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中的情理和法理

"法不容情"这种情法二分、情法对立的思维定势,对于法律至上、以法为教的法治思维始终是一种阻遏因素。为此,从立法、执法、司法、用法4个方面来重新定位法治思维体系中情法两者的逻辑关系,从而坚守情法一元的理想法治观。认为:说"法不容情",这只是一种缺乏法治思维的命题。在法治思维中,情理和法理两者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要真正推进法治,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就必须在人们日常交往的情理中寻找法律的规定性,即以生活的规定性决定法律的规定性,并反过来用法律的规定性指导、调整和规范日常生活的规定性。

“三常思维”:法学方法论的统领性思维

法学方法论的常识、常理、常情思维即"三常思维",首先具有包含人性内容的实践价值性,即其拱举着现代人性法治与良心法治,并由此引申出一种法治观。社科法学和教义法学形成且秉持"三常思维"具有应然性。对于社科法学和教义法学的统领性及其对法学方法一元论的支撑,又一道说明着法学方法论"三常思维"的融合性。实践价值性、应然性和融合性使得"三常思维"成为法学方法论的"统领性思维"。最终,"三常思维"凝结着法学方法论的一种学术范式即"融合范式",并引申出一种法学教育观。

法秩序统一原理下公序良俗条款的司法适用

在民事案件中如何判断法律行为是否构成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一直是困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难题。“天策诉伟杰案”提供了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解决我国公序良俗适用困惑的新思路。从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概括而来的公序良俗涵盖了违法无效与悖俗无效的内容,其规范形式可以分成法令型公序良俗条款和裁判型公序良俗条款。依照现代行政法理论,公序良俗条款的适用本质上是为公共利益否定法律行为效力,它的适用要求是目的与手段关系符合比例原则。在具体操作上,应该针对两种公序良俗条款确立不同的司法适用技术:适用法令型公序良俗条款,必须证成法令管制目标正当、适当,以及法律行为无效满足最小侵害要求;适用裁判型公序良俗条款,必须证成裁判管制目标正当以及法律行为无效而符合利益均衡要求。

坚持教学基本原则,贯彻现代教学理念

公安院校是以培养能在公安实战部门从事专业工作的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高等学校。在组织和开展教学活动中,必须坚持教学基本原则,贯彻现代教学理念。公安法律文书教学旨在培养公安应用型人才必备的制作公安法律文书的能力。在公安法律文书课的教学实践中,贯彻“以学生为本,以应用为导向”的现代教学理念,必须坚持学用一致、讲练结合的教学原则。突破“灌输型”教育观,树立“学/导型”教育观,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自我发展的空间。紧贴公安实战,采用多元实践教学模式,按需施教,精讲多练,培养和巩固学生制作公安法律文书的能力。

以法律体系统一为视角再谈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由新《刑事诉讼法》第99条引发的思考

精神损害赔偿意指对公民因人身权受侵害而引发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其内涵界定未区分侵害行为的性质。横向考察我国立法,民法领域日益完善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行政法首度认可了国家侵权中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目前来看唯有刑事立法存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位。2012年《刑事诉讼法》大修,但其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仍予否定,这与我国立法大环境是不吻合的,违背了宪法所提出的法律体系相统一的原则。

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法理思考

当代世界的格局与发展趋势,促使对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诸问题需要一种理性思考,尤其是法律理性思考,本文就法律文化、人权及自由等国际争端中的法律焦点问题进行了法理分析,以期在理论上提供一点参考意见。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问题与完善路径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打击相应违法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适用规范性不够等问题。这既是立法规定未尽明确而给构成要件留有过多解释空间所致,也是不完善的司法解释给法律适用带来混乱的结果。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边界与底线的法治要求,解决本罪法律适用问题的路径,主要是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将特定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纳入包含《刑法》《传染病防治法》等的法律体系中;运用《刑法》第十三条的但书规定,合理衔接行刑关系;准确界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作出既合法又合理的定性裁判。

正当防卫与比例原则——刑法条文合宪性解释的尝试

比例原则作为法治国捍卫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项宪法性原则,对于确定正当防卫权的限度具有指导作用。正当防卫必须符合适当性和必要性原则,但狭义比例原则对它的制约却极弱。防卫限度的判断应在原则上放弃法益均衡的考量,这是基于合宪性解释所得出的合理结论。理由在于:第一,正当防卫不是公民代行国家权力的行为,故不存在全盘适用行政法上狭义比例原则的必然性。第二,狭义比例原则与正当防卫保障公民消极自由的性质不符。第三,法益均衡的必要性来自于社会团结原则,但正当防卫在总体上与该原则无法兼容。第四,警察防卫权的限度之所以在实际上严于普通公民的防卫权,不是因为它受到了狭义比例原则的限制,而是因为必要性条件本身会随着防卫主体防卫能力的升高而提出更高的要求。

剪不断,理还乱:民法典制定中民法与商法关系的再思考

民商分立或民商合一只能是形式意义上的划分,而非实质意义上的划分。就实质意义上的划分而言,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均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商合一立法例,而只有民商分立的立法例。不同的立法例各有千秋,利弊互见,但就法律之于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而言,仍然可得出孰优孰劣的判断。大陆法系民法典的制定有罗马法的基础,其形式理性都有相对确定的历史借鉴与传承依据,而商法典不同,它仅仅是社会现实需求的产物,是法律因应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理性考量与逻辑推理的结果。迄今为止我国的立法机关并未明确采纳何种立法例,而已有的立法现象和事实并不能得出我国属于民商合一的立法例。尽快制定我国商事通则的目的在于解决商事单行法律群龙无首、互不协调的窘境,尽可能地在民法与商法之间建立通畅的互补关系,进而科学地、理性地区分民法与商法,提高商法的适用效率与效益,完善我国的私法法治体系。

中国特色文物保护理论体系述略

中国特色文物保护理论体系内容丰富,本文就中国特色的"文物"概念,中国的文物三大价值观、中国的文物功用观、中国的保护同时代文物观,中国的文物保护单位系列理论等十个方面特色理论,构架中国特色文物保护理论体系,并述其概要。

服务商标刑法认定及适用的逻辑展开——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解读

服务商标具有相较于商品商标刑法保护的特殊性。假冒注册商标罪增加服务商标这一犯罪对象后,如何准确理解本罪中服务商标的概念、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内涵以及关联商标犯罪的具体适用范围至关重要。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以分类保护原则为中心,将服务商标刑法认定回归于“服务”本身,根据服务提供内容和目的对其进行实质判断。对于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理解以个别化解释径路展开,以彰显服务商标刑法保护的特殊性。对于关联犯罪的适用以体系化诠释路径为基础,将服务商标排除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规制范围,修正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商标标识罪的入罪门槛标准,在坚守罪刑法定基础上实现对侵犯服务商标犯罪的升维打击。

个人信息在国家机关之间传输的类型化治理

个人信息传输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条第2款规定的一种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国家机关之间通过数据共享技术传输个人信息,在我国数字政府建设中渐成常态。基于传输主体的组织形态、传输发起的缘由等不同因素,个人信息在国家机关之间的传输行为呈现一体化和点状式两种实践形态。前者是基于公共数据共享平台而展开的规模化传输,后者则是国家机关在履行法定职责或法定义务过程中,因职权互动或依职权主动而展开的个案式传输。从本质上而言,以上两类行为在法律属性上属于双元性事实行为。为了应对“一体化形态”的叠加风险与“点状式形态”的特殊风险,宜基于类型化视角对国家机关间个人信息传输行为进行适法性调适,以法律保留原则对传输行为区分不同的规范强度,根据程序正当原则对传输行为形成梯度性约束,并按照均衡性原则对传输行为进行差异化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