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mulation Method and Management Principle for the Safety Base-line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e formulation of the safety base-line for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quality is not only basic needs of mankind maintaining the quality of survival environment but also concrete measures of red line system for nation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It is urgent to solve the problem in curren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how to draft the safety basa-line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quality.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connotation of safety base-line for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quality is defined firstly, and then the indexes for atmospheric importance, sensitivity and vulnerability are generalized. Moreover, formulation methods for red, yellow and green lines of the safety base-line for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quality are put forward ,and corresponding division principle and management principle are put forward finally.

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理论的海洋生态红线制度体系构建

文章回顾了生态红线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总结了我国海洋生态红线顶层设计框架,即从国家战略定位、红线制度设计和管理实施三个层面来展开。在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理论体系下,提出我国海洋生态红线制度体系的构建设想,共分为四个阶段:(1)技术标准体系,是红线制度确定的基础;(2)海洋生态红线基本管理办法,确立海洋生态红线的施行程序及行政地位;(3)海洋生态红线配套制度,主要从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宣传手段等方面来确保海洋生态红线的有效实施;(4)海洋生态红线后评估,包括绩效评估和监督考核,从行政体制上保证制度的有效执行。

我国划定生态红线的政策演进分析

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到经济社会稳定甚至人类生存发展。研究生态红线划定的产生和发展对未来生态保护制度建设、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文献分析法和系统归纳法,从政策时间、政策内容等方面对生态红线制度政策历程进行梳理,对生态红线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并针对现阶段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从整体上把握改革方向,为国家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和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城市生态红线划分的原理、方法及指标体系构建——以苏州市吴中区为例

为我国各地区划分城市生态红线、确定生态红线保护区的现实需要,在城市生态系统识别和划分城市生态用地类型方法的基础上,参照了国家与省市有关重点生态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划分的标准,依据生态红线划分的目标,从生态的重要性、脆弱性与危险性三方面着手,建立了生态红线划分的三级科学指标体系,并确定了生态红线保护区划分的方法。在5S技术支持下,创建了网格空间属性数据库,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叠加分析、空间分析等技术方法最终完成苏州市吴中区生态红线划定方案。为今后我国城市生态红线区划分和生态红线保护区的确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方法指南。

海洋资源环境超载红线区划定方法研究

提出采用海洋资源环境承载综合指数法划定海洋资源环境超载红线区的方法。通过分析我国海洋管理分区体系现状,提出海洋资源环境超载红线区是海洋生态红线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压力-承压-调节力为框架,建立海洋资源环境超载红线区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方法,给出指标标准值、权重、选择性与空间属性的确定原则,以盘锦市管辖海域为案例区,划定了海洋资源环境超载红线区。结果表明,具有调节系数的资源环境承载综合指数法较为科学地划定了案例区的资源环境超载红线区,盘锦海域超载红线区的面积占盘锦管辖海域面积的58.3%,主要分布在盘锦港口航运区、辽滨工业与城镇用海区和辽东湾农渔业区等海洋功能区内。

干旱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模式研究

水资源管理是水行政主管部门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手段对水资源的分配、开发、利用、调度和保护进行管理,以求可持续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改善环境对水的需求的各种活动的总称。通过水资源的有效管理,对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水资源管理模式是提高水资源动态管理的有效方式,为水资源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提供技术支撑。针对内陆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水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仍恶化、用水管理不够完善和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存在问题,分析和探讨了基于"三条红线"、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地表水与地下水联合调度和流域水资源集成管理的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模式。指出在未来应加强流域水资源污染研究,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流域水资源研究与流域水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研究。

“三区三线”统筹划定中永久基本农田布局优化方法与实证

科学统筹划定“三区三线”,是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的重要举措。针对“三区三线”底版不统一、边界不一致、存在交叉冲突等问题,提出了基于“三区三线”统筹和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的永久基本农田布局优化技术路线及布局优化原则,构建了永久基本农田生产-生态-景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在吉林省梅河口市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梅河口市永久基本农田优化后面积为91 680.82 hm^(2),增加1 290.69 hm^(2);质量等别为10级的耕地面积增加3523.99hm^(2)、12级耕地面积减少2324.85hm^(2);耕地连片度提高,平均图斑面积由1.91hm^(2)增至2.61 hm^(2)。优化后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增加、质量提升、布局相对稳定。2)生态保护红线内的20.74 hm^(2)永久基本农田以“开天窗”形式保留,城镇开发边界内的永久基本农田划出1 388.47 hm^(2)(主要为零星破碎、生态质量较差、不稳定的永久基本农田图斑),对仍在城镇开发边界内的优质永久基本农田,以“开天窗”的形式保留,使三条控制线无交叉无重叠。3)构建的永久基本农田生产-生态-景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将水环境风险指标作为生态功能评价二级指标,考虑了农业面源对水环境的污染风险,兼顾农田生态系统的生态调节和保护功能。该方法充分体现了保障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兼顾城市发展思路,农业、生态、城镇空间布局得到统筹优化,可为新形势下科学开展“三区三线”统筹划定及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提供方法借鉴。

城市生态保护红线与生态控制线协调性研究

生态保护红线与生态控制线是生态空间保护的两条主线,两线既有差别又紧密联系。生态保护红线是维护区域和城市生态安全的格局和数量底线,生态控制线是控制城市开发边界和保障生态安全划定的生态用地控制线。地市是两线划定的适宜尺度,本文在总结高、中、低不同开发强度城市两线探索实践的基础上,从两线联系与差异角度进行协调必要性分析。两线在概念内涵、法律地位、划定内容、技术方法、管控要求上的差异既是衔接的重点又是衔接的难点。然后,从空间、内容与管控等角度提出两线协调的思路,空间协调解决工作底图不统一、话语权不对等问题,内容协调解决生态用地保护目标不一致问题,管控协调解决部门管理准入条件不一致问题。最后,从工作机制角度,提出促进两线衔接的若干建议以及未来两线重点完善的内容和主要方向,为地市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城市水环境红线体系构建与划定方法研究

城市环境总体规划是一项重大环境管理制度创新,目前全国已启动了24个城市的环境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其中划定环境红线是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的核心内容。结合北海市环境总体规划编制实践,首次提出了城市水环境系统解析的技术框架,将水源保护区、水(环境)功能区、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作为研究对象,建立水环境红线划分体系,并创新性地提出将水域控制单元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分区相结合的地表地下协同控制方法,初步构建适用于城市发展与建设的空间规划体系。

“三线”体系及划定技术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贵州省在"三线"划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也存在规划指标冲突、部分工作推进缓慢、红线划定技术力量薄弱等问题。基于贵州省资源环境实际和已有工作基础,文章构建了符合贵州省实际的"三线"体系,凝炼提出了贵州省"三线"划定的技术方法。从加强空间规划编制、健全"三线"法律法规、建立完善经济补偿制度、优化信息管理平台和建设项目审批制度、强化"三线"实施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了系列管控措施。

地理信息技术支持的“多规合一”——以常州市新北区为例

开展"多规合一"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落实供给侧改革的必然要求。本文以地理信息技术为基础,以土地利用规划为底盘,统一城乡规划、环保规划、农业发展规划等的空间基础;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为目标协调各规划,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城市开发边界,实施严格的空间管控。最后,以常州市新北区为试验区,分析各规划的差异并落实重点项目,引导国土空间有序开发,优化资源空间配置,形成国土空间开发规划"一张图"。

徐州城市地质调查在城市“三线”划定中的应用

随着人口和经济活动的进一步聚集,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三线"(即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城市开发边界线)的划定在我国经济结构实现转型发展关键期,对优化城乡空间结构、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严守生态底线等至关重要。以徐州城市地质调查成果为基础,基于地质条件对城市发展的制约和影响,提出城市"三线"的调整建议,不仅可为构筑生产空间集约、生活空间宜居、生态空间优美的城市空间格局提供地质依据,亦可为城市地质调查工作提供工作转型和战略调整方向。

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的空间管控体系研究——以贵阳城市环境总体规划为例

环境空间管控和环境空间规划是我国城市空间规划体系中的短板,我国亟需建立起一套城市环境空间管控体系,来参与城市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进而彻底扭转城市环境污染被动治理的尴尬局面。构建覆盖城市各领域的环境空间管控体系是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的主要任务。本文梳理了我国环境空间管控发展现状和问题,从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的角度,在城市层面构建了由环境功能区划、以生态保护红线为核心的严格管控区以及环境承载调控等手段组成的环境空间管控体系,并以贵阳城市环境总体规划为案例,进行了环境空间管控体系的构建。最后提出了实施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空间管控的政策建议,保障空间管控体系能够落地和发挥作用。

地下水源环境质量红线划定技术方法研究

地下水源环境质量红线是"生态保护红线"整体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划定是"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的充分体现。以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边界作为地下水源环境质量红线,"红线"内按照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管理要求实施相应措施。以滕州市某地下饮用水源地为例,利用MODFLOW建立研究区地下水流模型。选用某正常年份4个地下水位观测井的实测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结果显示,4个地下水位观测井,最小误差为0.14m,最大误差为1.87m,模型计算水位与实际水位较为接近。利用MODPATH进行粒子反向追踪,以粒子运移100d所圈定的区域边界作为地下水源环境质量红线。水源地中心位置距红线最大距离为260m,最小距离为150m。

“生态保护红线”的法定解释及其法律实现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29条将"生态保护红线"从原先的政策范畴提升至法律范畴,体现了国家强化生态保护、保障生态安全的坚定决心。在法律解释层面,为避免概念的重复和混乱,"生态保护红线"仅包括生态空间保护领域,不涉及环境质量与资源利用领域。在法律实现层面,目前国家层面的相关立法和一系列政策文件已经就生态保护红线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与技术指引,各地也通过制定地方立法、规范性文件、发布相关法律文件等方式积极推进并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的"落地",取得了良好成效。下一阶段需要提高相关地方性规则的法律效力与法律位阶,实现生态保护红线保护与管理工作的法治化。

城市生态红线规划方法研究

长期以来,城市生态空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管理,由于对城市生态用地概念的界定模糊,理论学界对其内涵难以整合、城市规划管理缺乏对城市生态用地规划编制、审批、实施管理的有效措施,导致我国目前生态空间日益受到威胁,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态势。2012年实施的新的城市用地分类,突出了土地的生态价值,但却仍未明确生态用地类型。基于此,并在对天津市生态现状调查的基础之上,运用LUCC(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土地分类法,ANDERSON(基于遥感数据的土地利用/地表覆盖分类系统)分类法,CORINE(欧盟环境信息协调)分类法等土地分类方法,结合天津市的生态系统,生态空间布局和土地生态功能,研究出适用于规划设计、编制、实施管理的生态用地分类方法,便于城市生态红线规划管理的操作。

生态红线内矿业权退出的问题及对策

生态红线是国家为了保护区域之内的生态环境而划定的需实施特殊保护的区域,生态红线随着时间、政策和管理目标变化而发生变化,难免会与既存的矿业权发生重叠性冲突。生态红线内矿业权退出面临违规状况不清楚、权利义务不清晰、法律规定不清晰、法律责任划分不清晰的困难。完善生态红线内矿业权退出机制建议:(1)摸清生态红线内矿业权存在的底数;(2)建立梯次退出机制;(3)划定权利义务关系;(4)明确退出补偿标准;(5)规定生态补偿标准;(6)立体化监督与公众参与。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机制研究

民族地区多处于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是我国生物资源最富集、生态环境最优美的区域,也是各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高发区域,需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健全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根基,完善地方法规体系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根本,“合宪性法规审查”是确保地方立法质量的法治举措。《生态环境保护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制了“生态红线”,必须用综合行政联合执法举措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的综合行政执法体系,规范以协商救济为核心的生态环保约谈机制。需要用最严厉的执法司法手段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制定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条例,实施刑事制裁、民事赔偿与生态补偿三位一体环境修复责任制度,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实施全过程都要接受“合宪性审查”。

海洋生态保护的法治要求:海环法修订视角下的实证解读

海洋生态保护的法律制度化是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的必经之路。为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近年,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进行了两次修订,正式完成了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的理念转变。围绕海洋生态的系统管理,"生态保护红线"首次在海洋领域得以确立,并成为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制度;30万元行政处罚上限的取消,突出体现要对海洋环境违法行为实施最严厉的处罚;在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进程中,提倡以"监督"代"许可"的新型管理模式。为促使各项制度顺利落地,需参考"生态保护红线"配套制度陆续完善相应配套制度。而在保障《海洋环境保护法》整体的实施效果上,应推进海洋督察法律制度的构建。

基于生态控制的城市开发边界与生态保护红线“两线合一”划定方法研究

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与城市开发边界,是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的重要途径。论文在对城市开发边界划定试点城市划线方式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理论和生态适宜性分析,以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两线合一"划定为例,提出"守住底线,总量控制,留有余地"的生态控制型城市开发边界与生态红线"两线合一"的划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