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县域城镇化的困境、实现逻辑与路径选择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深入剖析县域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探究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县域城镇化的困境、实现逻辑和路径选择是探索城镇化道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工作重点。研究显示:第一,县域城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演进,其演进过程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第二,新时期推进县域城镇化发展需要认清理论误区、破除现实困境。认清理论误区在于既要更新县域城镇化概念,辨析城市化、农村城市化、城镇化和县域城镇化的区别与联系,也要坚持县域工业化发展,避免县域工业化与发展特色经济混淆。破除现实困境在于,一是破除县域城镇化区域发展不平衡困境,收敛区域差异;二是破除中西部县域产业承接能力不强,产业结构趋同困境;三是破除县域人口结构失衡、教育养老资源供需失衡困境。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决定了县域城镇化的实现逻辑,体现在人口规模巨大化意味着县域城镇化面临人口优势和结构失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求县域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要求县域城镇化重视物质和精神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县域城镇化坚持绿色发展。第四,县域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包括制度保障、新型工业化发展、人口和服务供需均衡、文化传承和绿色发展五个方面。

中国式城镇化:从传统城市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人类文明经历了农业文明时代,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开启了城市化进程。中国的城市化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起步晚,因此在中国城市化前期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跟随者和模仿者,以“物”为主的城市化成为发展的方向,因而也出现了若干城市病。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遵循。因而,跟随西方传统城市化的发展,不符合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初心,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选择了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并以新型城镇化为抓手和新路径,扭转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构建。中国从传统城市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有其历史逻辑,也是“两个结合”的中国化与当代化表达。

农业转移人口县域市民化的逻辑嬗变、主要类型及推进路径

随着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趋势日渐明显。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县域市民化成为优化我国城镇规模结构、促进城镇体系协调发展,进而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大目标任务。在各项战略政策实施见效、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等方面的综合影响下,农业转移人口在县域的市民化逻辑发生了嬗变:空间层面上由单向流动转变为“城乡两栖”,职业层面上不再需要完全脱离农业,身份层面上城镇户籍的吸引力不断下降,观念层面上随时随地都能学习现代化生活方式等。空间、职业、身份和观念四个方面的传统定义不再适用于县域市民化,农民的收入成为其是否市民化更为科学的判断标准。当下农业转移人口县域市民化主要有产业城镇化、教育城镇化和婚姻城镇化等多种路径,产业城镇化路径下的县域市民化相较于其他两种更易获得成功。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县域市民化还应主要致力于提高农业人口的收入、降低他们的生活支出,并立足县域实情大力发展产业。

ICT应用下居家养老服务“数字鸿沟”的形成机理与规划对策研究——以福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老龄化与信息化相互交织的关键时期。研究ICT应用下城市老年人获取居家养老服务过程中“数字鸿沟”问题的形成机理与规划对策,对于老年友好社区的智慧化升级与智慧社区的适老化设计有重要意义。以福州市中心城区为例,运用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不同类型老年人的信息化水平,比较其对不同类型ICT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的使用意愿与使用能力,进而探究ICT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形成原因和发生场景。在此基础上,结合福州市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现状,提出社区信息中心的功能组织与空间配置策略,以期为弥合城市老年人智慧居家养老“数字鸿沟”、提升智慧养老服务供需匹配水平提供借鉴。

城乡等值化视角下旅游驱动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与作用机制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而乡村治理又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通过旅游驱动乡村治理已在实践层面和理论研究中受到持续关注,但是对其理论逻辑和作用机制的探究还有待深化.该文基于城乡等值化视角,分析旅游驱动城乡要素流动改善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能够打破乡村治理的边界,桥接城乡要素的流动,通过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循环流动来推动乡村治理;2)在城乡等值化背景下,乡村旅游通过调整土地、人才、资本、文化、生态、技术等城乡要素的流动状态,在乡村治理层面形成响应,进而助推达成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治等多元治理目标;3)应根据乡村旅游发展实际,将其置于城乡协调发展的整体框架下,旅游驱动乡村治理的积极贡献才能最大地发挥出来.

能动司法背景下城区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逻辑与进路——以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的“花乡做法”为中心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的“花乡做法”表明,诉源治理是当前城区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诉源治理基本上覆盖了纠纷发生前后全过程,纠纷发生前主要以风险预测为主,纠纷解决中则以工作指引、调解指导及裁判说理等方式为主,纠纷解决后则以司法建议为主。人民法庭的诉源治理策略贯彻着“政策—法律”“跨界—守界”双重逻辑,前者是人民法庭的一般逻辑,而后者则是城区人民法庭的特有逻辑。双重逻辑内部存在着结构性张力,城区人民法庭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应从分工转向合作,通过诉源治理增强分工合作的主动性与灵活性,与其他非司法性力量协同解决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

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政策的演进、逻辑与路向

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既有利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也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目标。在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过程中,政策支持是实现教育公平发展目标的“稳定器”,即政策在顶层设计与具体实践中能有效把握义务教育发展方向、诊断义务教育症结和促进义务教育改革。从政策演进来看,义务教育政策经历了从非均衡到基本均衡再到优质均衡三个发展阶段;从政策逻辑来看,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政策经历了目标上保底到促优、内容上模糊到清晰以及主体职能上错位到归位的演变过程;从政策的优化路径来看,城乡义务教育政策不仅要打破以往“自上而下”政策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政策实践的惯性思维;更需要在多样性政策制定、动态性政策执行与有效性政策评估中夯实其发展基础。

基于价值链逻辑的历史文化整体性保护及其创新性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在发展中完善,逐渐形成了增强文化自信、振奋民族精神的文化场域和整体性保护的中国方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石。随着我国文物保护体系、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体系和传统村落,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多元化形态和价值凸显,新形势下适应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目标及其创新发展诉求,从文化遗产本体价值-关联价值-转译价值出发,基于价值链逻辑,阐释文化遗产的时空脉络和文化内涵,即文脉价值;针对现实矛盾与发展困境,从多头管理的现实出发,建构以历史文化价值保护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和保障;从人与遗产环境的共生关系,认知其社会价值,并适应于社会经济需求和价值约束,实现文化传承与复兴发展,即从固守到“守正适变”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基于场景理论的城市历史空间更新逻辑框架与介入路径

当前我国城市历史空间更新呈现空间同质化开发、产业单一、原有居民流失等问题,亟待寻求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文章通过阐述场景理论的产生及应用价值,梳理城市历史空间更新中存在的矛盾,构建基于场景理论的城市历史空间更新逻辑框架。基于介入本质、介入核心、介入关键形成对文化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介入内涵解析,提出文化基因推进场所建设、蜂鸣效应促进消费互动、价值认同增强多元治理以及虚拟现实回嵌历史时空的城市历史空间重构介入路径,以期拓展城市历史空间理论的研究视角,为我国城市更新实践提供科学指引。

城市数字治理:逻辑框架、风险情景与优化策略

城市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嵌入,重塑城市治理体系,强化城市治理能力的过程。作为一个理论与政策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命题,研究城市数字治理问题不仅要考虑其自身蕴含的学理逻辑,也要能够反映国情现实并体现政策导向。通过构建“目标—行动—保障”的城市数字治理逻辑框架,分析城市数字治理存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数字技术偏见”风险、组织实施领域的“数字技术依赖”风险和行为规范领域的“数字技术滥用”风险,提出统筹“总量”与“结构”、“工具”与“人为”、“法治”与“伦理”,提升城市数字治理的服务水平、协同水平和规范水平的优化策略。

新时代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的形成与理论创新

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城市发展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城市现代管理体系建设进行了艰难而曲折的探索。改革开放后,城市管理由政府一元化管控模式向以政府为主的多元化管理模式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管理转变为城市治理,现代城市治理体系基本形成并日益完善,城市治理能力也日趋现代化。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人民城市理念和“全周期管理”理念等创新理论。新时代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具有新特点,一是从顶层设计到贯穿基层社会,二是系统性与协调性相结合,三是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智慧城市治理体系。

城乡融合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秩序变迁及重建的实践逻辑

城乡融合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秩序变迁的多元动力机制及多样实践样态,使得村落共同体秩序重建呈现出过渡性、动态性、复合性等实践特征。本研究基于新发展社会学理论启示,构建内生力、政府力、市场力三维一体分析框架,以贵州省H市S镇L村为例,从生产生计、社会生活、文化习俗、村落治理四个维度系统阐释村落共同体秩序变迁及重建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居住空间集聚化和社会空间社区化转型过程中,伴随着生计结构、治理模式、社会关系以及文化心理等不同维度的嬗变和重塑。新发展社会学视角下的村落共同体秩序重建,是内生力、政府力和社会力等多元主体辩证互构的过程,其实践形态表现为经济共同体、生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治理共同体“四体同构”的动态实践;其间涉及生计方式、组织结构、治理模式及文化心理等不同维度的动态演化,势必会引发价值冲突、利益博弈甚至社会稳定风险。

创新空间导向的城市更新基本特征与行动逻辑解析——以南京市“城市硅巷”项目为例

以南京市中心城区45个“城市硅巷”更新项目为例,研究创新空间导向城市更新的基本特征与行动逻辑。结果表明:(1)通过“地方国资平台主导”“社会资本主导”“多元主体合作”等治理方式,更新形成以科技创新产业为主的混合功能园区。(2)依据更新前空间资产权属因素,可以区分为市场主体权属类(Ⅰ类)和非市场主体权属类(Ⅱ类)两类项目。前者总体运作逻辑是产权主体盘活资产的意愿较为强烈,社会资本参与程度高。后者总体运作逻辑是产权主体对于存量空间资产的处置相对谨慎,主要选择自主或与地方国资平台合作的方式更新,社会资本参与程度低。

城市社区去行政化改革的事物、职能和组织维度

近年来,去行政化一直是基层治理改革的主题。部分地方政府探索了“居站分设”“撤街强社”等模式,但由于缺乏综合性,单一线索的改革难免陷入困境。现有文献从国家社会关系和社区职能分类等视角探索去行政化改革,但由于未能全面纳入社区治理的影响因素,因而和社区治理实践存在一定的脱节。在利用事物、职能和组织逻辑的框架透视改革历程后发现,缺乏彼此配合的单一逻辑改革效果有限。住房制度改革和物业服务的市场化开辟了行政控制外的新空间,却面临业主组织支撑力度不强的难题。职能分类和准入制为社区去行政化提供了前提,但缺少组织关系改革的配合,行政性事项仍然会渗透组织边界进入居民委员会。居站分离改革为去行政化提供了组织依托,但由于缺乏系统性思维而出现了分殊。三重逻辑框架和对改革历程的分析启示,未来的去行政化要避免单一逻辑的事物职能改革或者组织改革,坚持“事物职能分类、居站分离和培育居民自治”三策并举的复合型改革,继续梳理制定社区事物职能分类目录,结合目录清单改革城市的社区居站关系,聚焦相关利益和治理环节培育居民委员会自治能力。

农牧交错区农牧民城镇化意愿及影响因素差异化研究--基于资源禀赋与主体认知视角

剖析农牧户城镇化意愿影响机制对农牧交错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基于资源禀赋与主体认知视角,对兴安盟突泉镇农牧户入户调查并采用二元Logistics模型分析农牧户城镇化意愿及影响因素差异性。研究发现:牧户城镇化意愿远低于农户,影响农牧户城镇化意愿的因素不尽相同,除年龄、政策了解度、人均年收入、宅基地用途等共同因素外,农户城镇化意愿另受地形位指数、人均耕地面积、再就业效益信心显著影响,牧户城镇化意愿另受距河流、镇区与草地距离、基础设施与社会保障满意度、住宅补偿与医疗保障效益信心显著影响。研究农牧户城镇化意愿影响动因并提出城镇化政策建议,可为加快农牧交错区城镇化提供路径参考。

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现实选择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是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举措,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城乡间部分要素的单向流动问题仍有优化空间,实现要素双向流动的目标依旧任重道远。当前,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在人口、资金、生态和公共服务要素流动中还存在一定困境,未来,将“以人才为中心”“以金融为动力”“以生态为切入口”“以公共服务为基点”,破解城乡要素流动困境、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概念辨析、现实困境和突破路径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必然之举。新型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逻辑关系,工业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之源、农业现代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础和支撑、信息化是城镇化的实现途径与重要手段。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着人口规模巨大、区域间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群体间收入水平差异较大、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相对落后、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短板等现实困境。要想更好发挥新型城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作用,在突破路径上需要进一步促进城市群与县域城镇化发展,深度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同步建设美丽城市与美丽乡村,完善县域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加快城市现代化转型。

城乡融合视角下乡村民宿助力乡村振兴的逻辑框架与机制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全面振兴行动推进的必然趋势。乡村民宿作为城乡融合产业有助于推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和重塑新型城乡关系。以城乡融合视角切入,结合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构建乡村民宿助力乡村振兴的逻辑框架。结果表明:(1)乡村民宿作为城乡融合产业,通过协调内外既驱动在地化发展激活乡村内源动力,又承接城乡互动强化乡村外源动力,协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践;(2)结合典型案例的验证分析,发现乡村民宿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乡村资源分散、主体单一、空间混乱及城乡融合受限等问题;(3)围绕多重要素整合、组织结构更新、功能关系重构和系统协同作用等多层次内容构建了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民宿助力乡村振兴的机制路径,有助于为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和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参考借鉴。

新时代“胆剑精神”与绍兴城市形象塑造

“胆剑精神”是绍兴城市精神的标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质和丰富的内涵意蕴,并随着时代发展演进不断注入新的内涵,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胆剑精神”与绍兴城市形象塑造密切关联,具有内在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和现实逻辑。在绍兴迈向更高质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需要大力弘扬以新时代“胆剑精神”为核心的城市精神,凝心铸魂激活内生发展动力,系统规划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为绍兴实施“五创图强、四进争先”,勇闯“中国式现代化的市域实践新路子”提供不竭的精神力量。

论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的出场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有着丰富的城市思想,但并没有创立系统的城市哲学理论体系。究其原因,他们认为城市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所差异,要研究城市和城乡关系,就必须把它们置入到内在生产方式这一整个社会运行的背景下来分析。而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特质和当代城市发展所凸显的问题与矛盾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理论的当代出场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对这一理论的系统建构需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根基、紧密结合当代城市发展状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旨趣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