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基本生活需要”是社会政策规划设计中必须厘清的基本概念。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在理论和实务界,对“基本生活需要”的理解至今未达成基本共识,甚至在某些政策设计中明显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本文是中国城市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研究报告的导论,共分三部分。首先,就“基本生活需求”研究的政策意涵,尤其是该概念与社会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及其他相关制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旨在强调此项研究的重要性与实践意义。其次,对“基本生活需要”在反贫困研究中存在的某些认识上的误区进行了分析,旨在提醒社会政策策划和设计过程中误读“基本生活需要”可能产生的危害性。最后,结合作者的以往研究,借鉴澳大利亚的“预算标准法”,尝试提出了一个研究中国城市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可操作的分析框架。

建立以“保基本”为目标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筹资增长机制研究

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筹资来源由个人缴费、政府补贴和集体补助构成,居民个人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筹资的主体。研究发现,目前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筹资机制采用的个人定额缴费制,缺少必要的缴费增长机制,存在缴费水平低、待遇保障水平低等问题,无法满足城乡居民老年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应建立以"保基本"为目标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筹资增长机制,改变个人定额缴费,采取个人按收入一定比例进行缴费的方式。在确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待遇目标的基础上,对缴费基数、个人缴费比例等进行了测算,并给出相关结论;同时提出要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的筹资功能和完善政府的补贴政策,以形成"保基本"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筹资增长机制。

生产性服务业对城市低保对象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本文以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例,在界定生产性服务业的基础上,运用城市低保对象的就业弹性和投入产出方法对北京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面向城市低保对象的就业吸纳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其直接就业效应与间接就业效应,并从结构偏离度的角度衡量了生产性服务业面向城市低保对象这个特定对象的就业增长空间。对于如何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提高城市低保对象就业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养老的局部替代研究——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为例

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主的社会养老与依靠代际支持的家庭养老共同构成了我国现阶段主要的养老模式,两者深刻地影响着老年人的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然而,由于两者分属不同的层次,在内涵和着重点上存在巨大差异。那么在两者的互动过程中,家庭代际支持是否会因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介入而在内容和实质上发生改变?老年人的总福利又会发生何种改变?为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参照社会支持理论将家庭代际支持划分为子女的经济支持、劳动支持和精神支持,利用控制内生性的断点回归方法,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为例识别了社会养老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研究发现,旨在提升老年人福利水平的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却产生了一种意料之外的反作用:子女的非经济性支持因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介入而发生显著弱化,在家庭外部照料制度长期缺位的情况下,这一结果影响了老年人总体福利的获得。具体来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呈现出了"局部化"的差异性特征:社会养老保险并未对外显化的子女经济支持产生显著影响,但是显著"挤出"了子女对老年人的劳动支持与精神支持,且对于城市老年人群体而言,这一现象更为敏感和显著。由此可见,在当前家庭居住分离化、家庭结构核心化以及家庭成员就业普遍化的背景下,照料资源的短缺促使子女更愿意以经济赠与的方式来表达对父母的养老支持。"经济面向"的社会养老保险不仅不能提供非经济性的资源支持,而且影响了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状态和代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老年人在照料资源获取上的"真空"现象。进一步分析来看,家庭作为联系国家资源配置与个体需求的重要中介,为老年人提供了与社会养老不同含义的福利内容,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中缺乏对家庭角色的重视是造成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基于此,本研究从老年人总福利获得的框架出发,提出加大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账户的补贴力度、支持家庭能力建设、拓展照料资源的社会化供给等政策建议,以期提高老年人的生活福祉。

“主动低保”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身份化”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下简称"城市低保制度")是维护我国社会和谐稳定,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它建立的初衷是保障城市贫困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但随着制度的不断演进与扩展,各种非预期后果也纷至沓来,其中,"主动低保"成为了各界讨论的焦点。"主动低保"是在"城市低保制度"发展过程中异化而来的一种非正常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复杂,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身份化"(以下简称低保"身份化")无疑是这一现象的"助推器",在某些地区甚至成为了诱发"主动低保"现象的的主要原因。

试点城市医疗救助的效果分析

目的分析城市医疗救助试点工作的效果,为进一步完善相关医疗救助政策提供依据。方法在分层抽样的基础上对1116名低保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比较医疗救助前后卫生服务利用、疾病经济负担等指标的变化情况,分析城市医疗救助工作的效果。结果救助开展前后就诊率、患病的处理方式、有病未就医现象的比较,差别有显著性(P<0.01)。结论城市医疗救助在一定程度上使低保人群的家庭抗疾病风险能力得到提高,疾病经济负担得到缓解,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低保中“骗保”现象的原因及对策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缓解城市居民贫困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近年来,随着“低保”工作的深入,也出现了不良现象,即“骗保”、“假低保”现象。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与低保制度的完善、低保对象的确定、低保者的信用度和低保者的文化技能有关;解决这一问题需进一步建立完善的低保制度,加强低保工作力量,通过对低保者培训和学习,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就业者。

安徽城乡低保救助队伍建设现状及问题研究

经过近14年的努力,安徽城乡低保工作初步实现了制度化与规范化,但城乡低保救助队伍建设明显滞后,这严重阻碍安徽城乡低保工作质量进一步提升。在实证调研及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概述安徽城乡低保救助队伍建设现状,认为目前安徽城乡低保救助队伍建设主要面临专职人员不足、年龄结构偏大、吸引人才难等三大问题,并分析其形成原因,提出相应对策。

社会流动视角下的城市底层生存与低保制度调适——基于湛江的实证调查分析

湛江的多社区社会调查显示,城市低保对象处于生存边缘和发展边缘,存在社会支持网络狭小、信息路径闭合、生活态度钝化和代际继承效应增强等现象,难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现行的城市低保制度可迈向有助于低保对象社会流动的发展型制度。

天津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保障能力与调整机制探讨

我国要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的关键是贫困人口整体脱贫,城市脱贫也是脱贫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在客观描述天津城镇低保标准现状的基础上,运用相关统计指标分析了现行低保标准的保障能力,其次借助ELES模型测算天津市低保标准五个层次的理论值并与现行低保标准进行比较,发现天津市现行城市低保标准普遍明显低于ELES模型测算出的多层次城市低保标准的理论值,得出现行低保标准尚不能满足低收入群体多元化需求的结论。运用城市低保标准的调整比例,得出天津市低保标准的可调整区间,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分析

以2005年的统计数据为主要依据,通过测算及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对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进行了分析,目的在于廓清人们对中国目前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认识。综合分析表明,尽管在制度设计和具体实施中仍存在缺陷和问题,但保障水平过高肯定不是当前低保制度面临的问题,对低保“养懒汉”的抨击也是一种片面的夸大。

京、沪、穗居民医保与医疗救助政策比较研究

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城镇公费医疗与劳保医疗制度走到了尽头，于1990年代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所取代。然而职工医保并不是一项囊括全体城镇人口的普遍社会保险，并未覆盖数量庞大的城镇失业与无业人群，而此类群体恰恰构成了中国城镇贫困人口的最主要部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城镇中最需要医疗救济的群体反而最缺乏政策保障，这种不合理的缺位直到2007年前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城市医疗救助制度逐步成型后方才得到初步缓解。本文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居民医保与医疗救助政策作比较研究，以此探讨中国新时期城镇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内在逻辑。

温州地区低保对象的社会支持和应付方式特征的病例对照研究

目的:了解温州地区低保人群的社会支持和应付方式特征。方法:随机抽取温州市155户低保户中的155位成人为低保组,与同社区按照同性别、年龄(±3岁)匹配原则选择非低保户中的155位成人为非低保组,两组对象均完成一般情况问卷、社会支持和应付方式问卷。结果:低保组的主观社会支持、客观社会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社会支持总分、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均显著低于非低保组(-3.66≥t≥-9.69,P<0.001)。结论:低保对象的社会支持和应付方式均比非低保对象差,需要给予更多的社会支持和帮助改善其不良应付方式。

城市低保支付水平的影响因素

基于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地方政府在低保支付决策中能否践行与收入增长相挂钩的"科学性原则",还是仅遵循与财政能力相关的"现实性原则"。结果显示:地方财政预算约束与中央财政投入对城市低保支付水平均具有显著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城市低保标准尽管也产生了独立的正向影响,但城市低保标准上升速度显著慢于人均收入增速。基于此,认为在加大中央低保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应推动低保标准制定权向中央政府层面回收与集中,以确保城市低保支付水平得到实质性提升。

制度变迁视角下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一体化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按照城乡“二元”结构建立了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开放后,我国又逐渐构建起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进入21世纪,各地在对三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探索中又形成了东莞、苏州、神木等不同模式。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社会保险法》并没有规定三保合一的目标和实现路径。2016年在全国范围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被整合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了二保合一。而在全国范围内不区分地域和职业进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统筹,并实行全民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至今还没有实现。但是,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不到40周岁,而200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70周岁,这一成就的取得与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确立有密切关系。由此可见,我国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没有按照英、德等国的一体化制度进行设计,而是先区分城乡和职业分别构建了不同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而后在地方探索的基础上逐渐整合相关制度,认识其合理性和正当性需要从制度变迁视角去进行分析。