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科技支出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与机制

本文以城市群为切入点,运用静态空间杜宾模型、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和非对称反应模型,采用2011—2020年我国273个地级市数据,系统考察了财政科技支出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首先,财政科技支出对城市创新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本地效应和空间效应,且城市群城市财政科技支出对城市创新有更高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效应。其次,创新类别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策略性创新,现有财政科技支出总体围绕提高城市的实质性创新展开,但非城市群城市财政科技支出的实质性创新倾向显著弱于城市群城市;空间关系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集聚阴影”现象在样本期内显著存在。最后,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从财政科技支出策略互动行为来看,我国地级市间普遍存在财政科技支出策略互动行为,且相较于非城市群城市,城市群城市财政科技支出策略互补程度更低;从财政科技支出策略互动模式来看,我国地级市间财政科技支出策略互动模式为逐顶竞争,且非城市群城市有更为显著的逐顶竞争倾向。本文为推动城市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政府干预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科技创新资源优化配置是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和科技事业发展的先行区,明确其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差异及影响因素,对于打造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以政府干预为研究视角,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和DEA-Malmquist模型对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并采用Tobit模型以政府干预为核心解释变量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整体呈现递增趋势,上海、宁波、苏州、杭州、南京的效率值排在前5位,但是城市群内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差异悬殊,区域空间格局极不平衡,其中政府干预、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水平均对提高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建议长三角各地政府围绕从科技创新资源投入至产出的各个环节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并加强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科技政策跟踪审计对科技经费与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

运用2017—2020年中国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科技经费、科技政策跟踪审计与城市创新水平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科技经费积极影响城市创新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经费投入作用大于试验发展;科技政策跟踪审计对城市创新水平有显著影响,在科技经费与城市创新水平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且其调节作用在不同类型的科技活动中存在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科技政策跟踪审计对区域创新发展的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此外,科技政策跟踪审计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带动周边地区实现整体科技创新发展。

政府科技支出如何作用于区域创新能力?——区域创新中政府与企业、市场关系的思考

考虑区域创新中政府、企业及市场间的作用,理论分析中国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理,采用30个省区(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及港澳台地区)2008—2020年面板数据以系统GMM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其影响效应及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和正向滞后效应;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效力受到企业创新绩效、市场化程度的单门槛效应影响,存在效力发挥的关键期。研究有助于理清区域创新中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对政府资金干预区域创新的形式作出思考,提升政府科技支出效率,增强区域创新能力。

1996-2012年中国科技创新重心的空间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省域数据的研究

科技创新能力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将重心模型引入到我国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差异演变的研究当中,计算了1996-2012年我国科技创新重心并分析了其演变特征,通过比较分析和定量研究总结了驱动我国科技创新重心演变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科技创新重心16年来快速向东南方向移动,逐渐偏离我国几何中心;我国科技创新重心与高技术产业重心、经济重心和研发投入重心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科技资源的空间集聚、科技创新环境是驱动我国科技创新重心移动的主要因素.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对我国国家科技创新竞争力的提升作用研究

探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如何发挥其对我国国家科技创新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是保障重大专项有效实施的根本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区分国家创新能力和国家创新竞争力不同的基础上,界定了国家科技创新竞争力的内涵,并根据已有研究文献构建了分析国家科技创新竞争力的概念框架。应用这一框架探析了我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组织实施对于国家科技创新竞争力的提升作用,进而得出未来实施重大专项的一些结论和启示。

上海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及分析评价

通过构建城市科技创新发展能力的指标体系,以1995—2006年时间序列数据为依据,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上海科技创新能力进行实证研究。计算结果表明:上海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呈逐年上升趋势,尤其是科技创新投入能力和产出能力增长迅速,但城市创新支撑能力相对有限。

区域科技创新政策目标力及其演变评价--基于广州近16年政策文本的分析

本文从科技创新政策目标评价的视角切入,基于目标本体评价、绩效目标评价和目标管理评价3个层次划分,创造性地提出政策目标力评价概念。在界定其内涵与外延基础上,融合扎根理论发现的政策目标表达模型和内容分析法指导构建的目标力评价指标体系,以广州市近16年科创政策为例进行量化评估。结果发现:既有政策对目标的内涵、科学性及前后衔接阐释欠清晰,本级目标设定受上级对本市科技创新功能定位的影响明显,而政策目标管理在特定周期内“重两头轻中间”缺少恒定“抓力”。科技创新政策目标力评价可提供对政策目标体系调适的重要依据,带来绩效目标评价的信息启发,并为政策实施过程的“对症治病”提供指引。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中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根据当前科技创新活动的发展状况,从五个不同维度构建起高等学校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指标。选取2013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作为样本,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各省市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后,得出各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综合排名。发现中国区域间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因素对于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拉动作用不同,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主成分分析与评价——中原城市群科技创新能力的综合评价

对区域科技创新理论进行简要回顾和综述,并从科技进步基础、科技投入、科技产出和科技促进社会发展等四个方面构建科技创新能力的综合指标体系。文章选取九个样本城市,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中原城市群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并且对各个城市的综合科技创新能力进行排序和比较分析。

科技进步示范县(市)提升县域创新能力的建设经验与启示

截至2009年科学技术部共批准了140个科技进步示范县(市、区),他们在以科技为先导、培育和提升县域创新能力方面具备了一定的建设经验。本文在总结部分科技进步示范县(市)提升县域创新能力经验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推广和发挥科技进步示范县(市)的示范带动作用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中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

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进行了初步探讨,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重新设计,选取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作为样本,对各省市高校进行科技创新能力评价后,发现中国区域间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异,东部省市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一般都较高,西部省市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较弱,而中部省市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居于二者之间.

从国外视角看中国科技创新

本文梳理并分析了近年来国外知名媒体、智库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反映与评价,发现多数媒体和智库认为中国科技创新飞速发展,在多个创新领域超越西方,正逐渐成为全球创新的引领者和规则的制定者;也有少数媒体和智库认为中国在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上还有待提高,创新环境有待改善。本文认为,对于国外的称赞与批评,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继续坚持和发展优势,采取措施克服劣势和不足,坚定不移地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争取早日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

开放式创新与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CEO经历、能力平衡的调节效应

在涉农企业研发体量不足、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的现实约束下,选择开放式创新以获取异质性知识资源对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使用SBM—网络DEA超效率模型测算了2014—2017年我国2144家涉农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并实证检验了开放式创新对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以及CEO经历、吸收能力与集成能力平衡度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开放式创新对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呈倒U形;开放式创新未超过阈值时,CEO学术经历与研发经历均正向调节其对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反之,CEO学术经历有助于缓和开放式创新的负向影响,但CEO研发经历未起到缓和作用;吸收能力和集成能力不平衡度负向调节开放式创新未超过阈值时对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且加剧了其超过阈值后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拓宽了开放式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理论,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具有较好实践意义。

基础科学至关重要:新时期加强我国基础研究的意义及对策

基础研究是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前提和关键。本文阐述了基础研究对于增强国家科技竞争力,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需要的重要意义;并在系统评价我国基础研究整体能力和水平的基础上,根据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加强国家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科技评价工作以及建立研究型国家实验室的对策。

上海建设全面创新型城市的规划思考

在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上海要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必须不断适应城市发展的新要求,主动迎接创新带来的挑战。在创新型城市内涵和国际趋势解析的基础上,结合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目标,提出复合高效的空间利用、开放互联的空间链接、弹性预留的空间适应3大规划策略。基于产业现状格局,根据创新功能、产业类型与城市功能等特征,总结科学城、产业社区、创新城区3种创新空间模式,并对未来上海建设全面创新型城市的若干重点进行展望。

科技经济融合视阈下创新力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分位数和复合分位数变量选择方法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深度融合。在此背景下,科技与经济间的深度融合成为创新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对于不同的经济体,筛选不同分位数水平以及复合分位数水平下影响创新力的关键因素,并分析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对于发现创新力发展优势和短板,具有一定意义。本文以分位数回归和复合分位数回归为基础模型,构建科技经济融合创新力模型,以从科技经济视角,研究不同分位数水平以及复合分位数水平下创新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以期为政府及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研究表明,经济状况方面的因素对创新力影响最大;科学基础中的知识转移是影响创新力的重要因素。

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科技创新的组态路径研究

以全国228个地级市为样本,采用NCA与fsQCA探究数字经济赋能科技创新的组态路径,并以“准胡焕庸线”、城市规模、是否为国家创新型城市等为分类标准,剖析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路径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不存在引致城市高科技创新发展的单个必要条件,但产业融合对于城市高科技创新发展发挥相对普适作用。存在两条等效的引致城市高科技创新发展的组态:“政府助力下技术主导型”“政府助力下环境主导型”,数据基础和治理数字化存在潜在替代关系。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的组态路径具有明显的区位异质性、规模异质性及政策效应异质性,整体来看产业融合、政府支持、信息基础设施是各类型城市高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研究结论打开了数字经济赋能科技创新的“黑箱”,为各类型城市借助数字化驱动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

科技投入对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机制研究

增加科技投入是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近年来我国科技投入力度不断加强,庞大的科技投入对国家创新能力的作用效果到底如何?不同的投入形式和途径带来的结果有何差异?本文以专利申请数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为国家创新能力的指标要素,采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建立了科技投入对国家创新能力提升机制的仿真模型。通过Vensim PLE软件对系统内科研资金、人员和政策的变动以及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三大科研主体间资金和人员流动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进行了模拟,揭示了不同形式和来源的科技投入对国家创新能力的作用途径和效果。研究发现:(1)科研资金在配置过程中向高校流动,科研人员在配置过程中向高校和企业流动更有利于提升国家创新能力;(2)从科技政策来看,加大教育投入和专利保护强度都能有效地提升国家创新能力。

科创平台绩效机理研究:网络嵌入视角

基于科创网络嵌入,科创平台集聚了丰富的创新资源,打通了网络化合作渠道,但科技成果的经济效益却并未得到充分挖掘与实现,从而制约了科技成果反哺创新的协同机制。因此,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与能力理论、网络嵌入与信号传递理论,从网络嵌入视角探寻以成果转化为标志的科创平台效益提升路径。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科创平台集聚的资源及其平台网络结构有助于提升平台科创效益,并且这种提升作用是通过平台的网络化组织发挥资源整合能力和利用能力来实现的。同时,本文研究了以产业扶持政策为代表的政策因素对平台科创效益的影响,发现单一政策并不能对绩效产生持续的积极影响,而是在平台能力和科创效益之间发挥着倒U型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