来周王室丧失上述地位的历史现实。为缓和观念与事实分离所形成的张力,司马迁又从西汉王朝承秦而来这一实际状况出发,将春秋战国时期僻居西陲的秦国列为《史记》十二本纪之一,以春秋以来秦国的纪年上接西周王年,从而在历史书写中倡导并践行了“以秦继周”的历史观。

《史记》“周秦合别”问题考辨

公元前384年,秦献公问鼎秦公宝座,自此,积贫积弱之边鄙秦国拉开了大国崛起的帷幕。秦献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西入秦国,在拜会献公时,作出了"始秦与周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的断言。周秦之"合""别"该当何解?太史儋之言辞性质如何?是谓霸王,所为何指?学界争论下为求钩深取极,辨正然否,从周代礼制、官制官职、秦之建国以及战国中后期秦国国情等几个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剖析,以获得更接近历史真相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