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交通可达性与城市竞争力的城市腹地范围识别——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通过构建相应指标体系,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测度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竞争力。在GIS软件支持下,基于时间成本距离栅格的交通可达性分析,利用场强模型,对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腹地范围进行识别。研究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竞争力空间分布差异较大,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达5.84倍,与行政级别具有一定关联性。从交通可达性来看,1 h圈空间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附近,≥3 h圈主要分布在远离省会城市的外围地区,以及岳九咸(岳阳、九江和咸宁)省际交界区。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间交通发展缺乏统一规划与协调性,内部交通联系较为薄弱。从空间场强来看,高场强区集中于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低场强区分布于交通通达性较差的边缘与外围地区,尤其是省际边界地区。场强空间分布与城市竞争力与交通可达性分布具有较强的吻合度,但省际间协同发展程度低。城市腹地范围来看,湖北省大部分城市腹地面积较小,江西省城市腹地面积相对广阔,湖南城市腹地面积居中,三大省会城市腹地面积远超过其他城市,意味着长江中游城市群业已形成以省会城市为多中心的复合型极核发展格局,但内部一体化程度偏弱。从腹地与行政范围的层叠结果来看,城市腹地与市域行政范围吻合度较差,省会城市扩伸率要高于其余城市,而且三大省会城市的域外腹地面积比例远高于其他城市,九江、岳阳、宜昌、常德、新余、景德镇等地域外腹地面积比例也较高。总体来说,长江中游城市群仍停留在子圈内一体化的阶段,还未实现三圈融合和高度一体化发展阶段。

射线追踪技术在城市环境场强预测计算中的应用

为了计算在城市环境的基站服务区场强分布,使用的传播模型是“混合预测算法”,仿真计算是应用射线追踪技术来实现。应用射线追踪技术考虑了多面体模型中“阴影测试法”、多面体面模型及其电特性、射线追踪可视化技术等。最后给出了一个实例说明本方案的可用性。

珠三角城市群内部空间相互作用研究

城市群的概念近来引起热议,对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的探寻对于科学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珠三角城市群作为研究案例,基于主成分模型,选用指标体系对珠三角城市群的城市综合规模进行定量测定,同时结合场强模型划分了珠三角内九大城市腹地范围。结果显示珠三角城市群当前仍旧存在区域内城市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广州深圳双城独大的状况仍旧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同时结合腹地面积与行政区面积的分析认为,腹地面积更多取决于城市的发展实力与城市的区位,城市决策者在制定城市发展策略时应该从区域视角出发而非止步于行政区的限制。

基于可达性与竞争力的城市腹地范围演变研究--以扬子江城市群为例

交通网络演变深刻影响着中心城市腹地范围的变化.选取1999年、2005年、2011年、2018年4个年份作为时间断面,在扬子江城市群社会经济数据和交通地理数据的支持下,利用改进场强模型并结合GIS方法,研究扬子江城市群腹地范围演变,并提出扬子江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思路.研究表明:(1)扬子江城市群可达性有明显改善,高等级公路大发展时期可达性相对较差,平均可达性大于1.5 h的区域面积占比为42.4%;到高铁稳定发展时期,扬子江城市群平均可达性为1.5~2 h的区域面积占比仅为0.5%,1.5 h通勤圈已基本形成.(2)扬子江城市群腹地范围演变表现为苏州的腹地较大,腹地面积占比基本在50%以上;南京腹地面积占比基本在20%左右;南通腹地面积占比基本在10%左右;无锡、常州、镇江、泰州、扬州的腹地相对较小.(3)扬子江城市群协同发展设想:打造增长极,引领区域一体化发展;优化苏中可达性,打造1 h通勤圈;加速跨江融合,缩小区域差距.

城市轨道交通数字集群系统的场强设计

阐述数字集群系统(TETRA)作为城市轨道交通无线调度通信系统,在不同无线信号传播环境下其网络场强覆盖的特殊要求；提出场强覆盖设计的基本原则,给出无线信号场强设计计算模型；针对越区切换和多径干扰等问题,给出基于场强覆盖的解决方法,以确保TETRA调度指挥功能的实现与优化。

浅谈城市轨道交通车地通信质量的提升

对于采用CBTC系统的城市轨道交通,车地通信质量会间接影响客运质量.以广州地铁21号线为例,从信号场强覆盖、单个无线AP点功率提升、列车场强数据采集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车地无线通信质量的分析方法,提出改善无线通信系统质量的措施.

交通驱动下湘西地区旅游城镇集聚场强时空演化及影响机制

交通基础设施在区域旅游一体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旅游城镇集聚格局的形成和优化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运用复合区位熵和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测度湘西地区2000—2019年旅游城镇集聚水平和交通可达性,借助改进的场强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探讨旅游业发展典型区域的旅游城镇集聚场强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湘西地区旅游城镇集聚场强值和交通可达性呈不断提升的态势,交通最优辐射范围在1.6h以内。(2)旅游城镇集聚场强空间格局经历了由“单向主导型”到“双向互动型”的动态演变过程,具体表现为以凤凰为主的高场强区转向以武陵源、永定和凤凰为龙头形成的三大高场强区;交通可达性表现为以中部地区为中心沿南北轴线扩散的不规则圈层结构。(3)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人居环境状况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通过改善交通条件而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促进旅游城镇人口、土地和产业等要素聚集,提升地方旅游经济效率,并增加资源利用的机会成本,进而推动旅游城镇集聚空间结构实现了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的转变。

中国城市场强格局演化及空间自相关特征

将城市场强与空间自相关结合起来,研究中国661个城市辐射场强和城市间的互动关联强度。从场强看,北京、上海、广州等超大城市辐射作用增长迅速,已形成全国性的辐射圈层结构;围绕沿海特大城市及武汉、郑州、重庆、成都等中西部的区域中心城市,已具备孵化若干区域级城市群的城市化土壤;在地区尺度范围,全国大量地区性中心城市所形成的辐射场强,则培育了都市区发育的城市化土壤。从互动关联强度看,沿海地区城市间相互作用和互动关联性明显高于内陆地区,不仅促进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超级城市群的日趋成熟,而且推动辽中南、山东半岛等次级城市群发展壮大。然而,内陆地区大部分城市目前还处于相对孤立发展状态,城市间互动关联性较弱,城市群发育潜力尚未得到真正激发。

皖江城市群旅游经济空间联系格局

在皖江城市群作为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示范区背景下及区域交通网络化、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新形式下,对皖江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和影响范围研究就显得必要。以该地区10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为主线,以界定旅游中心节点、测算旅游经济联系量和场强模型为手段,构建皖江城市群旅游圈。研究表明:以合肥和芜湖为双核的皖江城市群大旅游圈,其内部分为3个次旅游经济圈,北部以合肥为中心,包括六安区域、滁州和含巢湖整个水面的大部分区域的合肥旅游圈;西南以安庆为中心、池州为副中心,含铜陵一部分地区的安庆旅游圈;东南以芜湖为中心、宣城为副中心,包括马鞍山和部分巢湖区域、部分铜陵区域的芜湖旅游圈。最后提出了3个旅游经济圈发展的旅游规划建议。

基于辐射扩散测度的中国城市群发育格局识别

基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采用合适的场强模型对中心城市辐射作用强度的高值区域识别,是界定城市群空间范围和全国城市群发育格局的重要方法。首先,以区县单元2010年的GDP和人口的几何平均值作为核心城市的结节性指数,采用辐射场能模型计算657个中心城市的辐射场强,得到全国公里栅格单元的辐射场强累加值;然后,用剖面曲率公式计算地理表面场强曲率,识别曲率高值区域即是辐射场强变化的"拐点"区域,研究确定识别城市群的空间曲率的两个关键阈值分别为60和80;最后将这些"拐点"区域所围成的场强高值区域提取出来即是城市群的空间范围。最终识别出:全国2010年共发育有18个城市群,其中都市连绵区、准都市连绵区和联合都市区的个数分别是3个、6个和9个。

城市空间自相关特征及腹地空间格局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通过构建城市综合实力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测算了福建省67个县级城市的综合实力并将城市划分为4个等级。在GIS平台中,计算局部莫兰指数,采用GIS栅格分析方法,利用场强模型对不同等级的城市腹地进行了划分。结果表明:福建省城市综合实力空间自相关特征表现为中部沿海的大城市集聚和北部的小城市集聚;福建省场强分布与700m等高线分布特征基本一致,场强值分布呈现明显的"一主一次"双轴线特征,次一级城市空间格局与高一级城市场强空间分布特征高度相关,高等级城市腹地呈垂直于海岸线的带状分布;地级城市腹地与行政区面积相似,但范围存在大量彼此交叉;县级城市腹地与行政区差异较小,城市腹地间以并存关系为主。

城市水资源需求场理论及应用初探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水循环也从最初的自然水循环演变成"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二元水循环理论的提出,为水文水资源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新方向.迄今为止仍然没有统一的数理公式对二元水循环过程进行精确描述.本研究以城市为重点,深入剖析了社会经济用水需求对水循环的干扰和驱动原理,通过类比物理学中的麦克斯韦方程组,初步定义了城市水资源需求场——"水场"的概念,提出了城市"水场"强度的计算公式.以海河流域22个主要城市为例,应用水场强度计算公式定量描述了海河流域的水场强度,分析了水资源的流动趋势.结果表明,水场强度公式能够较好地描述城市水资源的驱动力和流动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